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我的姥姥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古玩商家庭，上面还有一个大她3岁的姐姐。两人本应该是住四合院、衣食无忧的小姐，但太姥姥因为一直没生出儿子，被入赘的丈夫长期打压，一度精神失常，在我姥姥5岁那年，她的亲生父亲就偷偷变卖了古玩店和家产，带着小老婆去了南方。
彼时日本人觊觎华北，世道不太平，为了活命，太姥姥带着一对年幼的女儿，一路向西北，颠沛流离，走到了内蒙古东部的一片牧场。为了在乱世里找个依傍，太姥姥嫁给了一个当地的牧羊人——也就是我的太姥爷。太姥爷是土生土长的蒙古人，勤快善良，因是个哑巴，半辈子没娶上媳妇。
我姥姥长到9岁，太姥姥就撒手人寰。太姥爷怕留两个女孩儿在家不安全，就把她们送进了牧区学堂。他放牧之余，专门去给学堂先生家里打杂，换来了我姨姥和姥姥免费读书的机会。但我姥姥也只上了3年学。好在牧民都很热情、和善，女人们教会了姐妹俩剪羊毛、捻毛线、缝衣服等各种技能，姐妹俩就这样逐渐长大成人。
姨姥19岁时嫁给了一个牧民，随着男方安下家。太姥爷此后一直跟姨姥生活在一起。姨姥也把太姥爷当成自己的亲生父亲一般照顾着，直到他离世。
1948年，18岁的姥姥遇见了20岁的姥爷。
我姥爷也是个苦命的人，他5岁时被亲生父亲卖到牧区，这么多年，住羊圈、睡牛棚，冬天没鞋穿，靠牛粪暖脚。8岁那年他得了痢疾，肠子都拉脱出来半截，多亏一位好心老人帮忙才捡回一条命。姥姥心疼姥爷的遭遇，冬天跟着羊群捡碎羊毛，攒着给他做棉衣、纳布鞋，姥爷感动得热泪盈眶。两个人就这样在一起了。
1950年，我大舅出生后，姥爷坚持要回故乡。于是一家人回到巴彦淖尔的山村，在邻里乡亲的帮助下安了家。姥爷那时就给一个大户人家做长工，挣来一家三口的糊口粮食。3年后，我的母亲出生，姥姥要照看幼儿，不能出去干活，就给别人的孩子当起了奶妈，挣点零钱补贴家用。又6年后，我小姨一出生，似乎就给家里带来了盼望——她刚满月，我姥爷就在人民公社当上了厨师。
姥爷打进了公社食堂就剃了光头，一年四季都戴着厚棉帽——他无法明目张胆地提走饭菜，就把自己一天的主食包起来装在帽子里，再戴在头上，等到晚上下班后走3公里夜路回家，将那份饭食带给妻子和孩子们吃，第二天天未亮时，他再返回公社。
我母亲总说，她小时候最盼着天黑，因为一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就知道是姥爷回来了，然后就能吃到喷香的玉米饼了。姥姥会给姥爷热好洗脚水，看着孩子们抢饼、打闹，姥爷在一旁会笑得合不拢嘴。那些年，家里的油灯只在有重要事情时才会点上，灶台里柴火的火光是屋里唯一的光亮，照亮了一家人最温暖的时光。
可这温暖没有持续太久。
1960年冬至后，纳林湖迎来捕鱼期。天不亮，人们就赶着马车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朝着湖的方向去。天气好的时候，孩子们也会来凑热闹，在冰面上捡一些别人不要的鱼。
有一天，我大舅领着3个伙伴去捡鱼，饿了一整天，回来时路过公社食堂，就想进去要点吃的。他刚进大门，我姥爷就迎了出来。姥爷见大舅后面还有3个冻得鼻青脸肿的孩子，身上都背着个泡泡的破麻袋，就明白孩子们收获无几。最小的孩子约莫7、8岁，通红的手裂开了口子，流出的血甚至都结冻了。
姥爷于心不忍，转身回去，从锅里偷了4张烙得正烫的饼，着急地顶在头上，戴上厚棉帽遮掩，又带孩子们出了公社大门，去到了一个隐蔽角落，给每个孩子分了张。孩子们开心地拿着饼走了，都没看到我姥爷偷饼心急，头皮都被烫伤了。
那天晚上，我姥爷穿上羊皮袄正准备回家的时候，公社领导突然出现，拦住了他。当公社领导摘掉我姥爷的帽子，一切不言自明。
事后才知道，有人当天就举报了我姥爷。那个手被冻裂的孩子，拿着饼回家后，没舍得吃，而他的父亲——我姥爷同族的一个堂弟，转身就带着那张饼去了公社。据说，他手里拿着食堂的饼子，在公社领导面前，详细把我姥爷怎么把饼顶在头上带出去的描述了一遍。而举报的动机，是因为这个堂弟嫉妒我姥爷成了村里的“红人”，借此机会，正好把我姥爷拉下马。
姥爷那天没能回家，接下来的1个月，他白天劳动，晚上被关在公社批斗，他被撤销了厨师，灰溜溜地回了村，继续参加大集体劳动。姥爷那一段时间里总是躲避着周围人的目光，天不亮就下地劳作，傍晚常常是最后一个回去。
1961年秋天，姥姥在收割玉米的时候生下了我小舅。当时，姥姥感觉自己快要临盆，捂着肚子急忙往村子里走，可没走几步，头上就开始汗珠滚落。她大声呼喊着我姥爷的名字，但姥爷离得太远，根本听不见，幸好不远处的位妇女听见喊叫声，跑过来帮忙。
秋风冷冽，小舅落下来就冻得通红，那妇人脱下一件粗布褂子将小舅裹住，放进了篮子里。直到这时，我姥爷才被干活儿的人们喊了过来，他赶着队里的牛车，把妻儿送回了家。
小舅刚满月，我姥姥就重新下地劳动了。才8岁的母亲，每天要在家照看我小姨和小舅，11岁的大舅，则要整天在野外放牧，早晨出去，傍晚才回来。
那年冬天，羊群吃稳了草，大舅和两个小伙伴（有一个是生产队队长的儿子）玩起了捉迷藏。他数完数回过头，伙伴们已跑得无影无踪。空旷的野地里一目了然，大舅寻摸了一圈，喊名字也没人应，又不敢离开羊群，只能坐着等待。
许久，那俩小孩回来了。原来，他俩跑回了村边的草垛里藏着，正好遇到一只鸡在草垛里下蛋，就逮住母鸡想要戏耍一番。他俩抱着鸡招摇过市，回来寻到我大舅，就一起逗弄起母鸡，但玩着玩着，就起了杀心。队长的儿子回家取了火柴，我大舅用羊鞭铲在冻土上挖了坑，另一个孩子捡来了干草和树枝……那个下午，母鸡就被烤了，大舅他们不懂火候，把鸡烤得一塌糊涂，当然也没吃到什么美味。
第二天上午，我姥姥和姥爷正在家编草帘，丢鸡的女人来到家里质问，说我大舅偷了她家的母鸡，让姥姥赔。姥姥很是迷惑，就答应人家，等大儿子回来问个清楚，一定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姥姥让姥爷出去把放牧的大舅替了回来，询问大舅那只母鸡的来龙去脉，我大舅一口咬定鸡不是他偷的，更没提自己吃了鸡肉。
