明清时期,大运河是国家生命线,江南的漕粮、税银、百货都要靠它运到北京。据《大明会典》和《清朝漕运全书》记载,明朝中后期每年北运漕粮定额400万担,换算成现在就是4亿8000万斤。常年服役的漕船超过1万艘,直接参与运输的舵工、水手、纤夫,加上维护河道的役夫,清朝高峰期有几十万之众。上万条漕船首尾相连,从杭州到通州,场面壮观,可驱动船队的是水手们的肌肉和汗水。清代学者包世臣在《安吴四种》里写得明白,漕船之苦首在挽运,逆水而上日行不过二三十里,遇浅要盘坝换船,遇闸得等十几天。夏天湿热交侵,冬天冰雪冻裂,白天撑篙拉纤,晚上守船防盗,精力消耗不是寻常力役可比。运河沿线水网密,湿气重,水手容易得关节炎、风湿病,这时候酒成了刚需——不是享受,是续命神器。
要论水手们的续命酒,非京口酒莫属。京口是现在的江苏镇江,正处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的咽喉,是漕粮北运的枢纽。清代《镇江志》说,京口酒是糯米酿的低度黄酒,口感醇厚带甜,价格极低,还能祛湿避瘴、舒筋活血,简直是为水手量身定做的。清代笔记《北河纪闻》里记着,水手们到闸坝守候或夜泊野岸,必沽酒痛饮,不是为了醉,是借酒驱寒湿、解劳乏,喝到微醺就一起唱歌,忘了眼前的苦。这酒还是社交硬通货,水手来自天南海北,酒桌能让陌生面孔变熟悉,紧绷的神经放松,团队凝聚力就在推杯换盏里形成。
京口酒的销量吓人。乾隆年间常年运行的漕船有1万艘,每船就算10个水手,一半人每天喝半斤,一天就是25000斤,漕运期8个月就是600万斤——这还只是保守数。镇江的酿酒作坊日夜生产,用专门的酒船或捎带货船沿运河北上,在淮安、济宁、临清、天津这些码头销售,形成固定酒市。清代《淮安府志》说河下镇多酒坊供漕艘所需,济宁更是酒肆遍河干,舟人沽饮如市。这酒早成了水手跑船成本里的固定项,就算雍正年间官府禁过酗酒争斗,可需求在那摆着,根本管不住。
乾隆年间,16岁的张拙是高邮穷苦水手,脚夫出身,某天拉肚子钻进镇江小树林,踩出一包金银。换别人早拿钱跑路,可他觉得钱烫手,守了两个时辰等失主——李员外的管家找过来时,钱分文没动。他拒绝酬金,只求进李府干杂活。进了李府,他白天干三个人的活,晚上借烛光学认字。一次查账,他发现三文钱误差,翻了三天底单查出问题,这让李员外彻底信任他,把银饭盒赏给他。后来他负责押运,遇到江面起风,别人急着赶路,他坚持靠岸避风险,结果别的船翻了,他的货毫发无损。再后来他创立“拙记”商号,设立“船员银”——船工病了有养银,残了有安家银,死了家属有抚养银。这招让所有船工把“拙记”的货当命护,哪怕运费贵两成,客商也愿意找他,因为稳。晚年他隐居扬州种菜,墙上贴“起心无邪,行事有度”,说那包金银要是拿了,这辈子心里都长草,睡不踏实。
其实水手们的日子远没张拙逆袭后那么好过。他们大多来自山东至江苏运河沿线州县,成分复杂,都是被其他职业排挤的散民、贫民。根据《漕运则例》,雍正年间水手身工款一两五钱到二两,嘉庆五年加后也才3两,根本不够活。为了互相帮助,他们拉帮结派,每帮漕船少则二十艘,多则七八十艘,叫漕帮或船帮。可就算结帮,还是有不少人犯罪——抢劫民船、勒索身工银、运输私货、帮派械斗,这些事时有发生。可他们的结帮也不全是为了犯罪,顺治后期运丁负担重,卫所屯地丧失,水手们建庵堂,回空时提供住宿、饭食,甚至诉讼费用,也算互相兜底。
到了清末,海运越来越方便,铁路也修起来,大运河地位一落千丈。漕运停了,靠运河吃饭的几十万水手散了,京口酒没了最大的主顾,从风靡运河的硬通货变成镇江本地特产。现在去镇江,有些老字号还能找到京口酒,可那股支撑水手走南闯北的江湖气和辛酸味,再也尝不出来了。运河上的拉纤号子声早没了,那段靠肌肉、汗水和一碗酒硬扛的日子,也埋进了历史里。创作视角: 历史纪实
标题: 漕运水手的京口酒与江湖生存
