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判决来得实在太晚，足足拖了五十四个春秋。
纸上写的没几行字，意思却重若千钧：承认1931年死在鄂西北的龚春林，是被冤杀的，名誉给恢复了，还得按照因公牺牲来对待。
哪怕时光倒流，回到1931年9月那个乱糟糟的晚上，在谷城县盛康镇开的那场碰头会上，想置龚春林于死地的人，腰杆子挺得直直的——理由就三条：身上有土匪味儿、管不住、不听上级招呼。
说来更叫人心酸，这龚春林哪是外人啊。
他给贺龙当过警卫排长，那是贺老总亲手挑出来留在鄂西北的一颗“火种”。
昨天还是贺龙的心腹爱将，转眼就被自己人当成祸害给毙了，这中间，满打满算也就四个月。
这短短百来天，到底出了啥岔子？
抛开那些大道理不谈，单看当时的局势和人心，这就是个“外来户”和“坐地户”合不来的烂摊子。
在那种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日子里，为了队伍所谓的“纯粹”，代价实在太惨重。
话还得从1931年4月往回以此。
那阵子，贺龙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
带着红三军（也就是原来的红二军团）想在荆门、当阳、远安这一带立足，谁知一脚踢到了铁板上。
当阳、荆门的守军像铁桶一样，远安又守不住，没办法，只能掉头往北，一头钻进了荆山大山沟里。
到了谷城薤山，贺龙总算能歇歇脚。
这地方有中共谷城县委书记高如松拉起来的一帮兄弟，虽说家底薄，到底是自家队伍。
眼瞅着5月中旬要往北打均县（也就是现在的丹江口），临拔营前，贺龙拍板定了个事：把身边的警卫排长龚春林留下。
这笔账，贺老总心里跟明镜似的：
谷城的游击队热情是有，可真打起仗来全是野路子。
高如松搞宣传是一把好手，但带兵打仗还得靠硬茬子来撑场面。
龚春林这小伙子年轻、腿脚利索、下手狠，更关键的是，这是自己身边带出来的人，政治上绝对信得过。
把他派过去当参谋长，就是想把这支队伍往正规军的方向带。
龚春林起初是一百个不乐意。
想想也是，放着主力部队的排长不干，留在大山里带游击队，换谁心里都得有个疙瘩。
但在贺龙的一番劝说下，他还是硬着头皮接了令。
刚开始，事情的发展还真让贺龙说着了。
龚春林这一上任，立马拿出了正规军的架势。
手里没家伙？
他不张嘴要，直接领着人去抢土豪的。
紫金垭子口有个叫蔡子燕的恶霸，家里私藏了不少军火。
龚春林叫上帅本朝，干得那叫一个利索，连人带枪一锅端，搜出来十杆长枪，两把短枪，顺手还把那恶霸给收拾了。
这一下干得漂亮。
不光手里有了家伙，周边的那些土豪劣绅也吓破了胆，甚至有人为了保命，主动把枪送上门。
也就三个月功夫，薤山游击队像滚雪球一样涨到了三百多号人，手里也有一百多条枪。
到了8月15日，牌子也挂起来了——“薤山红军游击司令部”，这下算是正儿八经的红军了。
这时候的龚春林，威信高得很，仗打得顺手，队伍也带得像模像样。
按常理说，这就是板上钉钉的功臣。
可这世上的事儿就这样，越是顺当的时候，越容易出岔子。
8月底，风向变了。
负责湘鄂西苏区的夏曦来了封急电，语气硬邦邦的，催着红三军主力赶紧回洪湖。
贺龙心里虽有一百个不愿意，可军令在那摆着，只能带着大部队撤了。
大树一走，这鄂西北的天说变就变。
留下的这点家底虽然凑成了红25师，汤慕禹当师长，朱勉之做政委，可跟贺龙的主力比起来，那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这边主力刚走，敌人的围剿就开始了。
三个月搞了三次大动作，一回比一回凶。
在这种高压锅一样的环境里，龚春林的毛病也被放大了。
他和新调来的谷城县委书记李庭兰，那是针尖对麦芒，怎么也尿不到一个壶里。
李庭兰是读书人出身，学生党员，满肚子的理论，也是个倔脾气。