姥姥知道大舅平日里是个诚实的孩子，就准备带着大舅去找那个女人说理。还没出门，另一个孩子的母亲也带着小孩来到家里——那丢鸡的女人也去找了她。于是，两个母亲各自逼问了自己的孩子，终于搞明白了事情的经过，也明白了丢鸡的女人怕得罪生产队队长，并未去队长家讨理。
另外一个孩子的母亲先一步低头，劝我姥姥说，一只母鸡也没多少钱，哪怕赔点粮食也行，一个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能把队长也得罪了，到时候怕给穿小鞋。可我姥姥不同意，她带着大舅准备去找丢鸡的女人说清楚，那对母子也跟在后面。
一进院子，丢鸡的女人端着一个盆正要出门。我姥姥迎面赔笑说：“拴孩妈，真不好意思，我没管好孩子，好好一只鸡就给烤了。不过，我问了我家福平，鸡不是他偷的，烤的时候有他。你再打听一下，谁偷的，我们一起平摊着赔，你喂只鸡也不容易。”
那女人的脸立马阴沉了，说：“我打听清楚了才去找你的，我还冤枉你了？”
我姥姥也不高兴了：“不是冤枉不冤枉的事！几个孩子偷的、烤的，你就都找出来。赔肯定是要赔的。”
“意思是你家孩子偷了鸡，我不要过问？不要找你赔？”女人放下手中的盆，凑近了姥姥，一副要打架的姿势。
我大舅已害怕得泪如雨下，肩膀一抽一抽，缩成一团。另一个孩子的母亲见状，急忙拉住了女人说：“拴孩妈，不是这个意思。她也是生孩子的气，我们两家商量一下，孩子我们好好教训，会给你赔的。”
姥姥却不服气：“这是杀了一只鸡，哪天别人杀人放火了，也拉着我的孩子出来顶替吗？照你说，我也得说服我的孩子顶就顶了吧？不是我赔多赔少的事，你这做法就不对！”
女人指着姥姥说：“对不对，你说了算？孩子干了坏事还有理了？我让你赔，你就得赔！”
“说到这儿，那我偏不赔你！”姥姥说完，拉着我大舅走出了大门。
一路上，姥姥一言不发，大舅惴惴不安，不知将要受到什么惩罚。他不停地哭着祈求：“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可姥姥不理也不看，只顾往前走。
回到家里，姥姥拿出半袋玉米，要大舅背到大队院里磨成玉米面。大舅背着玉米在前面走，姥姥拿着工具跟在后面。平日里，磨玉米面都是驴蒙着眼睛拉磨，那天，大舅和姥姥中午都没有回去吃饭，大舅推着碾子先把玉米粒碾成玉米糁，再把玉米糁倒回石磨上磨成玉米面，姥姥跟在后面一圈又一圈地扫着。寒冬腊月，大舅头上冒汗，脸通红，脱掉棉袄身上热气腾腾，到了傍晚，他两只手都磨出了水泡，实在坚持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妈你打我吧，我以后再也不偷东西了……”姥姥就让大舅把石磨上的玉米糁扫到盆里，穿上棉袄，回家。
天黑的时候，大舅背着玉米面和姥姥回来了。我母亲看见我大舅的模样，心疼得哭了。我姥姥一边烧火一边看着炕边上抽泣的大舅说：“你想一想，拿你一下午受的苦换那点烤糊的鸡肉值不值？一辈子要吃很多苦，要吃到正当的地方！不要因为一张嘴馋，身子也跟着你做不了主了！还有，不能撒谎！就是捅了天大的娄子，不敢跟别人说，也记得要和妈说。”
大舅抽噎着点了点头。
姥姥停顿片刻，叹了一口气，说：“明儿妈带你去拴孩家把玉米面送去，给人家道个歉，咱错就是错了。也要记住不是自己干的，咱也不承认！”
大舅又点点头。
姥姥又说：“妈也做得不好，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日子还是穷巴巴的。家里喂了几只鸡，下的蛋卖了，鸡老了也卖了。喂了这么多年鸡，还没给你们吃过一顿鸡肉。明天叫你爹宰一只给你们焖土豆吃，咱吃一顿鸡肉，看看这光景还能穷成啥样！”
当晚，姥姥的饭还没做好，大舅就躺在炕边上睡着了。
第二天，姥姥和大舅端了一盆玉米面去丢鸡的女人家里道了歉。姥爷宰了一只鸡，姥姥给一家子做了一顿鸡肉焖土豆。久违的肉味儿飘得很远，姥姥还趴在墙头上，给邻居家的孩子递过去一碗。
1964年，我姥爷61岁的父亲从集宁回来了，说想找儿子养老。
36岁的姥爷对眼前这个陌生人顿时没了主意。他5岁就被卖到牧区，对亲爹的印象很模糊。我的外曾祖父年轻时是个赌棍，家产败完，把老婆和孩子都卖了。我的外曾祖母被卖给了一个老男人，逃跑时被虐打至死，我姑姥（姥爷的姐姐）被卖到别的牧区做童养媳，一家人生离死别。之后，外曾祖父被长辈们赶出的家门，流落街头当了乞丐。
村里几个老者对我姥爷说，这的确是他的亲生父亲，就这样，姥爷在同族的撮合下，认回了亲爹。因为“认父”，他被村里人称赞是“天下最大的孝子”，这是他长到这么大唯一听到的夸赞。赞美麻痹了他的精神，他不愿去分辨那话是奉承还是讽刺，只真心地引以为傲，沉浸其中。此后，他勒紧全家的裤腰带，赡养他的父亲。
外曾祖父好吃懒做，整天闲着就往山里跑。山里偏僻的旮旯有几间破草棚子，是好赌之徒的聚集地，他年轻时就是在这里染上了赌瘾。姥爷为给外曾祖父提供赌资，甚至偷了家里的东西变卖，姥姥知道后，跟他讲道理、吵架，可每次都不了了之。当家里搜刮不出一分赌资的时候，外曾祖父就会念叨着“不想活了”，他早早给自己预备了好了一口棺材，不顺心就躺进去。
家里揭不开锅，姥爷只会蹲在墙角叹气，姥姥无奈，出门去找东西填肚皮，总不能让孩子们活活饿死。春夏，姥姥去捋榆钱，挖野菜；冬天实在没办法，就拿着面袋子去外村讨点粮食。她出门乞讨，姥爷就躲在家里干活——自从有了“孝子”的高帽，他再也放不下面子去“讨口”了。
姥爷此前在公社食堂干活时，有个卡车司机路过公社时偶尔会进去要点热水，姥爷经常帮忙，时间长了，两人成了拜把子兄弟。1971年，煤矿招工，正赶上那司机给煤矿运煤，他就托熟人把我姥爷介绍到了煤矿。
