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到了仲夏,我们准备搬到江家的新诊所了。
江家在黄河以北的无棣县,离张店约有97千米。
艾格尼丝、罗斯和我都去。
我们把行李装到一辆崭新的福特牌卡车上,这辆车是教会最近设法弄到以便开展工作的。
去江家的途中,我们看到正在收割小麦。
这里小麦11月播种,6月收割。
人们用很原始的方法给麦子脱粒——一头牛或一头驴拉着一个几百斤重的碾石滚压,妇女们清扫麦秆和糠秕,并将麦粒扫进大簸箕里。
然后是扬场,尘土和糠秕随风飘走,金灿灿的麦粒就留在簸箕里了,一粒都不会浪费。
除非有老天帮忙,否则就是母鸡偷跑进去也休想啄走一粒。
农民一年至少要种3茬才能维持生计。
种收之际,全家人都得劳动。
小麦收割后就得种红薯、蔬菜和高粱了。
瓜果、花生、烟叶和棉花这些能卖钱的作物多少能给他们带来些收入。
这里的农作物产量低,因此农民并不富裕。
江家的本堂神父爱德温盖了一所房子,包括一间大卧室、一间客厅和一间厨房。
诊所也有3间房子,盖在墓地外边,当中是一个大场院,大门口有一棵高高的榆树。
夏天最热的时候新诊所开业了,当时很多婴儿患上或死于痢疾。
这并不奇怪,人们缺乏卫生意识。
他们穷得连尿布都买不起。
小孩子的屁股底下垫着一袋沙子,尿湿得太厉害或沾上了屎就换另一袋。
蹒跚学步的小孩儿挂着兜肚到处跑,污垢满身、苍蝇乱叮。
所谓的兜肚就是一块菱形的小布头,大小刚够遮住前身,通过一条颈绳和两条小绳像系围裙那样系在背后。
江家有一所男子学校和一所女子学校。
孩子们从来没有体检过。
我们很快就施行了星期一早上点名检查的制度,包括头发、耳朵、喉咙和牙齿,并每天发给他们维生素片和额外的食品。
当我们3人向爱德温神父提出补助学龄前儿童时,他有些吃惊。
这个村子里3岁以下的儿童有35到40个,他们需要服用维生素和牛奶。
他们都是当地基督徒家的孩子。
经过一番口舌,我们的提议变成了现实。
一天,我们请来一位“画家”为我们的公共卫生运动画一些灭蝇的宣传画。
这里没有卫生设施和公共卫生规划,政府什么都不管。
正当我们张罗颜料和纸张的时候,有人上门求诊了。
2
婴儿通常都由接生婆接生,因为乡下妇女不好意思到我们这里来。
这次,一个男人来到大门外,问能否请一位护士到王先生家去, 他老婆生孩子已经4天了还没生下来。
我们问为什么不早点儿来请呢?
他说怕我们不去,可现在他们觉得事情已经十分紧急,我们应该不会拒绝的。
他们赶马拉我们走了8千米路。
罗斯和我准备好产科器械和麻醉剂,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路了。
我们俩以前都没接生过。
我们在实习时只学会怎样扎脐带和引胎盘。
住得最近的大夫离这里也有97千米的路程——要是他在张店的话。
没花多长时间到了病人家。
我们被带进一个院子。
一个10多岁的男孩子用皮带拽住一条冲我们汪汪叫的狗。
主人一个劲儿地让茶, 我们坚持要先看病人。
然后我们被领着穿过两个院子来到一间既狭小又气味难闻的小房间里,在那里产妇正处在产前的阵痛之中。
3个穿着黑衣服,看上去都超过65岁的接生婆坐在炕里头。
当我们用听诊器听胎心时,她们都好奇地看着。
一切看起来还好。
我们给产妇做了各种检查,并且做了直肠检查。
罗斯一抬头,看到大概有50多个妇女正张大了嘴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呢。
罗斯用中文告诉她们说:“都回家怀孩子去吧,我们也一样给你们接生。”
说着就当着她们的面把房门轻轻掩上了。
