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哲等：支撑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创新体系|培养机制|学校|教学|教育|陈先哲|高技能人才|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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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机制要在育人逻辑、培养路径与办学模式上寻求突破。如何通过创新教育生态、打破制度壁垒、探索分类办学，实现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更好地支撑国家创新体系？一起来看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先哲；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广东省清远市华侨中学副校长张伟娟的深入阐述——

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与大国竞争重塑发展格局的关键时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1] 强国建设中，教育是联结科技、人才两大要素的纽带，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唯有紧紧抓住教育这个关键，才能实现人才自主培养与科技自主创新的良性互动，从而将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转化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劲动能。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龙头是高等教育。在支撑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方面，作为龙头的高等教育备受关注，但作为基点的基础教育仍需进一步夯实。创新既是一种技能，亦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思维品质与人格特质。在漫长的基础教育阶段，如果学生的探索欲被压制、创造性思维得不到发展，其缺失的创新人格在高等教育阶段将难以弥补。基于此，要从根本上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既需要高等教育超前布局，更亟须基础教育主动变革以夯实根基。这意味着，基础教育不仅要实现育人逻辑的根本转变，还要在人才培养和办学模式上寻求突破。

创新教育生态，推动基础教育人才培养从知识逻辑向成长逻辑转变

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实质上是一场围绕创新资源组织方式与创新主体培育模式的深刻变革。在传统工业时代，基础教育就是工业社会的缩影，旨在为规模化生产输送标准化人才。然而，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时代到来，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转型：知识不再是静态的结论，而是演变为动态发展的网络；创新也不再是封闭的个人智力活动，而是基于协同与共享的复杂系统工程。基础教育要更好地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就要摒弃传统的边界思维，推动人才培养从单一的知识传授向多元协同的成长逻辑转变。

与传统知识逻辑不同，成长逻辑更加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生成，更深入关注学生为适应终身发展及社会发展所需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就要求学校跨越校园的时空边界重构育人场域，为学生提供更具开放性的资源平台。在此逻辑下，教学的核心任务除了传播知识外，还要通过真实情境下的探究实践，促进学生将外在知识内化为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这种基于真实场景的深度浸润，在有效呵护学生宝贵好奇心的同时，也能让具备创新潜质的“种子”在萌芽期获得最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从而为创新人才的长周期成长营造出良好的教育生态。此类基于真实情境的探究实践在高校已较为普遍，不少高校都协同其他科研院所、高新企业等创新主体积极参与并实现互动建构。但在中小学推广则面临诸多挑战，许多学校的尝试往往流于形式或难以深入。

近年来不少新型研究型大学崛起，成为高等教育创新改革的新鲜血液。在基础教育领域，也有一些新型学校在发力探索，为中小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鲜活样本。比如，为突破传统教育的局限，广东东莞松山湖未来学校以“无边界”的办学思路，营造了“城校共生、科教融合”的全新生态。在物理空间与资源布局上，学校主动破解孤岛效应，将自身嵌入松山湖科学城的创新链条，与周边的中国散裂中子源、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等“国之重器”建立常态化连接，将国家级实验室变成了培育学生科学素养的第二课堂。课程与师资建设方面，学校推行“学业导师+特聘科学家”的双导师制，依托外部高端资源支持学生开展跨学科项目研究。学校利用弹性学制和扁平化管理激发组织活力，依托“融创·未来”课程体系打破学科壁垒、联结现实世界，借助“发现·未来”评价系统建立精准画像、支持个性化成长。[2] 这种创新教育生态为学生沉浸式创新体验提供了更强保障，也有望为国家孕育出更多具备创新潜质的“未来种子”。

这些新型学校的实践证明，基础教育的创新人才培养不能闭门造车。只有当学校主动打开校门，将自身的教育链深度融入国家的创新链、产业链与人才链，才能营造开放、协同、共生的教育新生态。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学校主动拥抱开放创新并成为创新教育生态的一部分，基础教育才能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创新生态的形成，意味着教育要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不再是生产“零件”，而是支持每棵树按照自身形态生长；意味着教育要从封闭走向开放，推动学校与社会深度融合，成为学习型社会的神经节点；意味着教育要从简单传授走向协同进化，促使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形成共育共生关系。

