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寒冬,功德林医务室那张惨白的病床上,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的虚空。

他嘴里含混不清,颠三倒四地背着《易经》里的词儿:“九五之尊,飞龙在天……”

这老头到底也没能盼来特赦的那一天。

提起功德林,大伙儿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八成是那个把缝纫机踩得冒火星子的杜聿明,要不就是整天对着图纸琢磨永动机、一脸痴迷的黄维。

至于墙角那个不起眼的老头,压根没几个人会多看一眼。

此人名唤张淦,当年也是桂系的一员猛将,坐到了兵团司令的位置。

想当初这帮战犯被俘虏的时候,从身上翻出来的东西通常是美钞、大黄鱼或者勃朗宁手枪。

但这老兄倒好,解放军战士从他贴身衣兜里掏出来的,竟然是三枚盘得油光锃亮的铜钱,外加一个做工考究的紫檀木风水罗盘。

在国军那帮高层的大佬圈子里,他简直是个奇葩。

白崇禧把他捧上了天,夸他是当世张良,有着诸葛武侯的神算;可蒋介石对他却是恨得牙痒痒,那种恨意,甚至比对战场的对手还要深上几分。

这是为啥?

倒不是因为他带兵打仗是个草包。

恰恰相反,顶着桂系“钢军”军长的名头,他在战术指挥上确实有两把刷子。

老蒋之所以想撕了他,是因为这人搞出了一套让人恶心的“职场混日子大法”——拿算命当挡箭牌,把抗命不遵说成是顺应天意。

这手段,比明着造反还要让人反胃。

咱们把日历翻回1948年,看看双堆集那场恶仗。

那会儿,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围得跟铁桶似的,水泄不通。

黄维是个死脑筋的硬骨头,钉在阵地上死活不退,一连发了三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向外围的友军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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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张淦手握重兵,就在边上看着,离得并不远。

救,还是在那儿干看着?

这背后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全是生意经。

要是按打仗的理儿,这账得这么算:大伙儿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友军完了,下一个倒霉的就是自己,必须得救。

可要按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那个烂账算,逻辑就变了:黄维是老蒋的心头肉,嫡系中的嫡系;张淦那是白崇禧的铁杆马仔。

要是出手救了黄维,赔进去的是桂系的老本,领功劳的却是蒋介石的人;如果不救,正好借对手的刀削弱老蒋的实力,对桂系那是大大的有利。

白崇禧那边的暗示很明白:按兵不动,稳住。

可这话怎么跟南京那边交代?

怎么跟底下的当兵的解释?

要是直说“咱们为了保存实力见死不救”,那就是通敌,是抗命,道义上根本站不住脚,搞不好还得激起兵变。

就在这节骨眼上,张淦把他的罗盘掏出来了。

他当着手下一帮军官的面,晃了晃那玩意儿,板着脸神神叨叨地说:“刚才起了一卦,卦象显示‘亢龙有悔’。

这时候要是冒进,肯定要遭天谴反噬。”

这招实在是太损了,也太绝了。

如果他说“白长官不让去”,那是把火引向白崇禧;如果他说“老子不想去”,那是自己找死。

偏偏他说“卦象不让去”,这责任一下子就推给了“老天爷”。

这就是蒋介石为什么恨不得枪毙他的原因。

明面上的子弹好躲,暗地里的卦象谁防得住?

张淦这种用玄学包装起来的“隔岸观火”,实际上是把军队最核心的价值观——忠诚的解释权给篡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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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他们打败仗,顶多是技不如人,或者是判断失误,这个老蒋咬咬牙也能忍。

但张淦摆弄个罗盘,把“保存实力”这种下作的私心,披上了一层“顺应天命”的神圣外衣。

你跟他讲军法,他跟你扯八卦;你跟他谈战略,他跟你聊风水。

这哪是抗命,这简直是把最高统帅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后来大家都进了功德林,沈醉回忆录里提过这么个茬儿:黄维每次放风看见张淦,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那火气压都压不住。

有一回,黄维气得手哆嗦,差点把手里的饭碗扣到张淦脑门上。

因为黄维心里跟明镜似的,当年双堆集几万弟兄,不是死于对手的炮火,而是死于张淦嘴里那句该死的“亢龙有悔”。

话说回来,张淦自己信这一套吗?

这事儿琢磨起来挺有意思。

一个受过正规现代军事教育的高级将领,脑子里真能装下这些神神鬼鬼?

