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锚定流动的时代，南方周末N-TALK“文学之夜”实录|作家|文学之夜|时代|红楼梦|苏童|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七届南方周末N-TALK“文学之夜”现场

2025年，作为21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的收尾，映射出中国社会百年历程中剧烈而鲜明的变迁节奏。从革命战争到技术革新，持续的社会变动让代际经验出现断裂，也为文学注入了丰沛的生命力——时代断裂、命运分岔与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坚守，始终是文学反复叩问的核心命题。

在此背景下，第七届南方周末N-TALK“文学之夜”于2026年1月24日晚在广州举行。“在一个变化如此迅速的社会中，文学究竟还能提供些什么?”本届演讲以“文学与社会变迁”为主题，邀请五位写作者共同探寻答案。

苏童、班宇、柯岚、阮夕清、路内五位嘉宾的写作路径迥异，却共同将目光投向大时代中的个体命运。他们以各自的文本实践回应了文学的当代意义，苏童将时代比作“记忆的抽屉”;班宇以一场1999年沈阳的摇滚现场为引，勾勒声音与呐喊背后的社会阵痛;柯岚从清代法律切入，揭示《红楼梦》中女性以死抗争的无声悲剧;阮夕清拾取市井街巷的“无名语言”，为沉没的普通人建立文学档案;路内则借家族史寓言，探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精神韧性的形成。

他们用作品和思考证明，文学是记忆的容器，是声音的放大器，是理解人性的桥梁，更是对抗遗忘、锚定自我的精神坐标。

主持人、南方周末资深记者林子人

苏童：时代是“记忆的抽屉”，创作要“向后看”

“当你向后看，回眸一望的时候，恐怕现实生活以一种无比清晰的样子，会给你呈现它的结构、它的肌理、它的骨骼。”作家苏童以此解释自己为何在写作中选择“向后看”。他认为，社会的剧烈变迁之下，关乎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本质部分相对恒定，而文学的作用正是捕捉这种恒定。

这种向后的漫长注视，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在时过境迁后，看清生活的纹理与骨骼。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好天气》回望了20世纪70至90年代，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

苏童比喻，时代留给每个人的，是一只只“记忆的抽屉”。抽屉里装着的，可能是一台童年时的坏收音机，一封关乎热恋或失恋的信，或一张意义模糊的借条。这些记忆物件并非静止，它们总在骚动，渴望被打开。在苏童看来，写作的起点，就在于选择打开哪一只抽屉，并决定如何审视里面的藏品。“记忆抽屉”的“钥匙”并非预先存在，而是在写作过程中慢慢探寻，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写作的乐趣所在。

苏童的方法是从“小”处着手。他坦言“一个人的世界是小的”，如同自己在南京的房子里，窗外看见长江便已足够，无需奢望黄河。记录时代的雄心，必须从诚实面对自家窗外的风景开始。他相信，那些微小的、确切的个人记忆，自有通向博大与深刻的力量。

他将时代本身比作无法拥抱的浩瀚大海。面对这片大海，作家的职责并非描绘其全貌，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去忠实记录海边的一块礁石、一群飞过的海鸟，或一次昼夜不息的潮汐。他认为，这些具体的细节，正是大海的表情与眼神，是时代最真实的肌理。

谈及现实主义创作，他提出“谨慎现实主义”的观点：如今的现实主义已不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式的“开肠剖肚”，而更像“微创手术”。就像北京雾霾严重时有人售卖雾霾，玻璃罐中虽无形可见，却依然是最真实的现实。因此，文学创作的关键，是让读者相信“你的时代就是他的时代，你的现实就是他的现实”。

苏童

班宇：合适的作品，总会在合适的时代出现在你眼前

“新东北作家群”代表人物班宇，携2025年出版的小说集《白象》亮相。他以《青春的纪念碑》为题，用音乐与回忆串联起对社会变迁的思考。作为热门剧集《漫长的季节》的文学策划，他的写作始终扎根东北社会现实，以克制有力的叙述，记录转型年代普通人的命运。

班宇的演讲从一个名字开始——“青春的纪念碑”。这是沈阳一支活跃于上世纪末的地下乐队一首代表作的名字。作为写了十几年乐评的创作者，他没有直接从文学谈起，而是选择回到1999年秋天位于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操场。在那个尚无音乐节与Livehouse概念的年代，一场汇集了多支京城摇滚乐队的露天演出，通过口口相传成为了一个事件。

他记得那个傍晚，当本地一支乐队登台唱起那支歌时，黑压压的操场上亮起了零星的火光，那是学生们点燃的废树枝、用过的宣纸与失败的画作。火光与烟雾中，歌词唱着“在流逝的时空之中，你终于失去了年轻”，而台下数千观众的共同呐喊，盖过了歌声。班宇望向远处正为千家万户输送电视信号的彩电塔，再环顾这片呐喊的“黑色大洋”，他感到震撼。多年后他回想，那呐喊声中不只有学生，还有附近茫然无措的居民与下岗工人。一种个人的青春情绪与一个集体的变迁时刻，在音乐中模糊了边界，以至于许多人忘记了那天是如何回的家。

这把来自1999年的钥匙，为他开启了之后一连串的记忆。2005年，高中毕业的散场时分，左小祖咒那张被视作“天价”的唱片《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成了离乡火车上的背景。到了2008、2009年，一种近乎沸腾的公共热情，推动着他和同伴去啃读《卡拉马佐夫兄弟》与福克纳。也是那时，万能青年旅店在歌里唱道，“那些智力超常的人啊，认为已经掌握了云和闪电的习性，不再迷惑，也不再了解自己、世界和他人”。这令他反思，在巨大的热情中，人是否反而丧失了了解真实的能力。