自从我姥爷当上煤矿工人，我外曾祖父又赌上了。日子就这样不温不火地又往前过了两年。1973年，外曾祖父夜里摸到煤矿，找我姥爷要赌资，正好遇到我姥爷下井，他就独自在煤矿院子里转悠着等。无意中，他发现库房门没锁，就溜了进去，查看一番后，盯上了炸药。他炸药从墙头上扔了出去，又捡了几个麻袋去墙外装炸药，每个麻袋装上一半，装了3条麻袋。他趁夜色拖走两半麻袋炸药藏在树林里，但贪心不足，眼见天亮了，又跑回去拖另外半麻袋，结果被出井的工人们抓个正着。
外曾祖父被一顿拷问之后，胡乱供述说是我姥爷告诉他库房有炸药的。等我姥爷刚出井，正准备换下脏衣服去洗澡，就进来一帮人把他也带走了。他一头雾水，等见到了自己的亲爹，才明白是老子害怕严刑拷打，胡说八道把自己也坑了。
但那个年代，由不得人辩理。1973年冬天，我姥爷被判入狱2年，煤矿工作也丢了。外曾祖父被判了5年，不过他在牢里只活了3年就死了。
姥爷坐牢后，姥姥和我大舅扛起了一家子的生计。
1974年正月刚过，来了人给我大舅说媒，女方叫玉萍，是一门“换亲”——玉萍嫁给我大舅，我母亲嫁给玉萍的哥哥，这样，两家就都不用出彩礼了。
当时，我大舅24岁，我母亲21岁。大舅和玉萍倒是彼此中意，可我母亲并没看上玉萍的哥哥。眼看这门婚事要黄，见大儿子低头默不作声，姥姥心里很不是滋味，最后，她咬牙提出，给玉萍娘家出彩礼，600元，年底结婚——实际上，姥姥家当时连100元也拿不出来。
自从亲事说定以后，我大舅每天早早地去劳动，人也收拾得干净利索了。姥姥看见大舅的状态，心里也乐开了花。可是到了晚上，一想到彩礼不知道从哪里来，姥姥就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人也消瘦了。我母亲也高兴不起来，她想到我姥姥的难处，很是自责。
一天，母女俩坐在院子里挑捡苦苣菜的时候，就聊起了这件事。
“妈，要不我给我哥换了吧！”我母亲说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了。
姥姥放下手中的活儿，看着我的母亲说：“傻女子，别的事能帮，这事不能帮！”
“我终究要嫁人，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遇到一个中意的。”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现在眼前这个就不中意。”
“我哥的彩礼咋办？”我的母亲嘟囔着。
“离年底时间还长着呢，不愁！再说，兄弟姊妹们谁也不欠谁的，以后谁的日子过得好，那就是谁的福气。不说你没看上玉萍她哥，妈也没看上！二十几的大后生，三脚踢不出一个屁，结了婚活活让气死。要找咱就找个机灵的，讨吃也多赶一户门，到底饿不着。”
母亲被姥姥的话逗笑了。
母女俩笑了一阵后，我母亲说：“我自己弱，我还怕找一个机灵的，人家看不上我，以后要受气。”
“受不受气，咋说呢？妈觉得自己硬气点，不去找事，问题就不大。除非咱们闭着眼找了一个不通人性的东西，那妈拼了老命也得把你们拉回来。”
“我能找一个像我爹一样，好性子的人就满足了。”
“你爹……人是个好人，作用不大！”
接下来的日子里，姥姥天天琢磨着怎么能赚够彩礼钱，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有时突然想到什么，就急匆匆地出了门。
偶然间，姥姥发现榆树已抽出了嫩芽，于是，44岁的她腰上插着镰刀，爬上了村边那棵大榆树，骑在一个树杈上，揪住树枝，将柔软的榆树条割下来扔在地上。这个枝头割完，就再换一个树杈。村里的妇女们惊奇地议论着姥姥爬树的本领，姥姥笑一笑，走开了。
姥姥将那些榆树条带回家，编筐子和篮子，为了多编一些，还教会了我母亲和小姨。我小舅上完小学就辍学了。他先是跟着姥姥下地干活，弯不下腰，吃不下苦，姥姥评价他：“癞蛤蟆住进了羊圈——薅毛没毛，攒粪没粪。没一样能拿得出手，到时候连个媳妇也娶不上。”姥姥让小舅在家里帮姐姐们干活，可等姥姥一出门，小舅就溜出去玩了。每次出门前，我母亲都要叮嘱他：“早点回来，小心让妈逮住。”有时候，他回来晚了，我母亲怕姥姥责怪他，就对姥姥撒谎：“他干了半天活儿了，刚出去透透气。”姥姥就无奈地做饭去了。
到了夏天，姥姥买来布料和“煤溜”鞋底（本地叫法，就是橡胶鞋底），点上煤油灯熬夜做布鞋。白天，姥姥和大舅下地劳动，我母亲就带着小姨和小舅到镇里卖鞋。去镇上要赶好几里路，我母亲背最重的背篓，15岁的小姨也负重不少，两人还主动接过小舅手中的篮子——那本是姥姥派给他的轻省活儿。
小舅只比小姨小2岁，看着姐姐们满头大汗，他熟视无睹，到了镇上，向小姨要点零花钱就到处逛去了。我母亲有时还要缝布鞋帮子，我小姨就看着摊子，有时候，她一天能卖5块多钱，有时1毛钱也卖不到。
不管卖多少，姥姥总是想着法子推出新品。6月，一年一度的庙会到了，小姨的摊子上除了筐子、篮子和布鞋外，还多了布老虎、香包。姥姥又买了白面蒸了面鱼、面娃娃，惟妙惟肖，半天时间不到就卖完了。有的孩子没买着哭闹，大人就给姥姥付了定金，央她第二天蒸好了再送过来。
到了那年冬天，姥姥又借了一些钱，总算凑够了给玉萍娘家的600元彩礼，又给即将过门的大舅妈置办了一些新婚用品。一进腊月，姥姥就张罗起大舅的婚事，她向邻居借锅碗瓢盆，从大队里借了糕面，提前请了婚礼当天来帮忙做饭的女人们。村里人都劝姥姥，说等姥爷明年从监狱回来再给我大舅办喜事，到时候红火热闹、冲冲喜气。我姥姥说，一辈子的事情太多了，到哪个点办哪件事，不讲究那么多。
等我大舅妈过了门，姥姥也松了一口气，再接着想办法还欠的账。
1975年冬天，姥爷出狱了。他在牢里染上了肺病，如今一干重活就咳嗽。姥姥心疼姥爷，就让他养着身体，家里家外由她继续一肩挑着。
姥爷似乎承袭了他父亲的性子，闲着闲着就逛去了山里的赌博摊子，热闹没看多久，也伸手搓起了麻将。他遮掩得天衣无缝，每次都把家里的活儿做完才去，姥姥从地里回来之前，他又已回到家里烧火做饭。我小舅也常常从地里偷跑回来，跟着姥爷去，姥爷却不以为意。
纸里总包不住火，父子俩还是双双被姥姥逮住了。姥姥本就对赌博恨之入骨，磨破嘴皮子给他们讲道理，爷俩每次都答应得很好，可只要我姥姥出了大门，他们的腿就不由得向赌博的摊子走去。