内容: 明清时期,大运河是国家生命线,江南的漕粮、税银、百货都要靠它运到北京。据《大明会典》和《清朝漕运全书》记载,明朝中后期每年北运漕粮定额400万担,换算成现在就是4亿8000万斤。常年服役的漕船超过1万艘,直接参与运输的舵工、水手、纤夫,加上维护河道的役夫,清朝高峰期有几十万之众。上万条漕船首尾相连,从杭州到通州,场面壮观,可驱动船队的是水手们的肌肉和汗水。清代学者包世臣在《安吴四种》里写得明白,漕船之苦首在挽运,逆水而上日行不过二三十里,遇浅要盘坝换船,遇闸得等十几天。夏天湿热交侵,冬天冰雪冻裂,白天撑篙拉纤,晚上守船防盗,精力消耗不是寻常力役可比。运河沿线水网密,湿气重,水手容易得关节炎、风湿病,这时候酒成了刚需——不是享受,是续命神器。
要论水手们的续命酒,非京口酒莫属。京口是现在的江苏镇江,正处大运河与长江交汇的咽喉,是漕粮北运的枢纽。清代《镇江志》说,京口酒是糯米酿的低度黄酒,口感醇厚带甜,价格极低,还能祛湿避瘴、舒筋活血,简直是为水手量身定做的。清代笔记《北河纪闻》里记着,水手们到闸坝守候或夜泊野岸,必沽酒痛饮,不是为了醉,是借酒驱寒湿、解劳乏,喝到微醺就一起唱歌,忘了眼前的苦。这酒还是社交硬通货,水手来自天南海北,酒桌能让陌生面孔变熟悉,紧绷的神经放松,团队凝聚力就在推杯换盏里形成。
京口酒的销量吓人。乾隆年间常年运行的漕船有1万艘,每船就算10个水手,一半人每天喝半斤,一天就是25000斤,漕运期8个月就是600万斤——这还只是保守数。镇江的酿酒作坊日夜生产,用专门的酒船或捎带货船沿运河北上,在淮安、济宁、临清、天津这些码头销售,形成固定酒市。清代《淮安府志》说河下镇多酒坊供漕艘所需,济宁更是酒肆遍河干,舟人沽饮如市。这酒早成了水手跑船成本里的固定项,就算雍正年间官府禁过酗酒争斗,可需求在那摆着,根本管不住。
乾隆年间,16岁的张拙是高邮穷苦水手,脚夫出身,某天拉肚子钻进镇江小树林,踩出一包金银。换别人早拿钱跑路,可他觉得钱烫手,守了两个时辰等失主——李员外的管家找过来时,钱分文没动。他拒绝酬金,只求进李府干杂活。进了李府,他白天干三个人的活,晚上借烛光学认字。一次查账,他发现三文钱误差,翻了三天底单查出问题,这让李员外彻底信任他,把银饭盒赏给他。后来他负责押运,遇到江面起风,别人急着赶路,他坚持靠岸避风险,结果别的船翻了,他的货毫发无损。再后来他创立“拙记”商号,设立“船员银”——船工病了有养银,残了有安家银,死了家属有抚养银。这招让所有船工把“拙记”的货当命护,哪怕运费贵两成,客商也愿意找他,因为稳。晚年他隐居扬州种菜,墙上贴“起心无邪,行事有度”,说那包金银要是拿了,这辈子心里都长草,睡不踏实。
其实水手们的日子远没张拙逆袭后那么好过。他们大多来自山东至江苏运河沿线州县,成分复杂,都是被其他职业排挤的散民、贫民。根据《漕运则例》,雍正年间水手身工款一两五钱到二两,嘉庆五年加后也才3两,根本不够活。为了互相帮助,他们拉帮结派,每帮漕船少则二十艘,多则七八十艘,叫漕帮或船帮。可就算结帮,还是有不少人犯罪——抢劫民船、勒索身工银、运输私货、帮派械斗,这些事时有发生。可他们的结帮也不全是为了犯罪,顺治后期运丁负担重,卫所屯地丧失,水手们建庵堂,回空时提供住宿、饭食,甚至诉讼费用,也算互相兜底。
到了清末,海运越来越方便,铁路也修起来,大运河地位一落千丈。漕运停了,靠运河吃饭的几十万水手散了,京口酒没了最大的主顾,从风靡运河的硬通货变成镇江本地特产。现在去镇江,有些老字号还能找到京口酒,可那股支撑水手走南闯北的江湖气和辛酸味,再也尝不出来了。运河上的拉纤号子声早没了,那段靠肌肉、汗水和一碗酒硬扛的日子,也埋进了历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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