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讯：《云大与西南联大》一书出版了|云南大学|云大与西南联大|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研究西南联大，离不开研究云南大学；研究云南大学，也离不开研究西南联大。

云南大学与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在滇高校双璧，有着怎样的渊源？

由云南大学原党委书记高发元主编的历史学术著作《云大与西南联大》，2026年1月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它是“云南大学百年发展史丛书”系列之一。

《云大与西南联大》封面

该书将为您解答这个问题。

该书由“序”及正文六章、后记组成。

序言部分，主编高发元回顾了该书的由来，概述了云大与西南联大的关系，以及深入研究云南历史上这两所大学渊源的意义。

目录如下；

第一章云大与西南联大不期而遇

第二章云大与西南联大患难与共

第三章云大借力发展

第四章多重视角下的西南联大

第五章走出校门

第六章八年之后

书中插有大量珍贵的黑白历史照片，将带您走进抗战时期那段特殊的岁月，重温在明清贡院基础上建校的云南大学，与来自皇城及京畿的西南联大，在翠湖之畔、商山之侧发生的历史性际遇，留下的诸多佳话。

附《云大与西南联大》序

高发元

“云大与西南联大”是我在云大党委书记任上于 2003 年交给校史办的研究课题，刘兴育老师还为此赶赴北京“抢救性”地采访了几位已年迈的有关人士。尽管此事后来中断，我仍挂在心上。20 年后旧事重提，得到响应，由云南大学（简称“云大”）党史校史研究室牵头，资深校史专家和几位青年才俊共同撰成《云大与西南联大》一书，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可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就在这一年，云大迎来了新校长熊庆来先生。1938 年，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北方大学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云大与西南联大这两所大学在这个极为特殊的历史节点不期而遇，从此结缘，如一对双子星，并肩同行，互相照亮，相得益彰，西南联大创造了奇迹，云大铸造了辉煌。西南联大走出一大批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元勋、院士和文坛大师在内的优秀人才。云大建设成为学科门类齐全、实力超群、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走出的人才也不乏“两弹一星”元勋、院士和文坛大师。20 世纪 40 年代，《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云南大学列为中国 15 所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之一。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高等教育的天花板，声名远播，研究成果累累。比较之下，同样值得研究的云大却有些冷清，即使有研究，选题未免零散，视野也未免局限。云大与西南联大关系密切，如影随形。西南联大创造奇迹和云大铸造辉煌，都与对方的帮助分不开。就研究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西南联大的云大研究和没有云大的西南联大研究，都不会全面，或者都会有缺憾。有比较才会有鉴别。以“云大与西南联大”为题，两校同框研究，对于需要加强的云大研究，应该是较好的切入点，对于已广泛开展的西南联大研究也不失为新视角。

西南联大由全国顶尖国立大学北大、清华和全国顶尖私立大学南开组建，集三校资源为一体，刚毅坚卓，卓尔不凡，实力超群。不难看出，西南联大的奇迹主要来自自身的实力。西南联大秉承北大、清华、南开“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和经验，发展平稳有序。

西南联大实行常务委员会负责制，而非校长负责制。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常务委员有分工有合作，日常校务由其中的一位固定主持，而不是三人共同主持或三人轮流主持。三人共同主持容易互相推诿，轮流主持会影响工作的连续性和时效性。所以，两者都不可取。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以他们的政治智慧和道德素养创造性地解决了西南联大的领导体制问题，对西南联大与各校之间的关系处理也很得当。

为了不使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牌子和特点在联合中湮没，允许各校有一定的独立性，如可保留原有的研究所、可独立招收研究生和设立办事处等。西南联大能够八年合而不散，三校既联合又相对独立是关键。西南联大的教师来自各校，大师云集、阵容强大、实力超群。西南联大的学生，来自包括沦陷区的全国许多地区，有理想、有抱负、家境较好，都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都经过严格的考试筛选。

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为指导，有成功的办学经验可循，有切合实际的领导体制作保障，有超一流的教师队伍执教，有来自全国的优秀青年为培养对象。如此，尽管时运不济，物资匮乏，生活艰苦，也无法阻止西南联大创造奇迹的步伐。西南联大作为国立大学能够创造奇迹，自然离不开国家的重视和支持。

作为南迁大学，也离不开云南的帮助。西南联大远道而来，人地生疏，校舍、生活物资等都很缺乏，需要云南帮助解决，云南责无旁贷。抗战爆发，云南 40 万军民参加抗战，伤亡军人数量 20 多万人，还有 20 万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各族群众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抢修滇缅公路——全国唯一的国际援华抗日物资运输线。滇西抗战爆发后，云南既是后方，也是前线。

作为后方，云南接纳的内地搬迁工厂和企业，以及包括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机构大大小小有近百家之多，这对于一个生产、生活条件都很落后的地区来讲，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而这一切迄今鲜为内地人知晓。抗日战争的胜利，云南功不可没；研究抗日战争史，云南不可或缺；讲述抗日战争故事，云南同样可歌可泣。深入了解西南联大与既是抗战后方又是前线的云南之间的关系，西南联大研究内容会更加丰富，西南联大故事会更加动人。