打破制度壁垒，探索英才教育与大众教育有机融合的新路径

教育向“创新生态”的理想转型绝非一日之功，更无法自动生成，亟须体制机制的变革作为强力支撑。唯有直面打破制度壁垒的关键问题，打通痛点堵点，才能实现路径突破并起到方向性引领作用。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既要面向国家战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并以国家意志推动和探索早期英才教育，又要秉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教育初心满足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两者在理论上辩证统一，但在实践操作中又常常存在冲突，影响创新教育生态的形成。一方面受制于分段式的学制设计与单一化的评价标准，早期英才教育应试化、功利化倾向仍较为明显。拔尖计划、强基计划等招生政策放大了五大基础学科竞赛的选拔功能，将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识别一定程度上异化为特定学科知识的高难度竞赛，不利于偏才、奇才的甄别与培养。部分在中学阶段展现出特殊潜能的学生，因缺乏长周期的专业引导与资源支持，在反复机械刷题中磨灭了创新火花和学术志趣。另一方面受应试指挥棒和英才教育泛化的影响，本应是面向大部分学生的整体性素质提升的大众教育被异化为高强度的应试训练，往往容易陷入同质化“内卷”而不利于创新素养形成。

要破解上述难题，需要先厘清英才教育与大众教育的辩证关系。真正的教育公平，并非简单的平均主义，而是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最适合其潜能发展的教育。面向支撑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目标，需要建立“双轨并行、有机融合”的培养机制：既要为少数具备超常潜质的天才学生开辟绿色通道，在刚性的学制束缚与标准化的考试选拔机制上寻求突破；更要为广大普通学生营造“包容性卓越”的普惠生态。这种“双轨并行”培养机制的实现，关键在于英才教育要首先自成轨道：面向少数超常学生，敢于打破标准化的评价桎梏，开辟出英才教育的“特区”。这样才能与大众教育轨道形成定位清晰、错位互补的格局，有效避免大量普通中学、学生和家长盲目卷入拔尖创新人才赛道，从而冲击基础教育的整体生态。与大众教育追求的全面发展不同，拔尖创新人才往往表现出非线性与偏科的成长特征。强基计划实施以来，以高考成绩占绝对比重的总分统招在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方面仍然发挥主导作用，[3] 往往容易埋没一些具有创新头脑的偏才、奇才。为此，迫切需要探索和建立独立于常规升学体系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培养路径。

2021年创立的深圳零一学院，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英才教育轨道的先行探索者。深圳零一学院上承顶尖企业、下设零一学校，并向中小学延伸，全面贯通创新能力培养、创新人才选拔与培育、创新项目落地转化的全链条。其选拔方式与众不同：学院通过每年夏季的X-Challenge颠覆性创新挑战营，让学生在为期10天的真实项目实践中展现好奇心、想象力与内在驱动力，从而筛选出真正具备原始创新潜质的好苗子。在培养模式方面，学院打造了长周期、贯通式的“成长天梯”。通过考核的中学生可获得学生研究员身份，即便考入不同的大学，仍可依托该平台持续获得顶尖导师的指导与实验室资源支持。[4] 自办学以来，深圳零一学院举办了一系列研究型培养活动，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高校和高中的优秀学生，包括院士、新锐科学家、科技创新企业领袖、国际组织代表在内的众多顶尖导师积极参与。他们的实践探索，为中学生创造了“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的机会。这种跨越学段的贯通培养模式，不仅疏通了人才成长的堵点，确保了创新人才培养的连续性与累积性，更在选拔和培养过程中为创新型学生提供了独特的资源和支持体系，极大促进了他们的成长，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潜能。

面向广大普通学生的大众教育，则要营造“包容性卓越”的普惠生态，厚植创新人才培养的沃土。近年来，随着新高考改革的推进，选课走班成为高中教育的选择。在这方面，北京十一学校早在十多年前便开启了一系列前瞻性的实践探索，同时积极推动包括课程体系构建、教学组织形式变革和管理制度重建在内的学校转型。然而，选课走班的真正落实，绝非简单的形式变换，其核心在于治理结构革新和技术深度融合。为了支撑这一复杂的教学体系，北京十一学校打破传统的行政科层壁垒，构建了多元共治的扁平化治理结构与智能化的技术平台，对校园生态进行了全方位重塑。同时，改革始终聚焦于人的适应。[5] 经验表明，当学校不再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生，而是提供多元化的赛道与评价标准时，每一个学生便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找到自信与成长的动力。这种“包容性卓越”的普惠生态，一方面提升了全体学生的综合素养，另一方面也为创新型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广阔的基座与沃土。

