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的重庆白公馆，空气里飘着霉味。
谢葆真躺在潮湿的木板床上，已经整整18天没吃东西了。
特务端来一碗米汤，铁勺刚碰到她嘴唇，她猛地偏头，一口咬住勺柄，“咔嚓”一声，木勺断成两截。
这个动作，后来被同监室的盛奇写进回忆录“像头被逼到墙角的母狮，眼里全是火”。
很多人知道她是杨虎城的夫人，却少有人知道，这个能在狱中硬刚特务的女人，年轻时就不是省油的灯。
1928年的西安，15岁的谢葆真已经是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带着女学生们举着“停止内战”的标语满街跑。
那会儿杨虎城刚打完败仗，躲在西安城里养伤，两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遇上了。
民国那会儿的将军夫人，大多是锦衣玉食的代名词。
但谢葆真偏不按剧本走。
结婚第二天，她就把陪嫁的首饰当了，换成传单和药品，跟着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跑前跑后，后来还自己办了本《西北妇女》月刊，每期印两千份，全是教女性读书识字、争取权益的内容。
这在当时，可比现在的独立女性还“敢”。
1937年南京沦陷，汉口成了临时避难所。
谢葆真在城郊找了间破棚屋，挂起“战时难童收容所”的牌子。
那会儿她刚生完孩子，奶水不够，就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给孩子们。
每个孩子脖子上都缝着块布条，上面是她亲笔写的姓名和家乡怕他们长大了，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好日子没过几年，1941年春天，坏消息来了：杨虎城被蒋介石软禁了。
谢葆真当时在重庆，听到消息二话不说，抱着最小的女儿，带着儿子就往贵阳赶。
从重庆到贵阳，几百里路，她愣是带着孩子徒步走，路上鞋磨破了，就赤着脚走；儿子脚冻裂了，她撕了棉袄里的棉絮裹上。
有特务劝她：“杨将军已经自身难保，你带着孩子何苦？”她回了句：“杨虎城是我丈夫，我不是他包袱，是跟他一起扛事的人。”
到了息烽玄天洞，日子更难熬。
戴笠派人来逼她离婚，说只要她签字，就能带着孩子出去。
谢葆真把笔扔在地上：“要杀要剐随便，想让我跟他划清界限，不可能！”后来被转到白公馆，特务看硬的不行来软的，送来绸缎衣服，她看都不看；送来肉包子，她让孩子扔到窗外。
她知道，这些都是糖衣炮弹，吃了就等于认怂。
1947年那次绝食，起因是特务克扣孩子们的口粮。
谢葆真找看守理论，反被骂“不知好歹”，她回到牢房，把自己的那份饭倒了：“孩子们吃不饱，我也不吃。”这一饿就是22天。
中间特务来撬牙灌汤，她拼命挣扎，把灌进去的汤全吐在特务脸上。
在牢里，她和杨虎城唯一的精神寄托，是秦腔。
杨虎城最爱唱《火焰驹》里的“三桩事细听分明”，每次唱到“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谢葆真就跟着小声和。
有次孩子问她：“娘，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她指着墙上透过铁窗照进来的光斑说：“等这些光斑连成线，就能回家了。”其实她心里清楚，这可能是哄孩子的话，但总得有个盼头不是？
1949年重庆解放那天，谢葆真疯了似的往戴公祠跑。
杨虎城已经遇害了，遗体被扔在荒草丛里，她跪在地上，用指甲一点点抠净丈夫脸上的泥土，手指磨出了血也不停。
后来有人问她当时在想什么，她半天没说话，最后道：“我在想，他说过要带我看新中国的，现在他看不着了，我得替他好好看。”
解放后，组织上安排她当陕西省妇联副主席，很多人介绍她时都说“这是杨虎城夫人”。
她每次都纠正：“我叫谢葆真，先是谢葆真，才是他的妻子。”在妇联那几年，她跑遍陕西的农村，办了两百多个扫盲班，还帮烈士家属解决工作。
有人劝她：“您是老革命，该享享清福了。”她摆摆手：“当年在牢里都没闲着，现在更不能歇。”
1963年她病重住院，临终前把孩子们叫到床边，从枕头下摸出个小布包，里面是半截咬断的勺柄和一片夹竹桃叶子。
“这勺柄，是咱家人的骨气；这叶子，是止园院子里的，你们记住，人活着，不能忘了根。”
现在说起西安事变，大家总先想到杨虎城，很少有人提到谢葆真。
但去西安止园看看，那几株夹竹桃每年都开得特别艳，像一团团火，或许就像她当年说的，有些东西，不是非要刻在纪念碑上才算不朽。
一个女人，能在乱世里守住自己的名字，守住心里的光，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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