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那边，国民党有个存放党史资料的地方，里头压着份陈年旧档，编号“环05038”。
落款日子是1924年1月17号，执笔的是周恩来。
至于收件的那位，名叫彭素民，那时候正管着国民党的总务，算是孙中山身边的大管家。
这故纸堆在海峡对岸躺了五十多年，前阵子才重见天日。
打眼一瞧，无非就是篇寻常的公务函，满篇都在说怎么定岗、怎么用人。
可明眼人要是拿这信的日子跟当年的局势细细比对，立马就能咂摸出一个不得了的“时间差”。
就在这打的时间差里，透着年轻时的周恩来那股子极其老辣的决断劲儿。
教科书上常讲，“国共合作”是从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开始的。
其实在欧洲那边，经周恩来一手操持，这事儿早就成了定局。
甚至比国内的步子还要快上半拍。
这事儿的源头，还得倒回到1923年的那个夏天。
那时候的法兰西，活跃着两拨咱中国的政治人马。
一拨是国民党。
领头的叫王京岐，浙江嵊县老乡，孙中山亲自点的将，让他管旅欧支部。
他手里攥着“正统”的大印，可有个死穴：兵微将寡，特别是缺年轻后生。
另一拨就是周恩来带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支队伍虽说手里没当时政府的那些个资源，却占着一样让王京岐眼馋得不行的优势：人多势众，而且组织纪律严明。
王京岐心里有着一本明细账。
旅欧青年团刚搭台子时才18号人，晃眼到了1923年，呼啦啦涨到了80多个。
这对孤悬海外、急着招兵买马的国民党旅欧支部来说，那就是块到了嘴边的“大肥肉”，哪有不馋的道理。
他想把这80多号人一口吞下，填进国民党的花名册里。
搁一般人身上，面对国民党这般招安，心里头肯定犯嘀咕：这不就是被吞并吗？
独立性还能保得住？
可周恩来的反应让人大跌眼镜。
他非但没躲，反倒大大方方地凑了上去。
1923年6月16号，周恩来领着林蔚、尹宽，风尘仆仆从巴黎杀到里昂，专门去会王京岐。
大伙儿得盯紧这个日子：6月16号。
这会儿，远在国内广州，中共“三大”正开着呢（6月12号到20号），那份后来赫赫有名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案”还在桌面上吵得不可开交，连个正式的表决都没落听。
可周恩来没那个闲心干等。
在里昂的谈判桌前，他和王京岐三下五除二就把事儿谈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80多名团员，统统以个人名义跨进国民党的大门。
转过天来，6月17号，王京岐就急火火地给国民党中央拍电报报喜。
这事儿办得有多脆生？
比中共“三大”正式散会早了4天。
比国民党“一大”正式敲定联俄联共的方针，足足早了大半年。
咋就敢这么抢跑？
这就是周恩来敏锐的政治嗅觉。
他看透了这一步棋，这哪是什么“被吃掉”，分明是借着国民党的壳，让共产党的力量在欧洲地界上能见光、能合法活动。
既然大方向没错，早一天落地，手里就早一天攥着主动权。
俩家是合一家了，可紧跟着就冒出来个让人头疼的管理麻烦。
那封编号“环05038”的信，处理的就是这个烫手山芋。
当时的场面挺拧巴：王京岐是国民党旅欧支部的“一把手”，但他得在里昂大学念书，人就被拴在里昂。
周恩来是真正管事的“总务科主任”，人却住在巴黎。
更要命的是，绝大多数留学生和党员都在巴黎扎堆，里昂充其量算个分舵。
这就搞成个典型的管理死结：指挥部设在里昂，主力大军却在巴黎。
要是大事小情都得跑里昂去请示，这队伍还怎么带？
按常规官僚那一套，这事儿非得扯皮不可。
要么王京岐搬窝，要么周恩来交权，要么弄一套繁琐的汇报流程。
周恩来可没工夫跟这儿磨牙。
他在信里给彭素民（其实就是说给孙中山听）端出来一盘极其实在的菜：
别纠结哪儿是总部了，弄个“双中心”。
巴黎通讯处照旧，专门盯着巴黎周边的留学生事务；里昂那边再新挂个通讯处的牌子，管那边的一摊子事。
信发出去的当天，1924年1月17号，周恩来直接在巴黎主持召开了巴黎通讯处头一次大会，把这个架子给支棱了起来。
这一招“分而治之”，面上看是退了一步，骨子里却是把巴黎这块最要紧的阵地，死死攥在了自己手心里。
更绝的后手还在后头。
就在信刚写完的第二天，1月18号，周恩来提笔给彭素民写了第二封信。
这回是撂挑子——辞职。
刚把巴黎通讯处那个台子搭好，周恩来就摊牌了：我实在是忙不开，既要当旅欧支部执行部的总务主任，还得管具体的通讯处，分身乏术。
他把巴黎通讯处负责人的帽子摘了下来。
这是一步高明至极的“以退为进”。
一来，他从那些琐碎的日常杂事里抽身出来，站到了更高的位置（执行部总务主任），统筹全局；二来，他并没有把巴黎通讯处拱手送人，而是交托给了一个更靠得住的人。
接棒的是谁？
聂荣臻。
那会儿聂荣臻也在法国勤工俭学。
周恩来这一让，不光练了新兵，还保住了巴黎这块地盘依然在组织的绝对掌控之下。
后来的事儿证明，这步棋走得太绝了。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开幕，国共合作的大幕全面拉开。
到处都那是得喊人。
黄埔军校要办，北伐仗要打，急缺那些懂政治、知兵事、还要有国际眼光的人才。
因为在欧洲那半年抢先“偷跑”，这批旅欧的干部早就磨合顺溜了，合作经验那是现成的。
1924年7月，周恩来跟王京岐道别。
8月，人就回到了广州。
靠着在欧洲露的那手统战本事和组织能耐，这位才26岁的年轻人，回国没多久就挑起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重担。
如今躺在海峡对岸党史馆里的那封信，字写得清秀，语气也客气。
可透过纸背，咱们瞅见的不是个只会摇笔杆子的留学生，而是一个杀伐决断的操盘高手。
这一出手，就替中国革命抢出了半年的光景，也给自己抢出了一个能在黄埔军校独当一面的未来。
信息来源：
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档案，档案号“环05038”（周恩来致彭素民函，1924年1月17日）。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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