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七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漂洋过海而来,船上装的全是当时欧洲最顶尖的新鲜玩意儿——蒸汽机模型烧上煤就能自己转,连发步枪不用反复装弹,织布机比十几个熟练织女加起来还快。他们本是想借着谈通商的名义,让大清见识下工业文明的力量,可乾隆帝连正眼打量这些物件的耐心都没有,一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就轻飘飘把使团给打发了。

那会儿的大清,确实有傲慢的资本:疆域拓到131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最广的;人口和GDP都占了全球三分之一,“康乾盛世”的名头也不是吹出来的。但这份看似无解的强大,偏偏成了最沉的包袱。欧洲那边正靠着蒸汽动力的轰鸣,一步步改写世界的规则;大清却守着这份盛世幻梦,半点不肯往前挪。明明攥着一手好牌,最后却错过了工业革命这趟时代快车,这绝不是运气使然,而是从根上就注定了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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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乾隆盛世,说到底就是啃着康熙、雍正的老本,换来了表面的安稳。康熙爷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把国内的乱局彻底扫清;雍正爷一心整顿财政、严惩贪官,给乾隆留下了充盈的国库和规整的吏治。可到了乾隆这儿,半点开拓进取的心思都没有,满脑子就想着“别出乱子”。

《清高宗实录》里反复提“率由旧章,不事纷更”,说白了就是不敢改、不愿改,怕一动就打破现有的秩序。为了稳,他干脆把赋税冻死在雍正年间的水平,哪怕人口越涨越多,朝廷的开销跟着翻倍,也绝不碰税制。就这么看着八旗子弟拿着俸禄混日子,贪官污吏一点点掏空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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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能征善战的八旗、绿营,早成了只会吃粮领饷的废物,三分之二的军费都耗在他们身上,既不种地也不练兵,手里的武器还是康熙年间的旧物件,明末传下来的火器技艺,也慢慢荒废得没人会用了。欧洲靠着新技术越跑越快,大清却被祖宗之法捆住了手脚,这不就是自己主动放弃了跟上时代的机会?

制度的枷锁,早已从根源上锁死了创新的萌芽。工业革命的爆发,离不开制度对科技的滋养,可乾隆朝的制度却成了创新的“粉碎机”。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核心,只以四书五经、八股文法为标尺,将天下英才圈在“代圣贤立言”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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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牛顿撰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奠定经典力学基础时,中国士人仍在为《春秋三传》的注解争论不休,谁若钻研数学、机械,便会被斥为“旁门左道”。更致命的是对工匠阶层的系统性压制,明朝尚且有匠户制度维系技术传承,32万登记匠人支撑起陶瓷、冶金等专业领域的发展,《天工开物》详尽记载214项技术。

可到了乾隆朝,匠籍废除后工匠流散,技艺传承断裂,《天工开物》在国内绝迹,直到1926年才从日本传回。乾隆直言“工技之事,不足以为治国之本”,在这种认知下,工匠连社会地位都没有,何谈创新突破?欧洲发明家四处寻求投资搞实验,中国工匠却只能给官府做廉价苦工,技术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彻底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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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爆炸带来的虚假繁荣,进一步固化了停滞的格局。乾隆朝人口从1.5亿飙升至3亿,表面是人丁兴旺,实则加剧了资源紧张。土地不足迫使绝大多数人被束缚在小农经济中,家家户户守着小块耕地谋生,资本积累无从谈起。更关键的是劳动力过剩导致人工成本极低,手工劳动远比机器生产划算,即便有零星技术发明,也无人愿意投资推广。

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中提及,乾隆朝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下降,填饱肚子成为国家与百姓的首要目标,没人敢为工业化冒险。而欧洲工业革命的契机,恰恰是劳动力短缺倒逼技术革新,一推一拉之间,中西方的差距被彻底拉开,且再也无法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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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封锁与对外认知的崩坏,让大清彻底与世界隔绝。乾隆标榜“我朝文运之隆,前所未有”,可所谓文运,不过是借编纂《四库全书》之名行思想清洗之实,3000余种、近7万卷书籍被销毁,其中不乏蕴含科学精神的典籍。文字狱的高压之下,士人动辄因言获罪,只能学会“不说错话”,独立思考成为奢望,而工业革命恰恰需要自由的思想碰撞。

对外方面,大清秉持“天朝上国”的认知,将欧洲各国视为“蛮夷”,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工业成果被当作“奇技淫巧”束之高阁,连航海档案都被大量销毁,导致造船技术倒退。当伦敦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乾隆仍沉浸在“万邦来朝”的幻梦里,既不知道世界在发生什么,也不认为有学习的必要,而工业革命的本质,正是全球知识流动与碰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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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并非没有接触工业文明的机会,马戛尔尼使团就是最好的窗口,可他却选择了关上大门。工业革命所需的技术自由、企业阶层、思想开放、市场竞争、政治松动,乾隆朝一项都不具备。把聪明人逼去背八股,把工匠压至社会底层,把创新视为扰乱秩序的洪水,把世界拒于国门之外,这样的国家,根本不可能接住工业革命的浪潮。

所谓乾隆盛世,不过是帝国衰落前的回光返照,表面的富庶掩盖了制度的腐朽,稳定的表象之下是整个文明的停滞。当欧洲的蒸汽机车轰鸣着驶向未来时,大清还在雕栏玉砌的园林里守着虚无的繁华,这场错过,从来不是偶然,而是整个体系选择的必然结局。

参考文献:1. 《清高宗实录》2. 《中国经济史》3.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4. 《清代文字狱档》5. 《满清对明朝科技遗产的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