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9日，武汉的大智门车站里里外外站满了人。那天天气不算好，云层低垂，有点闷，可谁也顾不上擦汗。男女老少，学生工人，穿长衫的，穿短打的，都朝着一个方向望着。月台上搁着一具灵柩，盖着青天白日旗，静静的。那是王铭章。
王铭章是谁？四川新都人，川军122师师长，一个多月前在山东滕县战死了。死的时候，身边只剩十几个兵，城门破了，电台砸了，他拎着手枪从地下室冲出来，往县城中心的十字街口跑。那地方没遮没拦，子弹嗖嗖地飞，他知道去那儿就是送死，可他还是去了。他说过：“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守滕县的时候，他手里都是些什么兵？川军。出川那会儿，没人看得起他们，说这是中国“最糟糕的军队”。枪是老掉牙的“汉阳造”，甚至还有四川土作坊攒出来的“七九步枪”，打几发就卡壳。重武器谈不上，每人腰里别着两枚麻花手榴弹，也是土造的。刺刀质量太差，白刃战全靠一人一把大刀。就这样的家当，要扛住日军矶谷师团一万多人，七十多门大炮，四五十辆战车，还有天上嗡嗡乱叫的飞机。
王铭章没含糊。3月14号，鬼子攻上来了。打到17号下午，城墙上全是缺口，东关失守，南城墙也塌了。他给上头发电报求援，回电永远一句：“死守待援”。援军在哪儿？汤恩伯的部队就在不远处的临城，可就是不动。王铭章心里明镜似的：滕县是守不住了，但他这个人，得守住。
下午，他发完最后一封电报，下令把电台砸了。提着枪，带着十来个卫兵就上了街。转到电灯厂附近，西城门楼上的日军发现了他们，机枪哗地扫过来。王铭章身上顿时多了几个血窟窿，倒下去之前，他还撑着喊：“抵住！抵住！死守滕县！”卫兵要背他走，他推开，说：“你们快去同敌人拼吧，不要管我，我死在这里很痛快。”
这话，后来传遍了滕县，传遍了徐州，又传到了武汉。一个人知道自己要死了，还能说出“痛快”二字，这不是装腔作势，这是真把命交给了国家，交给脚下这块土地。
他死了，滕县还在打。城里三百多重伤的川军弟兄，不愿被俘，拉响手榴弹，集体殉国。零星部队躲进巷子，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枪声才彻底停息。五千多人的一二二师，几乎打光了。可他们也让日本人付出了四千多条命，更重要的是，他们把矶谷师团硬生生拖在滕县四天四夜。这四天，为台儿庄的布防赢得了时间；这四天，让一场原本可能崩溃的会战，等来了转机。
李宗仁后来写回忆录，说到滕县之战，笔头很重：“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作战任务，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仗打完了，王铭章的遗体却还在沦陷的滕县城里。副官李少坤带人偷偷摸回去找，几经周折，靠着红十字会的人和当地老百姓帮忙，才在西门外的尸堆里辨认出来——凭的是一枚成都天成亨金号打造的金袖扣，和一枚水晶私章。他们把遗体裹在高粱秆里，装作运柴火，混出了城。
一路辗转，到沛县，到徐州。李宗仁看见遗体，军装血肉模糊，肠子和泥土都混在一块，当场掉了泪。他脱下自己的上将军服，给王铭章换上，又跑去棺材铺，要给这位将军找一副好棺。棺材铺老板听说是殉国的王铭章，径直把他引到库房最里头，指着一副楠木大棺说：“这是祖传的‘棺中之王’，明朝清朝都没用上，今天，该给它找个主人了。”
灵柩从徐州运往武汉。5月9号那天，到了大智门车站。人，真是多。学生、工人、市民、兵士，上万的人，黑压压一片，没人组织，都是自己来的。国民政府办了公祭，中共中央的代表也来了，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都站在人群里。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联名送的那副挽联，就挂在灵堂正中：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字不多，但每一个字都像是拿血写出来的，掂在手里沉甸甸的。
那天的武汉，街巷间有种特别的安静。不是没人说话，而是所有的喧闹都沉到心底去了，化作一种很结实的东西。灵车从车站出来，往码头走，沿途的店铺住户，都在门口挂起王铭章的遗像，摆上香花果品。鞭炮声一阵接一阵，不是喜庆，是送行，是呐喊，是一种憋屈了太久之后终于能痛快哭出来的声音。
七万多人，三百多个团体，跟在灵车后面。队伍长得看不见头。这里面有多少人是背井离乡的难民？有多少人是拿着微薄薪水的工人？有多少人是手无寸铁的学生？他们未必完全懂得什么战略意义，但他们懂得什么叫“牺牲”，什么叫“为国而死”。王铭章和那几千川军弟兄，用最惨烈的方式，把这几个字刻在了每个人的心上。
川军，就这样洗刷了“二十年内战”的尘垢。他们穿着草鞋，背着破枪，走出夔门，然后死在了几千里外一座叫滕县的小城。他们没留下什么豪言壮语，最后留给世间的， 是一声手榴弹的巨响，或者一句“我死在这里很痛快”。
王铭章的灵柩后来运回了四川，葬在新都。198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历史绕了一个大圈，最终没有忘记他。
写到这里，我总觉得，有些东西是能穿过时间，直愣愣撞到人心上的。不是刀枪，不是勋章，是像王铭章这样的人，在绝境里选择“死在这里很痛快”的那种干脆。他是一个具体的中国人，有籍贯，有家庭，有牵挂，可他最终把这一切都放下了，换成了四个字：以身殉国。
武汉那天的万人迎灵，迎的不是一副棺木，迎的是一种气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最黑暗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证明它的脊梁没有断。王铭章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川军士兵，就是那根脊梁。
八十多年过去，我们再讲这个故事，不只是为了追忆。是想知道，那种“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的血性，今天还在不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身子里。当你说起“爱国”两个字的时候，它是不是还有温度，还有重量，还能让你在某个瞬间，热血奔涌，眼眶发烫。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只要还有人记得王铭章，记得滕县，记得那一年，有一群穿着草鞋的四川人，死守过一座山东的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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