每逢赌完回来，姥爷和小舅任凭姥姥怎么叱骂都不还口，打也不还手，闷头干活，不给吃饭就不吃，不让睡家里就睡牛棚，好似这样就能赎罪。他们今天满口答应戒赌，第二天照常去赌博，赢了钱，就给家里添置一些家具，买点粮食，输了钱，哪怕家里仅剩的几颗鸡蛋，也要惦记着卖了。
1976年，我母亲23岁，在村里已经算老姑娘了。看着别人家的闺女大多都已经结婚生子，姥姥这才意识到把大女儿拖得年龄大了，不好找对象了。她到处托人给我母亲说媒，直到冬天我母亲出嫁，她才又松了一口气。大概也是汲取了教训，我小姨刚满20岁，姥姥就开始托人给她说媒。小姨长得漂亮，又上过几天学，姥姥为她精挑细选，选中了我的小姨夫——后来证明，他是我们家族最靠得住的人，小姨的日子也是家里面过得最好的。
小姨结婚那年，小舅也18岁了，他赌瘾极大，姥姥常常要跑到山里抓人。姥姥还想拉小儿子一把，可惜我小舅总是削尖脑袋躲着我姥姥。倒是我姥爷，次次被抓，从不让姥姥落空。他还是那股子劲儿，抓到了就认错，过后继续。但姥姥对姥爷似乎已经彻底放弃了，就算看见丈夫在麻将摊子上，也只是二话不说，扭头就走。
一天，小舅打了一夜麻将，回来倒头就睡，姥姥也没叫他。等他醒来，姥姥把自己攒的私房钱拿了出来，让他去河北，学点手艺——我有个表舅当时在河北的一个发电厂，姥姥早就联系好了这个外甥，说让小舅去看看，能学点什么就学点什么，最主要的，是想让小儿子离开乌烟瘴气的老家。
小舅走后，49岁的姥姥就从村里搬了出来，去到镇上一家裁缝店里拜师学手艺。她是免费学徒，不交学费也不给开工资，管吃管住。姥爷似乎是心里有愧，赢了钱就跑来镇上给她送去，但姥姥不要，从窗户把钱扔出来。姥爷捡起钱默默地回来了，路过我家，就把钱给我母亲留下，让她有空再给姥姥送去。但姥爷在牌桌上输多赢少，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实在没有卖的，就给人家做工顶账。
小舅在外的2年时间里，姥姥学裁缝出师了。她本就心灵手巧，做出的衣服格外受顾客欢迎，老板也给她开了工资。后来，姥姥给姥爷做了一件棉衣，也是托我母亲给姥爷送去，还特意嘱咐，说是买的。
那两年，我母亲成了姥姥和姥爷的联络中介，她盼望着父母的关系能恢复，常常传递“错误信息”，对着姥姥说姥爷的好，对着姥爷说姥姥的好。
1982年，小舅归乡，同行的还有一个贵州姑娘，小名叫雀枝，才17岁，身材高挑，五官端正。小舅带着雀枝来我家串门，我抬起头瞄了她一眼，她从兜里掏出一把糖果给我。小舅一只手揣进裤兜，抖着腿说：“拿了糖，叫小舅妈。”
我把小舅从脚看到头，感觉有点对不上号。他穿着皮鞋，笔直的西裤，雪白的衬衣，打着红领带，外面还穿了一件崭新的西装外套。正是六月天，我穿着短袖都热，他手里拿着一块毛巾，不停地擦汗，本来二八分的发型，擦成了鸡窝一般。
“小舅，你不热吗？”我没有叫小舅妈，注意力全在小舅身上，这一句话，把小舅妈逗乐了。她又说了几句话，我一句也没听懂。
这天中午，小舅和小舅妈就像刚进口的洋货，村里人一传十，十传百，从中午到傍晚，来我家的人走了一波又来一波。小舅妈始终坐在炕上的角落里，面带微笑不说话。小舅依旧抖着腿，和进来的每一波人打着招呼，并发放喜糖。这一波刚出门，下一波在院子中央候着，小舅赶紧对着镜子，伸出“五股叉”把头发向两边拨开，一个潦草的二八分，片刻之间就梳好了。
一下午过去，我还是觉得炕上的小舅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人。2年前，他穿着破布衫子、露脚趾头的破布鞋，留着寸头。他那时爱打麻将，我也不喜欢他，但不是今天这个嘚瑟样子。
直到天黑，我家才终于安静下来。小舅脱掉皮鞋上了炕，那个脚臭的啊，至今想起来都……我母亲正在准备晚饭，小舅妈蹲在地上，手洗着小舅的白衬衣，她也不说话，偶尔抬头笑一笑，她真美。
小舅去镇上说服姥姥回家。姥姥看到小舅的装扮和嘚瑟劲儿，也就明白了小儿子并没有什么成长，只能恨铁不成钢，她对雀枝也没有太多话，更多的是惋惜。小舅从村里又请了几个长辈来劝姥姥回来，我母亲、大舅和小姨也都当了说客。姥姥被众人的劝说动摇了，最终辞去了裁缝店的工作。小舅满口答应她，以后要好好做人，踏踏实实过日子。
姥姥是秋天回来的，别人家都忙着收割庄稼，姥爷家里的地却没几天就收完了——我姥爷种的地，夏天连草都没锄，到了秋天，人趴在地里，得从草里找庄稼，只有我大舅种的那块庄稼长得好。
见小儿子脱下皮鞋和西装，换上旧衣下地劳动了，见丈夫也很少去赌博了，姥姥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秋收之后到入冬，庄稼人也都闲了下来。姥爷和小舅搁家里待不住，说想出去走走，走着走着，就又朝山里进发。过年前1个月，爷俩为了攒点赌资，背着干粮去纳林湖捕鱼，渔获卖掉就上赌桌，赌博摊子换了好几拨人，只有这对父子兵一直在鏖战，好几天都不回家。
一天深更半夜，零下20多度，父子俩又出发捕鱼去了。天刚微微亮，小舅就搀扶着姥爷回家来，说是姥爷吐血了。人送进镇医院治疗了几天，姥爷住院输液怕花钱，让医生给开了一些点滴药就回来了，改成每天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给扎针输液。
白天，姥姥去山里捡柴，小舅妈跟着小舅去看捕鱼，只有姥爷一个人在家里。一天，姥姥送走赤脚医生，出门时忘了拿捆柴禾的绳子，又折回来取。她走步轻，走到窗户下取绳子的时候，屋里的姥爷并没有发觉她回来。当时姥爷已经拔掉了针，正取下吊着的输液瓶，拔掉盖子喝里面的药液。姥姥站在窗外，看着姥爷喝完药下了地，就躲到了偏房里，又看着姥爷走出院子，朝平日里赌博摊子的方向去了。
正月里，打工的年轻人都回乡了，小舅为了出风头，玩起了赌注更大的“推九点”。到底怎么个玩法，我不知道，只听旁人说，运气好的，“一晚上能赢一年的钱”，运气不好的，“一年的庄稼就白种了”。