龚春林是大头兵出身，讲究实用，怎么顺手怎么来，行事作风带着股子野味。
在李庭兰和后来红25师领导眼里，龚春林那种“打土豪、杀恶霸”的手段，如果不加紧管管，早晚得滑成流寇和土匪。
这两边的积怨，就这么一天天攒下来了。
彻底点着火药桶的，是一场打砸了的仗。
9月底，红25师师长汤慕禹想打个翻身仗，盯上了谷城县城。
他把龚春林的游击队叫来帮忙，想来个“瓮中捉鳖”。
龚春林也没含糊，带着人就冲上去了。
结果这仗打得一塌糊涂。
折腾了一宿，就干掉十几个敌人，城没进去，反倒把敌人的援兵招来了。
没办法，红军只能退到盛康镇。
敌人追到了河对面，两边隔着南河大眼瞪小眼。
就在这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红25师师部和谷城县委，在盛康镇开了个碰头会。
屋里的气氛比外头打仗还冷。
政委朱勉之拍了桌子，抛出一个吓人的决定：撤了龚春林的职，抓起来办了。
罪名现成的三条：不听党的话、骚扰贫苦百姓、乱杀人。
说白了就一句：这队伍要变质，必须得清洗。
听到这信儿，刚从外地赶回来的前任书记高如松急得直跺脚。
高如松太了解龚春林了。
他知道这人虽然脾气臭点、手段黑点，可那是为了打胜仗，心是红的啊。
高如松想保人，出了个主意：“你们要是嫌他不听话，派个厉害的政委去盯着；或者干脆给他个名头，让他单干，去别处打游击自生自灭，别杀头啊。”
这法子其实挺靠谱。
正在用人的时候，留个能打仗的，哪怕让他戴罪立功也是好的。
可朱勉之那是铁了心，冷冰冰回了一句：“会都开完了，定了的事不能改。”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挺吓人：在那种随时可能掉脑袋的环境里，组织对内部“异类”是半点沙子都容不下。
在他们看来，一支不听招呼的武装，比对岸的敌人还可怕。
与其留着他捣乱，不如彻底清除，图个清净。
第二天一早，龚春林和几个大队长的枪被下了，人被五花大绑。
那会儿，河对面的敌人正咋呼着往过冲呢。
指挥部连个像样的审判都没工夫搞。
几个大队长当场就毙了。
职务最高的龚春林，被押回了薤山根据地。
就在他自己亲手建起来的根据地，在指挥部门口的那个水塘边上，这颗脑袋落地了。
跟他一起被“清理”的，还有那支部队的番号——“薤山红军游击司令部”变成了“游击大队”，当官的全换成了红25师派来的人。
那个想保他的高如松，那是彻底凉了心，主席也不当了，就要个副职挂着。
这事在当时也没激起多大浪花。
毕竟仗打得太紧，每个人都在鬼门关上转悠。
没过多久，那位非要“纯洁队伍”的李庭兰书记，也在战场上送了命。
所有的恩怨情仇，都被埋进了荆山的战火堆里。
回过头看这段往事，你会发现这不光是个人的倒霉事，更是决策模式上的悲剧。
贺龙用他，是看中他能打；后来人杀他，是怕他太野。
起家的时候，组织需要这种敢冲敢杀的野路子，龚春林是个宝；可到了要整合的时候，特别是外头压力大的时候，组织最先要的是“听指挥”。
一旦你的“野”被认定威胁到了指挥权，那把刀就会毫不留情地砍下来。
直到1985年，调查组把能找到的老人都访遍了，档案都翻烂了，才给了个迟到的说法：龚春林是好同志，当年的罪名，全是瞎扯。
可惜啊，遗憾还是留下了。
哪怕是翻遍了史料，至今也没查出来龚春林家到底是哪的。
有人猜是仙桃，有人说是洪湖，也有说是监利。
大家只知道他是在洪湖参加的革命，给贺龙当过警卫员，在鄂西北的大山里拉起过一支红军队伍。
他就像划过夜空的一道火光，亮了一下，就被黑暗吞没了，连个籍贯都没留下。
江水滚滚东流，淘尽了多少英雄。
这世上，真有过这么个热血后生，来过，拼过，也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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