当然，要更好实现英才教育与大众教育双轨并行且有机融合，需要先行者的探索与带动，更需要在区域乃至国家层面建立系统性的制度保障。首先，要进一步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多把尺子量人才”的综合评价机制。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应赋予试点高校和高中更多自主权，探索基于项目作品、科研经历、综合素质档案的多元录取模式，为偏才、奇才留出成长通道。其次，要建立大中协同的常态化机制。教育主管部门应牵头打破部门壁垒，推动高校、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图书馆等资源向中学有序开放；鼓励大学教师走进中学开设先修课程，中学教师走进大学参与访学研修，实现师资与课程的双向融通。最后，全社会应积极营造一种包容失败、静待花开的文化氛围。只有给予学校、教师和学生足够的试错空间和成长时间，基础教育才能真正成为孕育大师的摇篮，并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探索分类办学，以开放融通理念加强特色高中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办出特色。[6] 高等教育领域的战略变革，深刻映射出国家创新体系对人才结构多样性的内在要求，也为高中阶段的办学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改革启示。长期以来，受制于单一的评价导向，我国高中学校普遍陷入了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竞争困局，大多数学校拥挤在单一的升学赛道上。这种同质化竞争既导致教育资源配置低效，也难以满足国家对多元化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事实上，国家战略与产业变革既需要学术型人才，也需要技能型、艺术型、体育型等各类创新人才。同时，学生的个体差异也不容忽视。并非所有人都适应单一的应试模式，有的学生动手能力强，有的学生有艺术天赋。在高中阶段探索分类培养，既是更好为未来社会储备人力资源做针对性准备，也能让每个学生的潜能被看见、被培养。从更全方位支撑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路出发，推动高中探索分类发展、实现特色化办学可从以下三方面发力。

首先，推动部分优质高中向科学高中转型，打造孕育战略型、学术型创新人才的摇篮。在国家创新体系的金字塔尖，需要一批能够冲击世界科技前沿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对此进行提前谋划与早期培养至关重要。因此，应支持具备条件的优质高中率先转型，使其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国少队”。我国科学高中的建设现今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政策支持不足、社会合力未形成等挑战。相比之下，美国、新加坡等国早已从国家战略目标和实际需求出发，通过政策引导、项目驱动以及教育改革等多种途径，自上而下积极推进科学高中建设。[7] 比如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TJHSST），学生从高年级开始就可以进入专业研究实验室，在科学家指导下完成一个原创性的毕业研究项目。这种将学习的终点从通过标准化考试转变为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的模式，极大提升了人才培养的效度。其已成功构建了一个以真实科研项目为核心、与高等教育紧密衔接的创新生态系统。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我国科学高中的建设应走出一条本土化的创新之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实践探索就颇具代表性。该校与美国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合作，通过成立“高研班”“创新班”进行教改创新，为7—12年级的学生提供STEM教育，形成了“国家课程—创客空间—高等研究实验室”三层递进的STEM教育体系。[8] 这一体系实现了从面向全体的兴趣激发，到面向少数人的项目探究，再到面向极少数人的高阶课题研究的纵向贯通。当然，科学高中的建设不能仅靠学校的单打独斗，更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资源倾斜。建议在“十五五”期间，遴选一批基础较好的高中作为试点，赋予其在课程设置、师资聘任、招生选拔等方面的特殊政策，支持其与顶尖高校、国家实验室建立联合培养共同体，将科学高中打造成为孕育未来科学家的摇篮。