时间继续向前，演出场所与出版资源都变得无比丰富，但选择的困境也随之而来。当喜欢的歌曲后面会涌出数十首类似的推荐，当书海无涯难以挑选时，班宇发现自己会不断回望过去那些清晰的节点。

“合适的作品，总会在合适的时代出现在你眼前。”他逐渐意识到，一个人在某个时间点聆听的音乐、阅读的文字，从来不是偶然。它们总是与当时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这些书页与旋律承载情绪、唤起共鸣，甚至蕴藏变迁的密码。

因此，班宇觉得，写作者似乎隐含着一种使命，但他们绝非预言家，甚至无法预言自己的未来。大家不过是时代洪流中心跳频率相近的共同体。最终，那些能精准捕捉并呈现此心跳声的音乐、文学与时刻，才得以穿越时间的迷雾，成为一座属于更多人的纪念碑。

班宇

柯岚：《红楼梦》藏着对女性的深切共情

柯岚的身份有些特别，她是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日常教授中国法治史，也是一位拥有三十多年阅读经历的“红迷”。她的专著《命若朝霜：<红楼梦>里的法律、社会与女性》从法律史角度解读经典，揭开红楼女性悲剧的时代根源，将12位红楼女性与12个清代法制问题相对应，为经典解读提供了全新维度。

数年来的研究，让柯岚发现了一个残酷的历史事实：清代法律系统地漠视女性生命，甚至以奖赏激励自杀。一个女性若被调戏后选择自杀，其家族可获得四十两白银和一座贞节牌坊;若在性侵害中无法自证被迫，自杀就成了证明清白、避免反被定罪为“合奸”的唯一途径。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被法律固化后，女性的生命价值被置于贞节之下。

柯岚讲述了一则嘉庆年间的真实案例，江西妇女邢吴氏因反抗禽兽公公的侵犯，反被判处“斩立决”。虽经刑部官员同情得以免罪，但这仅是罕见的侥幸。通常，类似处境下的女性，顺从是死，控告是罪，反抗亦是死。她们看似“自愿”的绝路，实则是法律与社会舆论共同逼迫的结果。

带着这份法律史的眼光重读《红楼梦》，柯岚对秦可卿、尤二姐、尤三姐等人的自尽有了全新认知。她们的死，并非简单的命运薄幸或性格刚烈，而是一种在绝境中，用生命完成的、最后的微弱抗争——以“威逼人致死”的条款，为自身讨回一丝渺茫的公道。书中，加害者鲜受谴责，舆论却齐指她们“不贞”，这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冷酷映照。

柯岚指出，《红楼梦》笔下的很多绝命女性都不可能被载入史册，她们是在历史长河中被淹没的个体，即使出现在历史之中，可能也只是在刑事司法档案里做一个无名的被害人。而《红楼梦》将她们记录了下来，让人们意识到这些生命也是很美好的，却被无情毁灭。曹雪芹无力在现实中为她们找到出路，只能构筑大观园这个短暂的乌托邦。而全书“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底色，也并非来自外来的启蒙思想，恰恰源于传统儒释道文化内部生发出的朴素平等观与深切悲悯。

柯岚坦言，早年读《红楼梦》，她也曾沉迷于探究那些有关情意的章节，甚至也不太喜欢这个悲剧的结尾，直到教授中国法治史、翻阅大量清代司法判例，又目睹了更多现实人生后，她才真正听懂了书中那曲悲歌，认识到《红楼梦》并非单纯的家族秘事或婚恋悲剧，而是大时代下女性群体的命运史诗。

柯岚

阮夕清：文学，人类文明的温柔算法

作家阮夕清的登台，带来了几个年代里普通人的声音。他的演讲《社会变迁里的无名语言》，从1987年无锡弄堂的深夜开始，一位争吵后仍未平息的老阿婆，在凌晨两点的雨中转而高声咒骂自己。小学五年级的阮夕清推开窗户，不理解为何骂声需要听众，即使整个世界都已沉睡。

时间来到1991年，他的邻居张海生坚信自己掌握了与天马星人沟通的语言，却只能在那种含糊的“天马星语”中，夹杂几句“晚饭吃了吗”这样的无锡话，才能被人勉强听懂。阮夕清觉得，有些人失去了输出清晰、功能化语言的能力，只能讲“泥沙俱下的话”。

1999年的故事关于一位叫陈国良的保安。他曾是糖果厂工人，下岗后被安置到百货公司。为了融入年轻同事，他编织了一个与当时刚出道的台湾女明星恋爱的秘密。阮夕清识破了谎言，却有些感动。他把这个谎言理解成对方调剂生活的方法。“他妄想着那位女明星刚刚出道，说明陈国良的生活是当下的，他在关注着娱乐信息，”阮夕清说，“他在用他的方式和时代保持同频，时代的卡车不断向前，陈国良靠一只手吊在了车门上摇摇晃晃，随时会被抛掉。”

2026年，阮夕清读到AI进入“行动智能”新纪元的文章，他意识到一个“科幻现实主义”时代已然到来。而他写作的源头，正是这些来自1987年、1991年、1999年的“无名者的语言”，这也成为他理解人和社会关系的一个渠道。他认为，每个人的语言中都藏着独特的生命密码，当这份密码无人继承时，文学将成为最后的数据库，一种“温柔的算法”，是高速发展中最后的自留地。

演讲的最后，阮夕清分享了一个故事，他的母亲患病后，反复叮嘱他“出门带包餐巾纸”。这让他想起《银河系漫游指南》里的一个设定，地球被强拆后，毛巾是星际漂流者最有用的工具。他把这称为“一个人的科幻现实主义”，并相信无论社会如何变迁，这类最朴素的人类经验与情感，将是碳基生命与未来硅基生命之间永恒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