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做“掏粪”工作的主要是邓述微院长。他在做这件工作时,通常我是他的重要助手,我们做这个工作一直做到蒋介石苏醒后还是要继续做,原因无他,就是医官考虑到蒋“总统”的心脏负荷的问题。因为,根据医学临床证实,有许多心脏病患者,是在解手特别是解大便时,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亡。所以,即使他已经醒来,医官还是不敢让他自己解大便,还是由邓院长和我们副官人员,亲手为他继续“掏粪”。

孔二小姐见到医官每每为了解决老先生的排便问题,忙得团团转,她就动脑筋,何不叫木匠,把病床的床垫略作改装,是不是可以把问题变得轻松一些?

她动了一阵子脑筋,终于想出一个妙法,她叫官邸内务科的木匠,把老先生病床的床板做成活动的,可以在我们要为老先生更换床单或是衣裤的时间,把床板抽出呈一个“L”形,这样换起床单来,既方便又省力,而且,孔二小姐去订做了一个海绵制的床垫,在床垫中间,也就是老先生躺卧时靠臀部的地方,挖了一个碗口大的洞,每当医师和副官要为老先生“掏粪”时,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床垫的小洞,进行这项向来被一般医师视为畏途的工作。

此外,在为老先生翻身时常见的小便失禁情况,孔二小姐也想出一招妙招,便是使用长条型的塑胶袋,套在裤子里,这样就大致解决了小便失禁问题。

蒋介石在陷入昏迷之初,体温曾经一度高达40度以上,而且,他的肺脏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已有积水现象,只有三分之一的肺部尚在正常运作。所以,他从一开始昏迷到最后,始终是套着氧气管,一刻不能中断氧气。

医生给他打了大量的盘尼西林针剂,目的是希望把肺脏积水的部位,控制在原有的那三分之二的区域,不要再进一步扩大。

有位医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就好像是官兵围堵强盗,假如官兵的人数比强盗少时,惟独把强盗全部挤压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让强盗四散,侵蚀到其他正常的部位,这样是一种最保险的治疗方式。

换言之,当时,“总统”医疗小组的见解和处置,是希望用一种比较消极但是却很稳健的诊疗方式,把蒋“总统”从极端不稳定的阶段,慢慢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下,这样才有可能使得“总统”苏醒过来。他们不赞成给类似老先生这样的心脏病患者太强烈的猛药,或是过于剧烈的治疗手段,以免弄巧成拙。

我相信,医疗小组会采取这种方式,倒不是投鼠忌器,而是基于病患实际情况,而下的一种处置。

最早,医疗小组这个策略,确实有着一定程度的成效,而且可以说是老先生半年后得以苏醒的主因。可是,到老先生真正醒过来之后,宋美龄那边却有了另一种看法,她急切地希望见到蒋介石能够很快恢复往日的活动力,并且马上就和正常人一样,能够回“总统府”上班。

然而,在“总统”医疗小组的眼中,这样急切的心理,反而会乱了整个的治疗计划,不但对“总统”的健康无益,甚者反而会为他带来难以逆料的后果。

这样两种格格不入、全然不同的医疗见解,为日后老先生的治疗工作,投下一团阴影,也在宋美龄和医疗小组之间,预设了双方矛盾的伏笔。

苏醒之后

1973年的元月间,蒋介石终于从沉睡般的昏迷中,苏醒过来。

他的苏醒,给宋美龄以下的官邸人士极大的兴奋感,尤其教人不敢置信的,是老先生苏醒以后,除了身体体力明显大不如前以外,他的脑力特别是记忆力,竟然未受到昏迷的影响。对于老先生的身体渐渐健朗,大家都非常欣慰,可是,毕竟他依旧是有病在身,尤其是因为手脚肌肉的萎缩和变形,在行动上有诸多不便,所以,在日常生活上更加依赖我们官邸和医疗小组的工作人员。

就拿1973、1974年每年的夏天来说,因为老先生平常就是个既怕热,却又忌讳吹电扇、吹冷气的人,这样的状况下,就苦了我们这些副官。

以往他身体还很健康的时候,我们早已习惯帮他在夏天用蒲扇给他打扇子扬风,可是,他从昏迷中醒来后,似乎较以往更为怕热,要我们不分日夜为他打扇子扬风,否则他就睡不着觉。

那一段时期,大家因为要轮番照顾他,体力和精神上都感觉有些吃不消。我们吃在“荣总”、睡在“荣总”,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假日时间,长久下来,焉有不疲惫困顿的道理?

原本,我们是八个小时一班,然而这个时候的八个小时,和老先生健康时的八小时的班,是完全不同的,服侍病中的老先生,不但要帮医官护士做医护助手,还要兼做一般医院所谓“特别看护”的事情,举凡只要是医护人员不做的任何杂务,不论那个工作是否污秽肮脏,我们都没有任何选择不做的机会。

因为我们处理的工作,多半是和老先生切身起居有关,若放在以前,如果我们谁有什么病痛的情况,官邸的医官还不会太注意我们会不会影响老先生及其家人。可是,自从他病了之后,我们这些副官,只要有人患了感冒,即使是很轻微的感冒,也要向医官报告,医官立刻会为我们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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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医官比较紧张,凡是有一个下人感冒了,他们总是立刻叫这人离开病房,以免传染给体弱的老先生。有次我们已经连续有好几个副官感冒,几个人都不能服勤,最后连我也感冒了,还发着高烧,还是要继续值班,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就叫惟一没感冒的李振民副官睡到老先生旁边值夜,白天时,我工作只好戴上口罩,以免散布病菌。

我为什么会患感冒都还要照顾老先生?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不少副官都因太劳累而生病,另一方面,老先生那时上下床都要有人抱他,而偏偏李振民的个子矮小,老先生怕李振民抱不动他,每次李振民主动要去抱他下床,老先生马上制止,并说:“我不要你抱,叫其他人过来!”医官知道我感冒了,可是老先生指定要我去服侍他,医官只好叫我戴上口罩,不要把细菌传染给老先生。

当时这段抱病照顾蒋介石的经历,我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蒋先生向来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自从生病以后,活动的机会少了,但在心理上,他还是一直想活动一下,可是又偏偏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就只好由其他的方面去满足,好比是按摩。他苏醒后,也许是神经比较迟钝,有时候明明我们已经用了相当的力道,为他按摩已经萎缩的右手或是左手,纵使我们再怎么用力,他也似乎没有什么感觉,有时候他误以为我们按摩不够用力,还大声斥责:“叫你们力气大一点,你们到底是怎么了?”

即使我们拼老命使出更大的力气给他按摩,可是他依然不满意。

本来是好动的人,一下子给疾病绑在床上,毕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长时间躺在床上,身心两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有时候他情绪不稳,一个晚上起来好几次,几乎已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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