房子里光线太暗,我们只好打开手电。
经过商量,我们认为产妇的第一轮阵痛还没过去,也许用一点儿镇痛剂会有帮助。
罗斯得回到江家协助艾格尼丝做上午的工作,我留下来看护病人。
在此期间,人们给我送来了早饭——几片肥猪肉、咸蛋、馒头和小米粥。
午饭的时候艾格尼丝骑着一匹小马来了,及时地给病人用了一点儿氯仿麻药,帮助产妇生下一个胖男孩儿。
胎盘也按时排出了,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我把胎盘用纸包起来拿出去烧,那3个老接生婆突然活跃起来,说从来没有人烧过胎盘。
王先生解释说,在中国胎盘风干后可以卖给药铺,磨成粉末用来治疗妇科病。
他极力要我们相信这种古老的中国药方十分有效。
王先生还请求我们一定要把脐带的口子扎结实了。
他老婆以前生过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在产后6天左右死于破伤风:不是因为脐带没扎好就是因为器械没有消毒干净。
我们每天轮流骑马去给婴儿换药,直到脐带脱落为止,大家都很高兴。
王先生总不相信仅仅因为器械不干净就会使脐带感染。
他自信他的家在当地是最干净卫生的。
过了些天,诊所大门外突然热闹起来。
王家人带来了几个吹鼓手和穿着盛装的人,感谢我们为他家的小儿子平安接生。
他们的礼物包括很多水果、山东北部当地产的酒和一个装饰华丽的银牌,上面刻着对教堂,特别是对护士们的颂词。
教士们说,王家给了我们很大的面子。
说实在的,他们过分客气了。
按中国的礼节,我们最多只能收下食品和酒。
王家给了这么大的面子,礼尚往来,我们也该宴请他们。
教会大院的杂役头儿负责张罗,务必使我们的回请也做得很周到。
严格来说,在中国,妇女是不能上正式宴席的。
因此,我们只喝了一点点酒,就离席让男人们自己继续吃喝了。
世界就是这么奇怪:孩子明明是王太太生的,功劳却归她家男人了。
王家孩子的降生,标志着我们诊所新阶段的开始。
此后,我们接生了许多婴儿。
但是我们的产前保健工作却是彻底失败的。
我们率先在这一带乡下搞产前保健,然而,妇女们和她们的丈夫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怀胎或流产全是靠运气。
本地人不肯实行保健措施让我们很无奈,至少这对她们是有好处的呀。
我们也建立过婴儿保健室,但也以失败告终。
农民们弄不明白: 孩子好好的为什么要带到诊所接受检查呢?
他们认为维生素这类药没什么用,孩子只要长个儿,体重自然也会增加。
然而,我们确实收治过一些病得很重的孩子,大都是营养不良,肚皮肿大,可四肢瘦得却像牙签似的。
随着诊所的规模扩大,爱德温神父决定招两三个姑娘协助换药、 护理家庭病人甚至接生。
我们的第一个徒弟是从女子学校来的许英,一个农民的女儿,家住在靠近河北省界的乐陵。
许英的父亲想把她卖给乐陵的一个富裕商人做妻子。
亲事已经定下,明年春天举行婚礼。
许英不同意这门亲事,就尽量设法拖延。
她是一个聪明的姑娘,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中包括不能有个婆婆。
圣诞节前夕,许英父亲来看她。
他本来想把女儿带回家,但当他看见女儿工作的情形时,却深受感动。
许英穿着白大褂,戴着白纱头巾,看起来精神焕发。
我们请他喝茶并接受了他从乐陵带来的自家产的苹果和鸭梨。
许英除了留下够买一件白大褂的钱之外,把3个月的工资全都交给了她父亲。
她父亲看起来很高兴,压根儿没提订婚的事就回去了。
毕竟,女儿没提任何条件就给了他100元钱呀!
