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日本人的账，他们比谁都精明。
哈尔滨背荫河，藏着个代号“加茂部队”的鬼地方。
提起七三一，没人不知道，这儿就是它的老底子。
里头关着的人，被叫作“圆木”，遭的罪简直没法听。
有个叫“人体耐寒试验”的法子最阴损：大冷天把人扒得精光，或者就留件单衣，又是泼凉水又是吹冷风。
等人冻成了冰棍，拿棍子一敲，那动静脆生生的，跟敲木头桩子一个样。
在这个要命的试验场，有几条冤魂死得最憋屈。
他们本来不是俘虏，是自己送上门的“投诚者”。
几个月前，这帮人还是在林海雪原里打鬼子的硬汉。
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全因信了鬼话，把算盘打错了。
领头的那位，是个抗联副团长。
把日历往前翻几个月，吉东那地界冷得要把人冻裂了。
大雪封山，抗日队伍的日子苦到了头。
自卫军、救国军被打散了架，跑的跑，散的散。
就在从汪清撤退的半道上，这位副团长捡着张纸。
那是日本飞机扔下来的传单。
哪怕是铁打的汉子，饿着肚子啃树皮的时候，也扛不住这纸上的诱惑。
日本人没扯那些“共荣”的淡，直接拿刀子往人心窝最软的地方戳。
先告诉你个坏消息：“救国军完蛋了”，意思是别撑了，没指望了。
紧接着，诱饵抛了出来：只要交枪，皇军不杀头，还每人赏五十块现大洋。
这钱在当年能买不少东西，可最勾魂的还是最后那句：包路费，送你回山东龙口老家。
这对那位副团长来说，简直是把毒药裹在了蜜糖里。
照老底子查，这副团长是个闷葫芦，也是典型的“闯关东”老客。
光棍一条，在关外漂了六七年。
对他来说，“救国”这词儿太大，“回老家”、“搂媳妇睡热炕”才是摸得着的实惠。
这会儿，他心里摆着两笔账。
头一笔是抗日：钻深山老林，缺吃少穿，还得天天防着鬼子围剿，弄不好就冻死饿死，连个收尸的都没有。
另一笔是投降：枪一扔，拿钱走人，坐火车去大连，再登船回山东。
有了这笔钱，置办几亩地，下半辈子就稳了。
换做是你，在那个又冷又饿、两眼一抹黑的晚上，怎么选？
这副团长没扛住。
可他讲究旧社会的“江湖义气”，不想一个人溜，得拉帮结伙。
既然有发财的路子，得带上“老乡”。
于是，趁着夜色，他撺掇了六七个山东老乡。
这几个人也是想家想疯了，避开哨兵，溜出营地，做着发财梦投了敌。
结果呢？
以为抓住了救命绳，其实是把脑袋伸进了绞索。
日本人的账，算得贼精。
五十块大洋？
回家的船票？
那都是画饼。
真刀真枪消灭一个抗联战士，得费多少子弹和兵力？
一张纸就把你哄得缴了械，这买卖太划算了。
至于投降后的待遇？
这帮人被押到哈尔滨，还美滋滋以为要去火车站，结果直接关进了“矫正院”。
还没回过神来，又被拉到了那个叫背荫河的鬼地方——日军做细菌实验的魔窟。
钱一分没给，反倒成了免费的“实验耗材”。
在那阴森森的实验室里，骨头缝都被冻透的时候，不知道这几位“山东老乡”悔青了肠子没有。
最后能回老家的，只剩下一缕冤魂。
出了这档子事，周保中说过一句挺有分量的话。
大意是：坚持抗战，得靠指战员的无产阶级觉悟。
为啥非得提“觉悟”？
周保中看得透：光靠“哥们义气”，这口气长不了。
所谓的“义气”，那是私人交情和利益交换。
顺当的时候，大家是兄弟；真到了生死关头，这点私情比纸还薄。
那个副团长拉人下水，就是“哥们义气”作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降一起降。
只有在暴风雪里，才显出谁是松柏。
这种要命的关头，最能分出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同样的考题，也摆在了陈龙团那两个营长面前。