小舅那天下午回来时脸色特别难看。他吃过晚饭，和小舅妈要钱，准备再去赌，雀枝不给，小舅就动手打她了。姥姥听见了西屋里雀枝的哭声，过去拦住小舅。小舅却像发疯了，连姥姥也一起推倒在地。雀枝的衣兜被扯烂了，小舅拿到了钱，一脚踢开堂屋门就走了。
本来都看好了日子，家里准备过了正月就给小舅办喜事。就在前几天，我母亲和小姨还都去了姥姥家帮忙。我母亲去之前卖了几只羊，说是给小舅凑娶媳妇的钱，小姨也拿出了她的私房钱。这个春节过的，小舅和姥爷一连几天不回家，他们只要回家，就是要钱。还未正式过门的雀枝，总是悄悄地抹眼泪。
姥姥觉得生活看不到希望——大儿子、大女儿、小女儿都成家了，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也不用她操心了，唯独小儿子，没日没夜地捕鱼，卖了钱却又都输掉了。最可怕的是，新儿媳妇还没过门，小儿子开始动手打人了。姥姥说，这男人一旦动手，往后就收不住手了，打人便成了家常便饭，日子就很难过下去了。
最终，小舅的婚礼取消了，姥姥的决定。她觉得我小舅不成熟，就算结了婚，往后也是个麻烦事。她把我母亲和小姨的钱也都给退了回去。
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说我姥姥不配为人母，哪有母亲阻止儿子结婚的，还是不要彩礼的儿媳妇；也有人说，姥姥会害了我小舅，只怕我小舅错过这个媳妇，要一辈子打光棍了；更多的人说，姥姥应该抓紧给我小舅把婚礼办了，哄着让儿媳妇早早生个娃，以后就拴住了，像我小舅这么不成器，若不是趁儿媳妇儿岁数小、不懂事儿把事赶紧办了，以后儿媳妇长点岁数，说跑就跑了。
雀枝刚过18岁生日，姥姥问她想不想回老家，准备悄悄地把她送回去。雀枝一直犹豫着，她老家没有亲人了，第一次出门也是别人带出来的。她一个人没坐过车，怕走丢了。
1983年正月十五过后，姥姥离开了家，又去了裁缝铺。过了几天，雀枝一个人来到裁缝铺，她眼睛红肿，脸冻得通红，一见到我姥姥就泣不成声。姥姥把她带回自己住的房间，给她煮了一碗面。雀枝没动筷子，一下子跪在姥姥面前，让姥姥帮帮她。说着说着，就脱下毛衣，让姥姥看她的胳膊，上面青一块紫一块的，是被小舅打的。雀枝说，她也不想回自己的家乡，一个人又不敢在外闯荡，想跟着我姥姥。
雀枝在裁缝店里住了一夜，姥姥知道她的顾虑，就鼓励她去学点技术，她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很长。第二天一大早，姥姥带着雀枝，偷偷离开小镇，去了我姨姥家，说想给雀枝找个学技术的地方。姨姥带着她们到处打听，最终，雀枝决定去学烹饪——她没怎么上过学，别的感觉有点吃力，她也喜欢学做饭。
就这样，姥姥给雀枝缴了半年的学费，把她留在这里了。
姥姥安排好一切就回来了。她一下车，就到旗派出所举报小舅赌博。小舅被拘留，同一个屋子赌的、看的，都被带走了，姥姥因此也得罪了村里很多人。姥姥乞求警察将小舅多拘留一段时间，她多出点生活费都行。她想让小舅受到教育，发自内心地感受到赌博是一种多么恶劣的行为。
小舅似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他从拘留所出来后并没有痛改前非，反而对自己的母亲充满了怨恨。他出来的那天上午，一脚踢开裁缝店的门，把正在给客人做衣服的姥姥从缝纫机上一把拽起来，连拖带拉出了门。然后，他从墙角抓起一把铁锹，塞到姥姥手里，让姥姥把他劈了，说姥姥拆散他的光景，不想让他好过，就把他结束了。姥姥浑身颤抖着坐到地上，小舅又把姥姥拉起来。
最后，姥姥昏倒在地，是裁缝店老板把姥姥送进了医院。
姥姥出院后，我母亲把姥姥接到我家照顾着。小舅输了钱就来找姥姥要钱，姥姥不给他钱，他就找茬，把我家玻璃也砸烂了，还放下狠话，说往后姥姥在谁家，他就隔三差五去谁家闹腾。
我家玻璃重新装好了，姥姥身体也恢复了一些。但姥姥在我家养病的这段时间，小舅真来闹事了，有一次，还和我父亲打了起来。我父母为此经常争吵，甚至我奶奶也参与了进来，姥姥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有一天，小舅闹腾完走了，夜里姥姥和我母亲翻来覆去都睡不着，索性坐起来做活儿聊天。姥姥捻羊毛线，我的母亲织毛衣。
我母亲抱怨：“妈，有些话说出来怕您不高兴，不说吧，别人背后也议论。要说二子来闹腾，不得不说，和您有很大的关系。当初，都劝您给他把婚礼办了，您就是犟住不听。雀枝年龄小，又没人给出主意，留下过日子再合适不过了。等有了孩子，二子当了爹，自然就能扛得起一个家了。有几个人生来就是懂事的？还不是后来生活磨练出来的。”
我母亲看了看低头捻毛线的姥姥，又说：“您倒好，把雀枝送走不说，还把二子举报了，村里很多人也受了牵连，您让他的脸往哪儿搁？再说，您想为他好，他没变好，反而变坏了。他的性格，您又不是不知道。”
姥姥放下手中的拨锤，欲言又止，最后哽咽着说：“妈知道给你们添麻烦了，这就是妈的命……他自己不想变好，谁也扶不起来！雀枝是个好姑娘，如果二子不赌博，哪怕有你哥一半勤快，也舍不得送她走，妈受苦受累，也要帮扶着他们把光景过好。赌博和别的不一样，把雀枝留下，害了她不说，主要是后代也跟着遭殃，那时候，妈到死也闭不上眼睛……妈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了，要不影响的你们都过不好。妈还得自己想办法……”
姥姥说着，已经泣不成声。
从来不喜欢掉眼泪的姥姥竟然哭成个泪人，我母亲也慌了，匆忙跳下地，抓起脸盆架上的旧毛巾，从暖瓶里倒了点热水，毛巾只沾湿了一面，就递给我姥姥：“您瞎说什么呀？谁说您影响到我们了？一天就胡思乱想些什么，赶紧擦一把脸，咱不提这事了。睡觉吧，明天还得干活。”
那晚，母女俩住着的小屋格外宁静，一个人翻个身，另一个人也能听得清清楚楚。