在旧社会的中国,只有儿子才会挣钱给父亲的。
3
我们在中国的第一个圣诞节是件大事。
随着圣诞聚餐的临近,艾格尼丝和罗斯更想家了。
圣诞节前一周,工匠在教堂外面做了一间与实物大小一样的马厩和一个马槽。
马利亚、约瑟夫和圣婴是用木头雕刻的,也跟真人大小一样而且具备东方人的特征:黑头发,杏仁眼,橄榄肤色。
连圣婴耶稣的襁褓也是东方的式样,头顶只留着扎着红线的两个抓髻,寓意圣灵会帮他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圣诞节那天,教会大门敞开,远近的基督徒都来同教士倾谈。
一直到晚上还有客人带着酒和食品过来。
从礼数上讲应该挽留宾客用晚餐的,于是就在学校里为他们准备了10道菜。
厨子宰了两头肥猪,把它们都烤了。
第一道菜是酒、水果和近似圣诞蛋糕的蒸糕。
大盆的米饭、炒菜和鸡肉足够让远道而来的饥肠辘辘的客人吃饱了。
还有成堆我喜爱的食品:猪肉韭菜包子——一种把猪肉末和调料塞进面团里蒸熟的食品。
最后一清点,我们共收了15瓶白干——中国的威士忌,一种用粮食做的烈性酒。
用这些送给教会的礼品,我们都能开一家库存充足的商店了。
我们的第一个新年过得冷冷清清的。
1934年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
许英学完必需的护理知识之后,还在学做基督教教义问答员。
她学会了接生、扎脐带,并且能做母婴产后保健的基本工作。
她很快就要离开诊所了。
我们得再找两个想学点儿“看病”本事的教义问答员来顶替她的位置。
这两位姑娘以后需要到山东北部没有医院和学校的海滨地区工作。
假期过后,谢尔大夫和他的助手刘大夫来到我们这里。
我们有好些病人等他们诊治,其中有一个病人叫我们特别着急。
她的左腿上长了令人恶心的疥疮,像是患了严重的溃疡,治来治去也不见好。
看我们着急的样子,两位大夫笑道:“没关系,这是皮肤结核。让她多喝橙子汁,吃鱼肝油、维生素片和有营养的东西,用不了几年这些疥疮自然就会好的。”
我们竭尽所能地给她治疗,但她的丈夫却认为不值得花那么多钱给她买好吃的。
她走以前,我们尽可能多地给她些维生素片,另外还多给了一些棉花、纱布和药膏。
4
一天,我们正和大夫开会,一个左手裹着破布的中年农民来到诊所。
3个星期前他被他的骡子咬伤了,手上溃烂得只剩下肌腱了。
从散发出来的气味和招来的苍蝇来看,还以为是被咬了3个月了呢。
解开破布,气味更加难闻。
终于看到手了,上面爬满了白色的蛆,大拇指、二指和三指成了黑乎乎的一团烂肉,挂在白腱上。
刘大夫把烂肉剪掉,并把腱固定在手腕上。
他吩咐我们除了凡士林纱布以外,不要在伤口上敷其他的药,因为在蛆虫爬过的那一层组织下面是新长出的肉芽。
两位大夫都认为他应该到医院去住一个星期。
但他回答说他没有钱去济南。
“那我开车带你去。”谢尔大夫说。
那个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从来没坐过汽车,他要回家好好考虑考虑。
第二天早上他回来了,仔细端详大夫的汽车是否安全,生怕汽车把他的魂儿勾去了。
对于不了解的事物,农民们总是担心它们会勾人魂魄,没了魂儿,也就不是人了。
如果小孩子从驴背上、椅子上摔下来,或者仅仅平地摔了一跤,他的母亲或别的大人就会赶紧抓起一把土抹在孩子的头上,嘴里还念叨着“阿弥陀佛”。
这样连抹3下,以确保孩子的魂儿仍附在他的身上,有点像“上帝保佑”的意思。
终于,那个人认可了这部小福特车的安全性,于是几乎整夜坐在车子旁边,生怕谢尔大夫丢下他开车走了。
车子出发离开张店的时候,他的亲人都来送行了。
他们把车子看来看去,议论车子是否牢靠以及车子是怎么开动。
他们还给他带了好几包吃的,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要去月球,而那里正闹饥荒呢。
5
中国的农历新年给了我们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不用出诊了。
大家都忙着过年,无暇顾及病痛。
年底的几个星期,乡下妇女们一直忙着烙饼、杀鸡、宰猪、做红烧肉、蒸糕(用叶子把小米、枣和红糖包起来蒸熟趁热吃的美食),将近半月之久。
过年的时候,人们贴上新的灶神爷神像和潍坊年画。
除夕那天,主妇在灶神爷的嘴上抹糖,防止他说这家人的坏话。
潍坊年画是山东省潍坊地区的一种古老的地方艺术作品,色彩鲜艳,风格独特。
罗斯和艾格尼丝认为我们最好也贴上一张灶神爷像,于是她们把旧报纸上登的我的一张照片剪下来,贴到厨房里炉灶正中的墙上,还把黏糊糊的软糖抹在照片里我的嘴上。
在雷鸣般的鞭炮和锣鼓声中,终于迎来了新春的黎明。
人们去亲友家拜年,恭祝对方万事如意,举杯小酌,了结债务。
孩子们得到的是压岁钱而不是礼物,因为这里不像加拿大,没有可以送给小孩子的精巧玩具。
这里的孩子们多么渴望有玩具啊!
