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得到了一个噩耗，翁永曦走了。
如果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近半个世纪过去了，那时候的主帅和大将们都已经离去，当年冲锋陷阵的先锋们，也到了落叶纷纷的时节了。
老翁算得上是比较早落下来的一片。
现在，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不多了，但是，曾经，他很传奇。
一个传奇，是“改革四君子”。
“四君子”这样的称呼，在中国历史上屡有出现，其实是一种标志性意义，有时各个版本也不完全一致，最有名的四君子恐怕是战国四君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改革中的所谓四君子也是如此，因为除了这四个人，改革的“君子”们还很多，他们只是个标志而已。
对改革四君子的描绘，著名的是一句顺口溜：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顺口溜当然第一要义是顺口，至于内容，大致而已，捡每个人最突出的说。据我对前三个人的观察，脑子、嘴、文章都很了得。而对于曾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王岐山，说“腿”，只是因为他在四人中，家庭背景决定了交通工具总是最先进的，早早就有了摩托车。
现在想来，“改革四君子”之所以在当时就成名，有这样一些因素：例如，他们年龄相仿，都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们都集中于中央的政策研究部门；他们很齐心，按照当时的话说，是一台“康拜因”，就是那种能一次同时完成几种作业的组合式采收机器，也就是“联合收割机”。
其实这种比喻不准确，他们不是收割机，而仅仅是播种机，没到收割时节，这台机器就没有了。
1980年代的翁永曦
不过，这几个人确实很有激情又有互补性。当然，这是和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势同频的。
现在，朱嘉明对“改革四君子”的说法不太赞成，他几次对我说，不愿意听到这个说法。我想，这也许是谦虚，认为他们只是改革者中的一分子；也许是懊恼，因为他们没有在改革的大潮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其实，我认识翁永曦就是在朱嘉明的家里。
嘉明和我住邻居，有一次到他家串门，他正在和翁永曦下围棋。听嘉明介绍我，老翁坐在棋盘边抬眼端详我，说：“共识网是你创办的？”
他的眼神里是认可。
后来，在维也纳大学任教的朱嘉明组织了一次“辛亥革命百周年”的讨论会，有意思的是，“四君子”中除了正在亮剑反腐的那一位，其他三人都和我同机到达。这算是和老翁加深了认识程度。候机室里我调侃他：“你以前就是假装身体不好！”因为他显得身体结实了许多。
转眼十五年过去了，此情此景还在眼前。
翁永曦的成长轨迹饱含着时代的印记。
他作为“老三届”的一员，去内蒙插队，后来被乡亲推荐上了大学。和一般“工农兵学员”不同的是，他的运气好得出奇。
当然，好运气落在一个平庸之辈的身上也没有用。
翁永曦给我讲过他的故事。
1979年10月，翁永曦刚被分配到《中国农民报》当记者。有一天，他奉命将一篇社论的清样送到国家农委，请时任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审稿。翁永曦骑车来到农委，走进杜润生的办公室。正在看文件的杜润生抬起头来：“小伙子，我没见过你啊。”
“我刚来报社工作。”
“哦？原来干嘛的？”
“农村插队，八年整、十年头。”
杜润生来了兴趣，撂下笔，直起身子：“时间不短啊，说说，有啥体会？”
翁永曦没思想准备，实话实说：“农村太穷，农民太苦，我觉得国家农业政策应该建立在务农有利可图的基础上。”
“这算一条，有第二条没有？”
“有，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万花筒里看世界’，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满’。到了农村才发现，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经济界都只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满’。”
杜润生没再说啥。一个星期后，调令来了——翁永曦被调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后来，国家农委撤销，成立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任主任，办公地点在西黄城根南街9号。从此，“9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而公认的，“9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
杜润生
翁永曦也随着到了农研室，刚工作不久，就是个普通干部。
有一天，杜老把他叫去说：姚依林副总理交代我说，中央准备未来10年向农业投入1500亿，你考虑考虑，拿个方案吧。
翁永曦当时就懵了。那时，他只是个科员，一个月工资才46元，那年代1500亿能抵现在几万亿吧。而且他上面有处长、局长，杜老就把这么重的担子压给了他。
翁永曦记得杜润生常说的话是，中国的事不在于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向杜润生汇报工作，翁永曦总结出“三段式”：问题、症结、办法。“哪怕不同意你的解决方案，杜老也会帮助分析，并提出改进的建议。他最不满意的是那种只知道说出问题，等着领导发话的人。”
翁永曦干得不错。
1982年的一天，翁永曦被杜润生叫去谈话。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农研室的副主任了。
“杜主任，这个事可不能开玩笑。”35岁的翁永曦被吓着了，一名普通科员一夜升格为“副部级官员”，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翁永曦说：“我爹我妈1936年参加革命，到现在才是个局长，把我提到这一级，别说别人不服气，我爹我妈都会觉得很奇怪。”
杜主任说，中央定了，你要服从组织安排。
翁永曦对我说他那时候的心情：到此时此刻为止，估计上下领导对我印象还不错，但这个任命一公布，我就立刻成为王八蛋坏小子了，污水全会朝我泼过来。
果不其然。他的任职消息引发轰动，有人举报他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写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随后，他被高层派去改革发源地凤阳县兼任县委书记。再随后，他又成为了一般干部。
八十年代有一个很轰动的电视剧《新星》，说的是一个年轻的县委书记，原型据说就是翁永曦。
随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撤销，翁永曦选择了“下海”经商。尽管有媒体说，老翁经商如何成功，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不觉得一个人做什么都行。
有一次，我在机场候机偶遇老翁，问他干什么去，他说，去蒙古国，有一个项目在那里。交谈了几句，觉得他有点心灰意冷，说起国内思想理论界的情况，他似乎知道的也有限。当时我有点唏嘘，感到了英雄迟暮。
在我心中，老翁是个思想家，他的脑袋里，装满了奇思妙想，也有很多独到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是老百姓听得懂的，例如他说：
翁永曦走了！他的目标，就是——“能趁自己还有几口气的时候，把一些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想清楚或者弄清楚。”
达到了吗，他走的时候有遗憾吗？我想，他一定是带着遗憾走的，因为，把所有的事情想明白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思想者的痛苦。
老翁，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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