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身普通，没有显赫的家室，长得也不怎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为了生活，大学还没有毕业她就进入了电子厂打暑假工，是个地地道道的厂妹儿。
但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的女子，却成为了西方世界的顶级名媛，先是嫁给了传媒大亨，然后又和英国首相亲密约会。
因为她的崛起一直都离不开形形色色的男人，所以不少人嘲讽她是“荡妇”，是新时代的“潘金莲”。
家庭普通、学历一般，按大多数人的轨迹，顶多是换个厂、嫁人、生孩子，整个人生被限定在一座工厂和一座城里。
她偏偏不甘心，唯一能抓住的突破口，就是那点在英语课堂练出来的语言优势。
1987年，她在广州英语角结识了来自美国的切瑞夫妇。
这对中产夫妻出于善意，帮她申请学生签证、做担保，还让她住进自家，和五岁女儿上下铺。
按普通剧情，这应该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故事开头。
1990年前后，切瑞太太发现丈夫和这个二十出头的中国女孩发生了关系。
男方53岁，比她大三十多岁。
短时间内，两人登记结婚。
婚姻持续时间非常“精准”，两年多一点，刚好跨过美国移民法规定的“与公民婚姻满两年，可转正式绿卡”的门槛。
等到绿卡、身份、在美立足的基础都到手，这段关系就迅速结束。
切瑞后来回忆，她离开时态度非常干脆，几乎没有情绪波动，留下的只是冷冰冰的一句“我不再需要你了”。
拿到身份只是第一步，很快就迎来了“第二级助推器”：戴维·沃尔夫。
这位年长的男友，帮她付了耶鲁大学MBA的高昂学费，给她提供了接触美国中产乃至上层人脉的机会。
在哈特福德读书期间，她通过这层关系结识了李宁夫妇，能陪同出席一些在当时还离普通中国人很远的体育和商业活动。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一段“命好，遇到贵人”的经历。
前两段感情，在她的设计里，就是拿身份、拿学历和人脉的“工具婚姻”和“投资关系”，感情如何不重要，能不能把她从一个打工女孩推上新的台阶才是关键。
她坐在新闻集团高管布鲁斯·丘吉尔旁边，不是缩在角落里看杂志，而是主动展示自己的简历、专业背景、对亚洲传媒市场的理解。
很多故事版本都在渲染她怎么“搭讪”“升舱”，细节已难考证，但有一点明确，飞机落地前，她已经拿下了Star TV的实习机会。
对一个刚拿到耶鲁MBA、还没有强大背景的亚洲女性来说，能进入默多克帝国哪怕是最边缘的一环，都是绝佳跳板。
在香港电视业务打拼期间，她并没满足于“高管身边的能干助手”定位。
1997年的香港酒会上，她以随行人员身份第一次被正式介绍给新闻集团老板鲁伯特·默多克。
此后几年，她在公司内部升迁明显加快，很快从普通员工变成能直接向高层汇报的执行人员。
真正让人瞠目的是1999年之后的操作。
那一年，默多克和陪伴他31年的第二任妻子安娜离婚，离婚协议里写明，财产主要由他们的成年子女继承，未来配偶原则上无权染指，除非“再婚对象能为他再生子女”。
安娜看准的是，这位68岁的老人刚做过前列腺癌手术，生育几乎不太可能，这样既报复了丈夫，又堵死了“小三”拿遗产的路。
2001年和2003年，两个女儿Grace和Chloe相继出生。
这样一来，她不仅拿到了“合法妻子”的位置，更是为两个孩子锁定了在家族信托中的席位。
几年后，当迪士尼以数百亿美元收购福克斯娱乐资产时，这两位女儿名下信托预估收益高达40亿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268亿。
很多人看到的是“两个小女孩的好运”，往前推十几年看的话，这是她在婚前、婚中对规则、对遗嘱、对医疗技术连环利用的结果。
期间那场2011年的英国议会“护夫一巴掌”，则巩固了她在默多克心中的位置。
窃听丑闻爆发后，老默多克被英国议会质询，现场局面一度失控，一名抗议者冲上前掀起剃须泡沫盘没人拦得住。
那一幕通过现场直播传遍全世界，一个黄皮肤女人在西方政治最严肃的听证现场，替这位老牌传媒大亨挡刀。
舆论焦点从此前的“贪财小三”转向“忠诚悍妻”，新闻集团股价也迎来短期提振。
对默多克来说，她从“潜在风险”变成了“在关键时刻有用的人”。
对她自己来说，这一掌是向外界证明：她不是只会算计的人，也敢在风口浪尖出手，给自己加筹码。
但从后续发展看，她显然并不打算按这种他人想象的轨迹走。
离婚协议给她留下的并不只是现金，还有实打实的房产组合。
北京景山一带价值上亿的四合院、纽约麦迪逊大道附近的豪宅等。
更重要的是，她在人脉和身份上的积累，已经足够支撑她以“独立女主人”的姿态重新布局。
离婚后的这些年，她频频出现在各种上流聚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合影、与马斯克的母亲梅耶同桌、与政商界高层合办活动。
还有关于她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各种传闻，真假难辨，但至少说明：她所处的社交半径，已经从“某个男人的身边”扩展为“多国精英的交集地”。
在感情生活上，她终于换了剧本，不再用“嫁给年长权贵”当工具，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选伴。
媒体拍到的对象，从英俊小提琴家查理·西姆，到比她小二十多岁的匈牙利男模贝托尔德，基本都符合年轻、外形出众的标准。
这种生活方式在传统眼光里很难得到好评，却恰恰反映了她早年的目标已经完成：身份不再需要靠男人来“升级”，反过来，男人成了她人生舞台上的装饰和调剂。
她手里的真正底牌，是两个女儿的信托、手中的股份、遍布纽约、伦敦、北京的房产，和一条横跨媒体、金融、政界的人脉网。
如何评价这样的人生道路，很难用简单的“好”或“坏”概括。
在她的世界观中，道德更像是一套束缚弱者的约定俗成，真正有效的是身份、资源、话语权。
一旦站到一定高度，她再也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喜欢与否，对她而言只是旁观者的情绪，而不是她做决策的变量。
不顾旁人眼光，只看结果好不好。至于这个结果值不值得，恐怕只能由她自己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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