其后一天，我父母下地干活，家里只有姥姥一人了，她把家收拾干净，做好午饭，就离开了。她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梅，我在谁家住，就给谁家带来麻烦，我走了以后，你和你大哥，妹妹，都不要理他，让他多吃点苦头。照他现在的样子，就是讨吃走到你们家门口，也不要心软。”
我母亲看到纸条后，立马跑到镇上找了小姨。姐妹俩第二天赶第一趟车去了我姨姥家。但姥姥并没有去那里。我母亲和小姨在姨姥家住了几天，也没有等到姥姥。她们又去找了雀枝，也没有姥姥的音讯。
母亲和我姨姥说好，只要有了姥姥的消息，就马上打电话或者写信告诉我们这边。然而，一年过去，姥姥还是杳无音信。
姥姥刚离家出走的时候，姥爷尚且跟着大舅一起出去寻人，他身子弱，又有肺病，走一段路就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久了，大舅就把他安顿在家里不让他出来了。姥爷想起姥姥的时候，常常一个人背过去抹泪，可只要有人叫他打牌，他又跟着去了山里。
母亲、大舅和小姨轮流在车站打听，时间长了，车站的工作人员见到他们兄妹，就远远挥手示意没有见到人。
后来我姨姥病故，大舅又专门去了一次姨姥家，那里住着的亲人依旧都说没见过我姥姥。
自从姥姥离家出走后，姥爷有一段时间都住在山里，咳嗽得厉害、痰卡不出来，赌桌上的人就放下手中的麻将，帮他排痰，有给我姥爷捶背的，有给倒水的，等我姥爷劲儿过去了，大家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续打牌。
1988年秋天，姥爷肺病加重了，呼吸急促，脸色发紫。孩子们轮流照看着他，轮着轮着就只剩下小舅了。我母亲、大舅和小姨都有自己的家，走不开，“久病床前无孝子”，也没人笑话。小舅懒得做饭，要么一次做好几天的量，让姥爷跟着他经常吃馊饭。冬天屋里还懒得烧火炉，小舅出去打牌，姥爷就坐在家里穿着羊皮袄。
大舅心疼姥爷，白天干活，晚上就过来陪着。一天夜里，西风卷着大雪呼啸而至，大舅家的羊受到惊吓，冲出圈门跑了出去。大舅妈顶着风雪追羊群，越追越远。最后，她边哭边往回跑，冲到姥爷家，狠劲拍门骂：“有没有出气的？还是都死绝了？赶紧开门……”
大舅听见外面妻子的声音，穿着秋裤光脚跑出去开门。刚打开门，大舅妈就冲了进来，朝他脸上甩了一巴掌。大舅还没反应过来，大舅妈又冲进里屋，朝着炕上的姥爷骂：“啥毛驴人家，男的没男的相，女的没女的德，赌的赌，离家躲清净的躲清净。还有两个女儿，是嫁出去了，还是喂狼了，不知道她老子生病？”
“有啥事你直说，大半夜这是咋了？！”大舅跟进了里屋，也朝大舅妈吼。
大舅妈又回过头，指着大舅说道：“就你是个活的？就你孝顺？多少天了，晚上家里啥也不管。外面这么大的风雪，羊群也跑了，我一个人追不住，光景是我一个过得吗？”大舅妈说着，委屈地哭了起来。姥爷也爬起来，泪如泉涌。
大舅穿起棉衣就往外走，看见大舅妈帽子上的雪已经化成水珠，又拿起袖子帮大舅妈擦掉水珠才出了门。
半夜三更，大舅和大舅妈到野外寻羊，姥爷一个人泪流满面地坐在屋里。天快亮时，小舅终于打完牌归家，姥爷就他说了大舅家的事。第二天，小舅就通知我母亲和小姨轮流去照顾姥爷。
姥爷再也没有下过地，2个月的时间不到，人就瘦成了皮包骨头。
一个晚上，小舅吃完饭又出去打牌了，姥爷撩起窗帘，看着小舅走出大门后，悄悄地告诉女儿们一个似乎深藏已久的秘密：“我在羊圈房顶的椽缝里，藏了一根玉尺子。好几年了，那时候，二子还没回来。有一天，我赢了不少钱，到镇里给你妈送钱的时候，碰见一个‘侉子’（外地人），人家专门倒卖这玩意儿，还有些老古董，咱也不知道真假。我看这尺子像是真的玉，正好你妈也喜好裁缝，就买下了。当时他要1000多，我身上就能拿出300块，搞了半天价，人家咋也不愿意卖，我好说歹说，最后花300块钱买了。”
姥爷还没说完，我母亲就说：“多长一根玉尺子，300块钱能买下？您是拿着钱也办不了个正事，估计也是假的。”
“不是假的，我专门问了懂行的人，我的这把尺子和他们说的玉一样。我本来买了准备给你妈送去，又怕那倔脾气从窗户扔出去给打断了。上次你妈回来的时候，准备拿出来给她，我又怕二子打麻将输了拿走卖了。你妈这一走，我活着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她。哪天，取出来你们保管上吧，你妈从小喜好这些东西，等她回来了交给她。”
姥爷气喘吁吁地说完，似乎心里踏实了。
几天后，小姨找到姥爷藏的“玉尺子”，扒开一层又一层的破布，发现不过是一根做工精致的硬塑料尺子。我母亲和小姨也没和姥爷辩过尺子的真假，这把尺子小姨也没当回事，后来搬家的时候就丢了。
没进腊月，姥爷就彻底卧床不起了。有一天，他突然想坐起来看看外面，我母亲和小姨把他扶起来靠着被褥坐了一会儿，他看着外面晴朗的天空，气喘吁吁地说：“天气也好……让二子带我到山里走走吧……”
姐妹俩顿时明白姥爷是想去看打牌，等小舅回来，和他商量了一下，就去山里找了两个打麻将的人。那俩人是姥爷多年的“麻友”。
那天下午，姥爷一圈麻将还没打完就倒下了，终年60岁。
办完姥爷的葬礼，我母亲和小姨守着空落落的家，想起姥爷这一辈子吃的苦，又说起姥姥。
小姨说：“自从妈离家出走后，爹就没好活过一天，吃饭冷一顿热一顿。”
“要是妈一直在家，爹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没了……”
往后的日子里，母亲和小姨只要想起姥爷，就会提起姥姥离家出走的事。
姥爷去世后，小舅外出打工了，挣的钱也够养活自己。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进了包头钢铁厂，成了正式工人。那几年他再没有赌博，因为厂里不流行赌钱，没有这种风气。
往后5年，故乡的一切照旧运转，也没有多少人再提起姥爷和小舅，仿佛他们只是这里的匆匆过客。我母亲和小姨的生活也平静如水，各自过着日子。只是每次只要有一点点疑似与我姥姥有关的消息，我母亲、大舅和小姨就会去寻找姥姥，回来时，母亲和小姨总是眼里噙着泪水，我们就能听上一遍姥姥之前的故事。