同处困境，惺惺相惜，云大对西南联大也有所帮助。云大软件远不如西南联大，但校园可称得上一流。保存完好的云南贡院和至公堂，民国初年兴建、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会泽院，以及连接会泽院与翠湖湖心亭、象征教育至尊的 95 级台阶等，巧作天合，如横贯古今的教育博物馆，漫步其中，可遐想古代庄严肃穆的科举考试场景，感受方兴未艾的现代高等教育气息。

与云大一路之隔的西南联大师生，驻足云大校园可得到些许宁静。云大按标准建设的操场是两校师生大型聚会的最佳场所，云大至公堂是西南联大大师们演讲的场所。据不完全统计，西南联大等单位学者、名流在这里作学术报告和时政演讲达百余次，其中包括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在教学方面，云大与西南联大两校教授互聘授课，两校学生互选课程成为常态。在学术研究方面，两校教师合办刊物，举办学术活动，合作密切。云大按教育部意见将教育系并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西南联大师学院后来发展为今日云南师大。在集体和社会活动方面，云大与西南联大师生除了举办体育比赛，还一起举办大型庆祝活动，一起组织抗日义演募捐，一起应召投笔从戎，一起跑警报，一起走上街头，参加“反独裁、争民主”的游行示威活动，等等。

与西南联大主要靠自身实力创造奇迹不同，云大铸造辉煌主要靠外部支持。

创建于 1923 年的云大，虽然建于文脉之地，但办学经费短缺，师资薄弱，发展缓慢。1937 年迎来转机，借助外力才得以快速发展。一是借政府之力，由省立升格为国立，提高了社会地位，增加了办学经费。二是借社会之力，争取民间捐资助学，如兴建女生宿舍映秋院、女生食堂泽清堂和实验室澄农馆等。三是借西南联大之力，重点解决了教师队伍薄弱问题。办学一靠钱财，二靠人才。钱财是保障，不可没有，但有钱财并不等于有人才。云南地处边疆，人才紧缺历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引进人才与内地相比也不占优势。天佑云大，人才聚集的西南联大使云大彻底摆脱人才困境成为可能。据不完全统计，云大从西南联大聘用、借用的教师大约占全校教师总数的 40%，且多为名教授，可以说，西南联大教授也是云大教授。

借西南联大之力，云大不仅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学术研究也空前活跃，水平也大大提高。云大能够铸造辉煌，还因为有一位能够审时度势、善于抓住机遇谋发展的掌舵人——熊庆来。熊庆来，云南弥勒人，著名数学家，学养深厚，深谙大学教育之道，任云大校长时，与云南省主席龙云“约法三章”，首先争取到至关重要的学校办学自主权，接着依靠自己的人脉关系和影响力，取得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的鼎力支持，解决了学校的升格问题和人才短缺问题。作为校长，他不仅治校有方，而且务实、专注，心无旁骛，只专心做好一件事——学校管理。如果大学校长有范，那熊庆来名副其实。有政府的高度重视，社会的积极支持，尤其有可遇而不可求的西南联大的帮助，加上一位难得的校长，天时、地利、人和，如此，云大也像西南联大创造奇迹一样，不想辉煌也难。

云大与西南联大办学理念同出一辙，办学精神一样可嘉。当然也有区别，主要区别在于办学模式和后续影响不尽相同。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使命，复员北归，云大一枝独秀，继续前行。西南联大创造奇迹，流芳百世，精神永存，模式不再；云大铸造辉煌，精神永存，模式赓续，影响深远。高起点定位和三次发展机遇是百年云大最突出的亮点。云大初建以综合性大学高起点定位，虽然一度高开低走，发展缓慢，但这一高瞻远瞩之举为其后续发展留足了空间，否则，就无今日云大可言，云南高等教育史就会逊色。

1937 年，云大与西南联大不期而遇，迎来历史上第一次发展机遇，铸就辉煌。1997 年，云大进入“211 工程”行列，迎来第二次发展机遇，再创辉煌。2017 年，云大进入“双一流”大学行列，迎来第三次发展机遇。三次发展机遇助推云大发展，是学校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三次发展机遇，第一次意义更为突出，如果没有第一次打下的基础、留下的传统和声望，就很难说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

云大与西南联大八年际遇，成就卓绝，举世瞩目，作为历史遗产给人们留下一些有益的思考。例如：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精神？怎样办大学？为什么西南联大强强联合能够创造奇迹，而其办学模式不可持续？为什么云大借力发展铸造辉煌，模式赓续？西南联大强强联合的办学模式是否可以复制？云大如何继承西南联大同一时期的优良办学传统？珍视这一段历史，深入研究这一段历史，对于云大创新发展，对于探索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都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