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北京阴冷的冬风刚吹到长安街,穿过人民大会堂的回廊,第四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即将开幕。候场的人群中,一抹军装格外醒目——那是杜聿明的旧习惯,他总爱把纽扣扣得整整齐齐。谁也料不到,几分钟后,他会因为一个久违的侧影而当场怔住。
杜聿明此时已55岁,自1959年12月被特赦离开功德林管理所后,生活归于平静:上午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阅卷,下午练字或打太极。战场上的锐气被岁月磨钝,却未彻底消失,他仍然保持军人特有的审视目光。视线扫过侧厅,他突然认出那人——身板挺拔,神情沉稳——郭汝瑰。心底的疑团瞬间翻涌。
一句脱口而出的疑问“你怎么也在这里”带着不加掩饰的震动。杜聿明想起1948年淮海战役作战会议上,郭汝瑰对蒋介石那番“依江固守”的建议;又记起重庆林园茶会上,郭汝瑰对顾祝同谈起“兵以诈立”的笑言。当年,这位号称蒋介石“最可信赖的军务参谋”的川军子弟,在南京国防部第三厅翻阅过密级作战电报,可谓核心要职。如果说自己走向战犯之路可以预料,郭汝瑰却应当在台湾。
郭汝瑰56岁,比杜聿明年长一岁。早年投考黄埔五期,与许光达、宋时轮同窗;更早一点,他在成都读私塾时就被父亲训诫“读书为强国”。“四一二”清共后,他一面随堂兄郭汝栋周旋于川军混战,一面试图保全同志。1931年赴日士官学校时,仍带着一本恽代英赠送的《新青年》。后来,抗日八年,他从参谋长做到军务署署长,口袋里常装着一张秘密联络的地址——那张纸从未被蒋介石察觉。
1945年夏,郭汝瑰在北平东兴楼酒馆再次碰到同学任逖猷。借着午后安静的包厢,两人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此后四年,他向延安传递的情报达二十多份,涉及国民党整编兵团位置、后勤补给线、重庆行营人事调动。重要的是1948年10月那份《徐蚌战区兵力分散态势图》,直接送到毛泽东案头,为淮海战役部署争取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差。
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过一句:“郭汝瑰,多谋将才,可成我辈羽翼。”然而当解放军渡江硝烟未散,他却等来了郭汝瑰在宜宾通电起义的消息。对比1949年12月成都兵临城下时蒋介石的愤怒咒骂,这位老部下的转身,实质上宣告了大西南防线土崩瓦解。
杜聿明对那段插曲知之甚少。1948年底他在徐州被俘,至1959年接受改造。特赦后,组织安排他担任政协委员,研究西北战史。文件里偶尔出现“川南起义”“郭某”字样,他未深究。直到今天,这张面孔真实站在眼前。
郭汝瑰微微一笑,声音压得极低:“老杜,时代变了。”短短七字,既是回应,也是界碑。杜聿明沉吟片刻,没有继续追问。多年军旅磨出的警觉告诉他,这里不是谈旧账的地方。
会场钟声响起,代表们陆续入座。杜聿明边走边回想:淮海会战前,他曾向蒋介石提议抽调七十四军策应,未被采纳;而郭汝瑰当时递交的方案,看似保守,实则给了解放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倘若早知其立场,局面又会怎样?答案已经无关紧要,但思考停不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特赦10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中,杜聿明排名第三。他在劳改诗抄里写下“自新”,意思是重新做人。郭汝瑰则用另一种方式自新:一边维系“心腹”身份,一边为解放事业暗渡陈仓。两种路线,却殊途同归,在人民大会堂的长椅上交汇。
当晚,杜聿明回到宿舍,摊开那本战史笔记,空白页上写下八个小字“成败皆因识人难”。墨迹未干,他放下笔,窗外灯火摇曳,像极了当年淮海战场的漫天火光。
郭汝瑰会议结束后前往军史研究处。半夜翻阅1949年川南作战记录,忽见自己十多年前的手令副本:字迹遒劲,却早已泛黄。他轻叹一句,合上卷宗,把灯拨暗。于是,两条在历史节点上交错的曲线,留给后人无声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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