有一年夏天，小姨夫的一个远亲听别人说起，集宁火车站有个推自行车卖热玉米的老妇人，听口音是咱们这边的人，年纪也约莫和我姥姥差不多。小姨急匆匆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母亲和大舅，3人一起去了集宁火车站，也找到了老妇人，但并不是姥姥。
1995年夏天，一场连绵半个月的阴雨过后，姥姥家的土坯房子倒塌了。人们都说不住人的房子破得很快，姥爷在世的时候，每年还会修整一次。自从姥爷离世，小舅外出，这房子就没人维护了。
这一年腊月，大舅去了姥姥家的旧房子，只看到了一片废墟。或许是触景生情，大舅回到家就给小舅写了信，让小舅务必回来过年，在信里还诉说着对弟弟的思念。
大年三十那天傍晚，朝我们这个方向的最后一辆客车闪过，并没有停留。在公路旁等了一天的大舅冻得满脸通红，回到家后，年夜饭还没开始，他就独自先喝起了酒。几杯酒下肚，他又来到公路边，在地上爬着，哭嚎着要小舅回来。村里的人把他搀扶起来，让他回家去，大舅偏不起来。
平日里被大舅妈严厉压制的大舅，或许只想借酒发泄一下。不承想，却因为这事出名了，村里人都说他“思念自己的兄弟，心疼兄弟在外吃苦”。村干部对这件事很重视，据说初一村里就给小舅那边打了电话，叫小舅速回。正月初五，小舅回来了。这一次，大舅家成了“参观场所”。小舅穿戴整洁，还给大舅一家带回一些新奇的礼物。外人一致认为，小舅在外工作得很好，并没有大舅说的那么吃苦受罪。
“二子，姊妹几个，大哥最亲你，你不要走了。咱兄弟俩把家里那些土地种上，一年也收成不少，守家当地娶个媳妇儿过日子吧，不要出去受罪了。”大舅酒后一番深情的言语，最终打动了原本意志就不坚定的小舅。
正月刚过，小舅去包头钢铁厂辞掉了工作，背着铺盖卷回来了。他把攒了几年的工资给了大舅一部分，要他帮着买一年的种子和化肥。不过他这个人禁不住人夸，谁夸他，他就隔三差五地买点东西“回敬”一下。北方种地迟，春寒没过，人们还是聚在一起偷偷打麻将，小舅又开始流连在牌桌上了。
就这样，回家两年，小舅的钱花完了。年底，小舅要卖粮食打麻将，大舅不同意，兄弟俩闹了矛盾，小舅就离开了大舅家。钢铁厂是回不去了，小钱看不起，大钱挣不了，在老家，他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我家和小姨家轮流住着。母亲背着父亲，小姨背着小姨夫，经常偷偷接济弟弟，姥姥当年留给她们的话，姐妹俩一点也没听进去。只是每次给小舅钱，她俩都极不情愿，抱怨小舅这把年纪了，还是这副德性，啥时候是个头！
就这样又接济了小舅两年，姐妹俩也终于忍无可忍，商量好不再给小舅钱了。小舅一时接受不了，彻底和两个姐姐翻了脸，他打了小姨，躺在小姨家炕上耍酒疯，吓得孩子们都不敢回家。我母亲去劝说小舅，没想到又把他招惹到了我家，我母亲做好饭，小舅起来吃一口，吃完就在炕上躺着，也不出门。无论我父母有多忙，他也不会帮一把，还抱怨我家伙食不好，甚至常常和我母亲顶嘴。
母亲宁愿带着干粮在地里干活也不愿回家，家里的事情自然就丢给了我父亲。姐夫和小舅子之间本来就没多少感情，时间长了，我父亲对小舅面上的尊重也耗尽了。
有一天，小舅和母亲吵架时，被我父亲赶了出去。
2010年，我姥爷去世22周年了，依旧没有我姥姥的消息。小舅已经49岁了。那一年清明节给姥爷上坟时，他要给姥爷立墓碑，想着姥姥已经失踪27年了，很可能不在了，就在墓碑上也刻了姥姥的名字。
立完墓碑，小舅嚎啕大哭，哭自己这半辈子一事无成，哭在没有姥姥和姥爷的日子里，再也没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了。我母亲、大舅和小姨谁也不敢再收留小舅了，生怕被他粘上脱不开身。
2012年的一天，我母亲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雀枝姨打来的，说我姥姥病了。我大舅、小姨和小舅闻讯，都赶了过来。那时姥姥刚做完手术，状态很好，我们这才知道姥姥一直生活在呼和浩特，82岁了，身体还很硬朗，雀枝姨是唯一和她有联络的人。
我们去呼和浩特看了姥姥，陆续得知，她离家29年，其间25年都是在呼和浩特一个福利院生活。那个地方是雀枝姨帮我姥姥找的，她结婚后，随丈夫回到呼和浩特开起了饭店，生意做得红火，就把我姥姥也带到了这里。姥姥不想跟在雀枝姨身边给她添麻烦，就去了福利院。
姥姥离家出走的最初4年里，睡过火车站，打过零工，做过保姆。她除了吃苦，无时无刻不在想那个不能回去的家。她揣着一颗漂泊的心，没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当她来到福利院生活时，看到一个个可爱的孩子，看着他们健康成长到步入社会，带给了她莫大的安慰。虽然有的孩子可能终生都走不出福利院，姥姥也不会放弃他们。
这年夏天，姥姥年纪大了，一场雨过后，摔了一跤，把腿摔坏了。雀枝姨找了当地最好的医院，给姥姥做了手术。当大舅给雀枝姨还医药费的时候，雀枝姨拒绝了。人到中年的雀枝姨留着短发，穿着朴素大方，一举一动都透着干脆利落的劲儿。她有了两个孩子，女儿已经参加工作，儿子也上了大学。和丈夫经营饭店之余，她专门去学习了蒙古刺绣，有空就到福利院看看我姥姥。
姥姥出院后，我母亲和小姨想把她接回来。姥姥说，年纪大了，不想走动了。她还想生活在福利院，哪儿也不想去。
可刚进入冬天，姥姥却不得不回来了，原因是收到了法院的起诉通知书。
是我小舅起诉了雀枝姨，说雀枝姨把我姥姥控制了29年。我估计这是小舅对雀枝姨的报复，他恨雀枝姨当年没有忍气吞声地和他过日子，而是选择了离开。
姥姥得知这个消息，坚决要出庭作证。最终，小舅败诉。
那天庭审结束，刚走出法院大门，大舅几下子把小舅打倒在地。姥姥在后面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走过去阻止大舅。她一边责备大舅，一边给小舅拍着身上的尘土。