其次，引导普通高中特色化发展，助力个性化、多元化创新人才错位培养与错位发展。对于处于中间层的大量普通高中来说，盲目追求清北率不但不切实际，反而会导致办学方向的迷失。其出路应在于错位发展，即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从而找到独特的价值支点。在国内，上海市在特色高中建设上较早开展系统性探索并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上海市教委通过建立“学校自主规划、区域推荐支持、项目滚动指导、探索分阶管理”的协同治理机制，[9] 引导普通高中跳出同质化竞争的泥潭。例如，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依托高校资源，打造了尚法特色；嘉定二中以“融合人文的科技教育”办学特色提升学生的科技及人文素养；曹杨中学聚焦生态文明，建设了丰富的分层分类特色课程系列，形成了环境素养特色等。[10] 这些学校的成功，关键在于找到了一个既符合自身传统，又能与外部优势资源精准对接的特色领域，从而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开辟了新赛道，实现弯道超车。这需要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积极为普通高中链接高校、文化团体、高新企业等社会资源，支持学校在人文、艺术、体育、科技等某一领域形成鲜明的办学标识。通过特色化发展，让每一所普通高中都能在特定领域发光发热，也让更多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赛道上跑出精彩。

最后，打破普职二元对立，走双向融通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之路。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基座上，需要仰望星空的科学家，更需要大量脚踏实地、精于实践的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然而，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仍面临办学质量不高、吸引力不强的现实困境，难以完全适应产业升级对知识型、发展型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11] 随着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未来的大国工匠既要技艺精湛，又要具备扎实的科学素养与工程思维。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必须从单纯的就业导向转变为就业与升学并重，而提升中职办学质量则是实现职普融通的前提与基础。尽管《规划纲要》提出“以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为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反观以往综合高中的尝试之所以步履维艰，根源在于受功利化的生源分流导向影响，致使职业教育在实践中被“矮化”和“牺牲”。[12] 新时代的职普融通，目标应定位于创设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培育既懂科学原理又精于动手实践的复合型创新后备人才。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深入到课程与教学的内核进行融通，美国《帕金斯法案》支持下的“Math-in-CTE”课程模式就是这个思路。该模式并非简单地在职业课程中增加数学课时，而是由数学教师与职业课程教师组成教研团队，共同将数学课程标准中的核心概念深度嵌入到职业技能的真实应用情境中。这种“做中学、学中做”的模式，实现了学术知识与职业技能的化学反应，产生了“1+1>2”的育人效果。[13] 这启示我们，实现双向融通不能仅停留在学籍互转、课程互选的浅层合作。建议地方教育部门主导建立普高与中职的常态化联合教研机制，助力职业高中提升教学质量，鼓励双方共同开发学术知识应用化、职业技能原理化的新型课程模块。这不仅能让普通高中的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的理解，激发其创新潜能；也能让职业高中的学生夯实文化基础，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结语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石，更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点。要真正发挥这一战略支撑作用，亟须推动一场全方位的人才培养范式转型。在基础教育领域，营造一个立体化、全周期的创新人才培养新生态，需要从三个层面突围。在育人逻辑上，要摒弃围墙思维，推动人才培养从灌输式的知识逻辑转向以人为本的成长逻辑，让更多创新火花能在真实情境中被点燃。在培养路径上，要打破制度壁垒，建立英才教育与大众教育“双轨并行、有机融合”的机制，既为天才开辟自由生长的“特区”，也为大众提供“包容性卓越”的沃土。在办学模式上，要避免同质化竞争，引导不同类型高中学校探索分类办学实现特色化发展，从而实现人才供给侧的结构性优化。

展望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竞争版图。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的突破，依赖于顶尖科学家的原始创新，更取决于整个社会创新土壤的丰厚程度。基础教育作为人才成长的“第一公里”，其质量直接决定了国家创新体系的韧性与后劲。当未来的产业革命对人才的需求从单一的知识储备转向复杂的跨界整合，从标准化的执行能力转向非线性的创造思维时，基础教育必须具备超前布局的战略眼光。可以期待，通过持续深化的改革，能够塑造一个更加开放、多元、包容的教育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学校不再是孤立的知识孤岛，而是与科研院所、高新企业深度耦合的创新枢纽；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应试机器，而是具备家国情怀与全球视野的未来创造者。只有当基础教育真正成为孕育创新精神的源头活水，才能源源不断为国家创新体系输送高素质的后备力量，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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