但他们真的这样想过吗?
如果说我曾经有理由认为自己的童年过得枯燥无聊,现在一看到中国孩子们的生活,我就不再这样想了。
然而,尽管如此,中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宠爱之多,别国的孩子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冬天非常寒冷,地面上经常积着一层雪。
我们没有暖气设备,也买不到充足的燃料。
我们3个人都穿上了中国式的深蓝色棉缎子旗袍,要不是因为大脚丫(经常被当地妇女取笑),我们都可以冒充中国人了。
那年冬天,我们总算装上了3盏电灯:一盏在大门,一盏在厨房,另外一盏在起居室。
因为电力不足,光线忽明忽暗,但还是吸引来好多看客。
一些老太太说,这一定是鬼把戏,只有鬼怪才能用一根铁丝把火引到玻璃瓶子里去。
6
过完年直到天气转暖,日子才不那么单调乏味了。
养蚕季开始于春季的前几天。
桑树长出的新叶被采下来喂蚕。
粉红色的蚕茧从去年就储存在谷仓或空屋里了。
天气一暖和,它们就开始孵化。
家庭妇女通常都腾出一间屋子来养蚕。
我曾走进一位朋友的屋子想看看养蚕的情形,却被她嘘了出来。
因为她怕我的手和衣服上散发的肥皂气味会把她的蚕儿熏死。
“难道你在这个季节都不洗手、不洗脸吗?”我傻乎乎地问。
我的朋友看着我,就像我不可理喻似的。
她摇了摇头,回答说: “脸上脏点儿又不会伤人,反正伤不了我。”
她日夜细心地照料蚕宝宝,不断喂新鲜的桑叶。
到它们快要吐丝时,她就高高兴兴地为蚕搭棚架,让它们爬进去作茧。
蚕茧的样子像一个圆形的小球儿。
缫丝的日子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串门走亲戚的机会,顺便吃饭、 拉家常。
缫丝的活儿通常由家族中最年长和最有经验的妇女来做。
先煮开一大锅水,把最饱满的蚕茧放进去,一双灵巧的手拿着筷子抽出一个个丝头来,另一个妇女接着把丝头绕到纺车的小轮上然后转动纺车,直到茧子上银光闪闪的生丝全部被抽完。
几个妇女一整天下来能弄两三大捆。
蚕丝是很了不起的产品,非常柔软又非常结实,咬不烂嚼不碎。
由于山东丝绸是农民家织的,有点儿像粗布,可以漂白,经久耐磨,不论怎么穿都能保持质地、分量、光泽和美观不变。
我们诊所现在有5位妇女工作了,因此,教会的领导人考虑把诊所规模再扩大些。
因为我说中国话比罗斯和艾格尼丝流利,毫无疑问是我去了。
复活节前,我被通知迁往一个李姓人聚居的市镇去。
它位于江家以东约48千米,靠着黄河,名叫祖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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