不少人觉得他是在装神弄鬼,可我觉得,这老家伙是一半清醒,一半在自我催眠。

把时间再往前推十年,1938年的桂南会战。

那仗打得昏天黑地。

张淦命令工兵营给指挥部挖防空洞。

按照军事工程学的规矩,洞口开在哪、朝向哪、挖多深,那都有严格的数据指标。

可张淦拿着罗盘转悠了两圈,死活非要让工兵把洞口往东南方向挪个15度。

理由听着都荒唐:“紫气东来,利于杀伐。”

工兵营长当时心里估计把张淦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但官大一级压死人,只能硬着头皮照办。

谁成想,极其邪门的事儿真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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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鬼子的轰炸机群飞过来,噼里啪啦一通乱炸。

按照常规测算,本该砸中指挥部的那几颗炸弹,偏偏就落在原来选定的位置附近,把旁边的辎重队炸了个稀巴烂。

而那个挪了15度的指挥部,居然连块皮都没蹭着。

这一把,直接把张淦炸成了“神”。

连白崇禧后来都半开玩笑地调侃:“张淦手里那个罗盘,比炮兵的观测镜还灵光。”

这件事成了张淦人生的分水岭。

从决策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纯粹是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在作祟。

那次偏离15度,就是撞大运的概率事件。

但在战场那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鬼地方,人太需要个心理寄托了。

当“运气”被神话成“本事”之后,张淦就从一个凡人指挥官,摇身一变成了掌握“天机”的大师。

这种“神机妙算”的名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甜头。

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的国军内部,他拥有了旁人没有的解释权。

别人打仗靠情报,他打仗靠“掐指一算”。

既然靠“算”,那操作空间就大了。

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跑路,全凭他上下嘴皮子一碰。

说白了,这成了一种最高级的“甩锅机制”。

可偏偏,当一个组织开始靠算命来做决策的时候,离散伙也就不远了。

等到1949年,衡宝战役前夕,国民党眼看就要完蛋。

这会儿的张淦,做出的决策已经彻底没法用理性来解释,直接滑向了荒诞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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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竟然带着一个特务连,在湖南韶山冲那一带转悠了整整三天。

大军压境,火烧眉毛,身为兵团司令不去看地图,不布置防线,跑去韶山冲干嘛?

挖祖坟。

他煞有介事地指着一个土包,神神叨叨地说:“只要断了这个脉相,湘地的王气就散了。”

这老兄似乎真信了邪,觉得只要挖了毛泽东的祖坟,破了风水,百万解放军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啦啦全倒下。

民工被枪逼着去挖土,挖到一半,老天爷突然变脸,暴雨倾盆,土方塌方。

张淦站在雨里,脸色铁青,比死人还难看。

后来考古队证实,那其实就是清代当地一个乡绅的衣冠冢,根本不是正主。

这简直就是一场闹剧。

如果说双堆集那会儿用罗盘还是为了“保存实力”的政治算计,那么韶山冲这次疯狂挖掘,纯粹就是末日来临前的自我欺骗。

这会儿的张淦,早就不是那个精明的“罗盘将军”了。

面对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他手里那个破罗盘彻底失灵了。

现代战争的钢铁洪流,压根就不讲究什么紫气东来。

进了功德林监狱后,张淦依然没放下他的执念。

虽然罗盘被没收了,但他心里的那个还在转。

你们能赢,无非是瞎猫碰上死耗子,顺应了天象周期罢了。”

杜聿明就在隔壁小组,听了这番歪理,直摇头叹气。

杜聿明摇头的意思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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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职业军人,老杜承认输了,承认战略战术不如人,承认人心向背变了。

但在张淦眼里,历史的必然性被简化成了风水轮流转。

这是一种骨子里的傲慢,也是一种极度的懦弱。

他死活不承认自己输给了对手的战略,只承认自己输给了“时运不济”。

1963年,特赦名单公布。

张淦榜上无名。

那时候他身子骨已经不行了。

看着狱友们收拾铺盖卷回家,他苦笑着对人说:“卦象上说我有百日之灾,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一灾就是整整十年。”

这话听着让人心里挺不是滋味。

直到咽气前,他还在算。

可他算错了一个最根本的变量:新时代压根就不吃这一套。

角落里的张淦,正借着窗户栏杆投下的影子,配合手里的罗盘,试图推算特赦的日子。

这个动作,他在三千多个黄昏里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他算天,算地,算风水,算命数。

他算准了1938年那颗炸弹的落点,所以他活下来了;他算准了双堆集不必去送死,所以他暂时保住了部队。

但他唯独没算准一样东西——大势。

那个旧时代的罗盘,指针永远指向过去。

不管怎么转,都指不出一条通往新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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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张淦病逝。

那个在博白县图书馆深夜被缴获的罗盘,最后成了一个荒唐时代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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