这俩人也动摇了，觉得抗日没奔头，与其等死，不如换条路。
他们想去“亮山”，说白了就是当“山林队”或者投奔别的军阀，只求那是条活路。
但这俩人和那个副团长不一样，没立马跑，而是在那儿耗着。
耗什么？
等他们的团长陈龙。
这又是“江湖规矩”那一套。
旧军队里，长官就是带头大哥。
要走得一起走，把大哥拉下水，队伍才能带走，到了新地盘，有人有枪，腰杆子才硬。
这两个营长磨破了嘴皮子，一直劝陈龙“上山”。
陈龙啥反应？
稳如泰山。
任凭这两人怎么在那儿嘀咕、画大饼，陈龙就是不松口。
后来确切消息来了：陈龙要当第四路军副总指挥。
这下，两个营长彻底死心了。
他们明白，陈龙走的是革命的大道，不是江湖的小路。
这路，他们不想走，也没那个胆子走。
这时候，有意思的事来了。
因为陈龙腰杆硬，这两个平时挺有威信的营长，说话突然不好使了。
战士们心里明镜似的：团长都要当副总指挥了，跟着他打鬼子才是正经事，跟着营长瞎跑算怎么个说法？
最后，这两个营长费了牛劲，只拐走了十五六个人。
瞧瞧，这就是当头儿的立场坚定的好处。
要是陈龙当时稍微犹豫一下，搞不好整个团就被带沟里去了。
经过这轮大清洗，自卫军、救国军里那些混日子的、投机的、软骨头的，基本都筛出去了。
最后留下来的，站在周保中、李延禄旗下的，那都是砸不烂、煮不熟的铜豌豆。
这会儿的第四路军，在柴世荣、陈龙带着下，依旧在东宁、宁安一带跟鬼子兜圈子。
人是少了点，可战斗力反倒上去了。
因为留下的人，心气儿高，劲头足。
他们信的不是哪个“大哥”，而是有了共产党的指引，早晚能把鬼子赶出去，收复黑土地。
不过，这支队伍当时还有个大隐患：仗打得太频，转移得太快，跟上级断了线。
游击军司令李延禄带着补充一团、二团，一路血战。
从磨刀石车站撤到五虎林，在雪窝子里爬了整整两个月，又转战到宁安县南边的和尚屯。
时间一晃到了1933年3月初。
断联两个多月后，宁安县委终于又和这支抗日武装接上了头。
这次碰头可是救了命。
这就是中共中央1933年1月26日发的《给满洲各级党支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也就是那个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
这封信那是突破了层层封锁，转了不知多少手，才送到吉东。
为啥说它关键？
因为它把根上的战略问题给解决了。
在那之前，东北抗日队伍那是山头林立，旧军队、山林队、农民武装，各唱各的戏，甚至互相提防。
好多人像那个叛变的副团长一样，觉着前途黑漆漆的，是在孤军奋战。
但这信里把话说明白了：要搞“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要求特别实在：凡是愿意抗日的，咱们都团结。
哪怕你以前是军阀旧部，哪怕你有这毛病那毛病，只要现在枪口对外，那就是战友，就是统一战线里的自己人。
这封信一来，相当于给迷茫的队伍打了针强心剂。
它告诉大伙：咱们不是没娘的孩子，咱们是为了全民族的大事在拼命。
这种政治上的拔高，彻底顶替了旧军队里那种不靠谱的“哥们义气”。
那个冻死在细菌实验室里的副团长，到死估计都没想通：
他以为做了笔保命的买卖，其实是把魂儿卖给了魔鬼。
而那些在冰天雪地里死磕的人，虽然没要眼前的“袁大头”和“热炕头”，却赢得了历史的脸面。
这就叫残酷年代的生存法则：
没觉悟的“聪明人”，往往下场最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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