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19日傍晚，湘西细雨刚停，桑植老石桥边传来阵阵脚步声，灰色呢大衣包裹着一位七旬老者——廖汉生。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围上来，有人一眼认出这位昔日红二方面军的政委，激动得说不出话。
“乡亲们好，我是桥自湾那个廖汉生。”他用方言打了招呼，声音有点哽咽。四十四年没回家，他先后参加长征、西南剿匪、抗美援朝，脚步遍布大半个中国，却始终没有回过桑植。原因很简单：当年同他一道出发的十几名青年全部牺牲，只剩他一人，心里沉甸甸，迟迟不敢面对故土。
劝他回乡的是家人。夫人白林、儿子廖建军甚至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坚持自费，不动公家一分钱。廖汉生终于松口，行前特意邀请了一个特殊的同行者——贺龙元帅的次女贺晓明。一路自南京，经南昌、长沙、常德，才在深山褶皱间抵达桑植。
第二天上午，县城百货公司门口的十字路口被热情挤满。老将军忽然把贺晓明轻轻拉到身前，抬手指着她问乡亲：“像不像她爸爸？”“像！”人群的回答洪亮，姑娘脸上泛起泪光。对这一声回答，廖汉生等了整整三十年。
外人只知道廖、贺同是湘西子弟，却未必清楚，两家不仅是战友还是亲戚。早年贺龙看中廖家读书人多，请廖汉生的父亲廖兰湘到部队教书；后来又把侄女肖艮艮嫁给廖汉生，一纸婚书在枪林弹雨里显得特别单纯。遗憾的是，夫妻俩随军转战多年后失散，直到抗战胜利才重新联系上。
真正的家门没急着回，6月20日一早，廖汉生先去了烈士陵园。花岗石墙上密密麻麻刻着名字，他一边看，一边纠正：“贺桂如的‘如’写错了，王炳南的‘炳’该带火旁。”工作人员听得目瞪口呆——七十多岁的记忆仍然清楚得可怕。
桑植县曾有十万人口，却走出两万红军；贺氏家族可查烈士二千零五十人。贺龙堂嫂陈桂英盼儿子贺桂如归来，等的是一张再也寄不出的书信；堂弟贺锦斋写下“黑夜茫茫风雨狂”，最终倒在铁与火的包围圈；胞妹贺戊妹与姐姐贺英同日牺牲，只留下最后一句嘱托：“要听党的话。”
这些名字像烙印一样刻在廖汉生心里。也正是这些牺牲，让他一直不敢回乡。他曾对同事说，“我怕见到那些母亲、那些坟头。”然而，当真正站在陵园，他只是默默敬礼，又转身快步走开。
6月21日，他来到洪家关贺龙故居。看着陈列柜里褪色的照片，他指着一张女游击队员的像片说：“那是贺五姐，字又写错了。”语气平静，却透着不容置疑。陪同人员赶紧记录修改。
下午，车子顺着山路抵桥自湾。老房子早已翻新，女儿廖春莲抱着外孙迎出来，想拉父亲多坐一会儿。他却只喝了两碗井水，语速极快地叮嘱：“安心务农，别向国家伸手。”说完便匆匆离开。有人不解，这么多年不见，为何停留不到两小时？熟悉他的人知道，老将军怕情绪上来收不住，也不想让女儿在乡亲面前有任何特殊化。
回乡第一站是陵园，最后一站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刘家坪。木门、泥墙、篝火灶，几乎保持着1935年的模样。廖汉生在门槛前站定，久久没动，随行干部低声提醒时间，他没回应，只掏出纸笔，写下十二个字：二万赤子去，一腔热血留天下。
1979年这次返乡打开了闸门。1984年、1986年、1993年，他又三次回到桑植，每一次都把注意力放在道路、电站、学校。有人汇报桑慈公路的预算，他当场算账：“一年省七十万运费，值！”随后拍板：“先修县内段，其余我去省里说。”公路一年后通车，山里头的粮食第一次不用靠肩挑背驮就能出得去。
1993年春，八十二岁的老将写成《八二抒怀》：“五十四年着戎装，参政又是十年忙……今日清居何所志，永葆本色晚节香。”诗句没有怀旧的矫情，只有对自己纪律的再次提醒。
桑植山高路远，清江水仍在脚下流淌。那声“像！”成了许多人记忆里的回声，也见证了一代人对家乡、对战友、对信仰的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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