回到老家，姥姥去坟地给姥爷上坟，才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在上面。姥姥知道她在外漂泊的这些年，孩子们都在寻找她，可只要她回来，小舅就会无理取闹，会影响到这些亲人的生活。姥姥也知道孩子们过得很好，因为雀枝姨偷偷回来给她打听过一次。姥姥看着墓碑上自己的名字，说年纪大了，对离去的姥爷也不恨了。
那天中午，姥姥和孩子们一起在大舅家吃饭，那个情景应该还是孩子们尚小的时候才有的。吃罢饭，小舅就走了，说是找一个远方的朋友，准备出去打工了。
过完年，83岁的姥姥又回去了福利院，照旧起早贪黑地照顾着那些孩子们。只是这次回来，她不再像以前那样行走利索了。姥姥带大的孩子，有几个留在了这里，他们又继续照顾着更小的孩子们，同时也细心地照料着姥姥。
2016年，我有一段时间空闲着，经常和母亲去看望姥姥。
有一次，我一进院子就看到了姥姥的背影。她雪白的头发上别着一个长发夹，把前面的碎发都顺溜地压到后面，整个人显得很精神。那天她穿着一件紫红色的棉服，佝偻着身子，上台阶的时候，等一只脚站稳了，另一只脚才缓慢地抬高，再慢慢地放到台阶上。
等姥姥站稳了，我喊了一声：“姥姥！”姥姥的耳朵真好，她马上回过头，笑得像个孩子一样，说：“花儿来了……”说着，又准备走下台阶来迎接我。我急忙跑过去扶住她，接过她怀里晾干的衣服，和她一起站在台阶上等着我母亲。
姥姥抓着我的手说：“看这手凉的，还提着东西，出门咋不戴手套？”我正准备说话，姥姥弯下腰又捏了一下我的腿，我咯咯地笑了，姥姥又说：“棉裤也不穿，你现在年轻，到姥姥这岁数毛病都出来了。”
我被姥姥逗笑了。
母亲也走上来说：“妈真是，都3月了，谁还穿棉裤？”
姥姥叹了一口气说：“唉，说你们谁也不听，到老了都是毛病。”
我和母亲都笑，我们知道，谁在姥姥身边，都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我们回到姥姥住的宿舍，一间大房子中间打了一个隔断，外间住着姥姥和一个约莫刚成年的姑娘，还有6个女孩子，里间住着3个小男孩。为了方便管理，孩子们小的时候就这样住在一起，长大点，男孩就住到男宿舍，女孩就住到女宿舍。
这些孩子有的残疾，有的智力障碍，也有孤儿。我和母亲一进门，有一个孩子就躲了起来，姥姥喊了他的名字，他才出来藏到姥姥身后，一只手拽着姥姥的衣服，探出头看看我们，又缩回去了。
姥姥把他搂在身前，对着我们说：“孩子小，怕生人。”又对孩子说：“不要怕，这是我的女儿和外孙女，不是坏人。”
我放下手中的袋子，拿出几根香蕉给宿舍里的孩子们每人分了一根。一上午的时间，母亲和姥姥聊天，我在一边逗孩子们玩。我们还跟着姥姥在福利院食堂吃了午饭。
下午临走的时候，姥姥非要把我们送出来，出了大门，身边也没有别人，我好奇地问：“姥姥，您宿舍里的那个大姑娘，从小在这里长大吗？”
姥姥说：“她2岁多就被送到这里了，说是脑炎引起的偏瘫。她父母孩子多，她是别人送来的，来了这儿，是我一手带大的，她下不了地，手很灵活，做得一手好针线。我老了，眼睛不行了，现在缝缝补补的活儿都是她做的。”
“哦，她好能干！”
“我带大的还有一个男孩子，今年……”姥姥抬起头想了想，停顿了片刻又说，“今年21岁了，在一个鼓匠班子（民间乐队）吹唢呐，前些天还来院里看我们，带来好多东西。”
我正准备说话，又被姥姥打断了：“孩子是盲人。以前附近有个鼓匠班子，他从小喜欢坐在院子里听唢呐。我带着他去那里听了几次，听着听着，他也想学。人家都是大人吹的，唢呐头大，杆子又长，孩子吹不动。我就给他买了一把小唢呐，每天晌午吃完饭把他送去，天黑了接回来，路也不远。后来，孩子成了班子的主吹手。有一次，附近有个白事宴雇的他们，我还去看了，吹得就是好。”
我看着姥姥自豪的神情，开玩笑说：“是不是姥姥看见这孩子亲，就觉得吹得好！”
姥姥急忙地说：“不光我一个人说好，周围看的人都说好。”
我大声笑了起来，姥姥觉察到我在开她的玩笑，也害羞地笑了，说道：“灰猴（调皮的孩子），还戏逗姥姥了？”我的母亲也笑了。
我们三代人在大门口站了好长时间，只要说起福利院的孩子们，姥姥就有说不完的话。显然，这个福利院就是姥姥的全部世界。
分别的时候，姥姥拉着我的手，舍不得我们走。我说：“姥姥要不跟我们回去吧！”
姥姥摸着我的手说：“不回去了，姥姥在这儿挺好！”
我们走了一段路，我回头看看，姥姥还站在福利院大门口看着我们。后来，我离姥姥远了，总想着有空再回去看姥姥，没想到，这已是我见到姥姥的最后一面了。
2022年春天，92岁的姥姥记忆开始模糊了。可每次小姨想把她接回来，她都坚决不回。入秋后，姥姥就完全认不得人了。
小舅也好几年没有消息了。10年前那个午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了。之后，亲戚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连他的发小也联系不到他。后来得知，小舅在一个学校烧锅炉，学校管吃住，小舅发了工资，自己留点买烟钱，剩下的大部分都捐给了姥姥的福利院。小舅知道姥姥生病了，就辞去学校的工作，去到姥姥的福利院当了义工，空闲之余照顾着姥姥。
那年秋天，小姨去看望姥姥时，见到了小舅。母子俩当时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小舅手里拿着一个罐头瓶，里面插着一根吸管，姥姥一边望着远处一边喝水。
这个温馨的画面，如果能静止下来定格在这一刻该多好。母子俩现在终于平和下来了，姥姥却不认识眼前这个照顾她的小儿子了。
那年12月的一天，姥姥睡着了，再没有醒来。她走过了92个春秋，赶上了疫情，也没有举办葬礼，停灵3天就安葬了。她带大的盲人孩子，吹着唢呐送了她最后一程。
安葬完姥姥，小舅又离开了家乡。到如今，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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