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凌晨三点，我接到一具遗体.
我推开冷藏室的门，灯光一照，脸就僵住了，因为那张脸我认识得很清楚.
三天前他还在殡仪馆门口吃早点，对着摊子上的油条笑得很灿烂，嘴边露着两颗小虎牙，跟摊主开玩笑要不要再来一根.
记得他说的最后是他女儿下个月要结婚，请我一定去喝喜酒，这句话现在在我耳朵里很刺.
把他抬出来的时候，我手心里全是汗，手套都能拧出水来.
按照流程，我一边做记录一边和家属联系，医院的交接单上写着急性心肌梗死，这是医生给出的诊断。
家属来的很晚，站在遗体前沉默良久，儿子不停翻看手机里老人的照片，像是在确认这不是真实发生的事.
女儿在一旁反复擦着眼泪，但她的声音很平静，好像已经把悲伤放进了另一个抽屉里等着以后再打开.
我一边给遗体做最后的整理，一边听他们断断续续说起他生前的习惯，原来他每天天不亮就去摊位帮忙，哪怕腿脚不利索也从不缺席.
隔壁早点摊的老板娘赶来，抱着装油条的塑料袋站在角落，眼圈红得像煮熟的枸杞，说他前天还给她留了两根热乎乎的油条，说忙完来喝碗热粥再走.
我听着他们说往事，脑子里不停闪过他那天对我笑的样子，觉得突兀又不真实.
按惯例我们跟家属沟通殡葬安排，问他们要不要追悼会，要不要骨灰盒，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气氛像被切割了，一刀一刀把温度剪走.
儿子说他爸省吃俭用，就是想把钱攒给女儿办婚礼用，现在女儿的婚期还没改，婚宴该怎么办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女儿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时间表，声音里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干练，说她会自己处理，不想因为父亲的事拖累婚礼筹备.
我知道，这是很多家庭里常见的场景，死亡一到，人的角色和面具瞬间就换了，忙着情绪的人有，忙着算计的人也有.
整理好遗体后，我把他穿上了那套他平时喜欢的灰色外套，嘴角我轻轻抿了抿，想要让他看起来像是去外面散步回来的样子.
送走他们前，儿子在遗体前磕了一个头，动作机械而笨拙，我能看出他尽力在做一个该做的仪式感举动.
在送别的时候，老鼠标的夫人拉着我的手，哽咽着说谢谢我替他们把老人的脸收拾好，那句话像是给了我一根救命稻草，让我觉得这活儿还真有一点意义.
那天下午，早点摊的生意反常地冷清，老板娘说大家都来帮忙忙着料理后事，摊子空了几小时，熟客们三三两两站在门口唏嘘不语.
晚上回到宿舍，我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周叔，他没多说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行就是这样，走不完的告别和没完没了的人心.
这几天我去看了医院的出具证明，纸上那些专业术语冷冷地写着，像是把一个人的一生浓缩成了几行字，读起来忽然陌生又苍白.
邻居们过来帮忙收拾遗物，有人把他常用的雨伞、眼镜和那套旧表拿出来，一件件叠好，像是在给过去做账本.
女儿在整理父亲那件旧外套时，翻到了一张皱巴巴的喜帖，是他预留的结婚请帖样式，她任由手指抚过纸页，低声说他真想看我穿婚纱.
我站在一旁，忽然觉得做这行的人一个不应该有的优势就是能看清每个家庭的脆弱和温暖交织的样子.
几天后葬礼办得简短而整齐，来的人不多但每个人走的时候都显得沉甸甸的，像是从某个单薄的地方攥起了勇气.
女儿把父亲的手慢慢放进了棺材，我见她眼里有泪光闪动，但她没有大哭，像是把情绪收在了嘴里，留给未来慢慢消化.
送完以后，摊老板娘特意来给我递了一杯热茶，说了句，多亏你了，再忙也别累着自己，我接过茶，没多说什么，只是点点头.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很多曾经处理过的人，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都有一种共同点——留下的人要学会在余下的日子里继续活下去.
这件事过后，我跟家里打了个电话，简单问了句爸妈最近身体怎样，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心里踏实了很多.
我想对读这段话的人说，别把重要的事往后推，一个早点的问候，一句临别的道歉，都可能在某一天变成永远说不出口的话.
有网友评论过类似的事，说在看到这些故事后，开始更主动地和家人联系，这种改变很真实也很可贵.
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多一点关心，少一点等待，这样至少活着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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