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有人告了我的御状。”
1953年10月的广州，天气里还透着散不去的闷热，叶剑英捏着那张让他回北京的调令，没头没尾地说了这么一句。
在场的人心里大概都咯噔了一下，这话分量太重，谁也不敢接茬。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极为风光的调动，去中央军委当副主席，还兼着武装力量监察部的部长，怎么看都是高升，是重用。但叶剑英脸上的表情，却没见着半点喜色。
这事儿吧，要是光看文件，你肯定觉得这是好事。可要是稍微了解点当时广东那一摊子事的人，大概都能琢磨出点别的味儿来。这哪是什么简单的升迁，这分明就是一场博弈后的无奈退场。
那时候的叶剑英，心里是有气的，也是有委屈的。
想当年，他为了革命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怎么到了这就成了被人背后戳脊梁骨的对象了呢？这事儿放在谁身上，估计都得憋屈好一阵子。
其实，这事儿还得往回倒腾倒腾，看看叶剑英这几十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你才能明白这句“告御状”背后，藏着多少心酸和无奈。
咱不说虚的，就说早年间，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那时候的日子苦啊，天天被围着打，谁也不知道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自己还能不能喘气。
蒋介石那时候也是下了血本，第一次围剿失败了，老蒋那是气得拍桌子，转头就调了20万人马，气势汹汹地又来了。这可是20万大军啊，那时候红军才多少人？这仗怎么打？
苏区中央局赶紧开会，那气氛紧张得，估计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响。
会上那就更热闹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有人主张硬碰硬，有人主张跑路，还有人主张分兵。总之就是三个字：没主意。
这就好比一帮人被堵在巷子里了，眼看着对面拿刀的过来了，这边还在争论是先迈左脚跑还是先迈右脚跑。
就在大伙儿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毛泽东站出来了。
那时候毛泽东说话还不像后来那么一言九鼎，但他那股子透彻劲儿，是谁也比不了的。他没扯那些虚头巴脑的大道理，直接就把地图一摊，掰开了揉碎了给大伙儿分析。
毛泽东当时就指着那敌我形势图，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们别看老蒋来了20万人，看着挺吓人，其实都是纸老虎。这一堆人里头，真正给老蒋卖命的嫡系没多少，大部分都是杂牌军，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谁愿意真的冲上来送死啊？
这一番话，说得在场的人是一愣一愣的。
紧接着，毛泽东就把那个“诱敌深入”的方针给抛出来了。这招绝啊，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
当时叶剑英就坐在台下听着。他那时候虽然也是个人物了，但在这种战略大方向上，他听得那叫一个认真。
随着毛泽东这鞭辟入里的分析，叶剑英那是越听越激动，脑袋点得跟捣蒜似的。他在心里头一琢磨：这才是真知灼见啊，这才是能带大家伙儿活命的路子啊！
等到大伙儿发言的时候，叶剑英那是半点没含糊，直接站起来就表态，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意见。
你要知道，在那种乱哄哄的局面下，能这么坚定地站出来支持一个当时并不算“绝对权威”的意见，那是需要眼光和魄力的。
最后，会议总算是定下来了，就按毛泽东说的办，诱敌深入。
事实证明，这步棋走对了，红军又一次转危为安。从那以后，叶剑英对毛泽东那可是打心眼里的佩服，那是真就把他当成了能指引方向的灯塔。
后来，毛泽东提议办个“红埔”军校，专门培养咱们自己的军事人才。这事儿说干就干，也就一年多的功夫，这学校就搞得有模有样了。
谁去当这个校长？还得是叶剑英。
这时候有个小插曲，特别能看出叶剑英的为人。那时候毛泽东已经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说白了就是有点“靠边站”的意思。
一般人这种时候，躲都来不及，谁还往上凑啊？这就是人情冷暖。
可叶剑英不这样。在学校讨论办学方针的全校干部会议上，叶剑英那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斩钉截铁地讲：“毛主席是正确的，古田会议精神是对的！”
这话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说出来，那是掷地有声。
他不光是嘴上说，还付诸行动。他经常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领导来学校作报告。特别是对毛泽东，那是一点都没怠慢，哪怕那时候毛泽东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期。
这就叫患难见真情，这就叫政治眼光。叶剑英认准的理，认准的人，他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也为后来两人的深厚情谊打下了底子。
02
你要是觉得叶剑英光是会在会议室里支持毛主席，那你可就小看这位元帅了。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他可是实打实地救过中央机关，救过毛主席的命。
这事儿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
遵义会议大家都知道，那是历史的转折点。叶剑英在那期间，那是天天盯着会议的进展，心里头那个急啊，就盼着能有个好结果。
等到结果出来，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叶剑英那是大喜过望，高兴得恨不得跳起来。他连夜就把这个好消息传达给了部队，那是发自内心地拥护。
但高兴归高兴，危险可没解除。
长征路上，那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稍不留神就是全军覆没。
有那么一天，中央机关正走到一条山谷里。这地方地形复杂，两边都是山，中间一条沟，本来是个隐蔽的好地方。
可谁成想，意外就这么发生了。
北边的山坡上，突然就冒出来一队人马。大家伙儿抬头一看，心都凉了半截。那可是敌人的一个连啊！虽然人不算多，但在那种狭窄的地形下，居高临下这么一冲，那杀伤力可是巨大的。
更要命的是，这帮敌人显然是冲着中央机关来的，一边往下冲，一边嘴里还咋咋呼呼地喊着号子。
那号子喊得让人听了都起鸡皮疙瘩：“活捉朱毛！活捉朱毛！”
这一嗓子，直接就把气氛给喊到了冰点。毛主席他们当时身边虽然有警卫部队，但毕竟是机关单位，战斗力有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冲击，确实是凶多吉少。
眼看着敌人就要冲下来了，连冲锋号都吹响了，那刺耳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简直就是催命符。
大家伙儿没办法，只能先往旁边的一条流水沟里躲，希望能借着地形避一避风头。但光躲肯定不是办法啊，人家冲下来一顿扫射，谁也跑不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火烧眉毛的紧要关头，叶剑英带着部队从后面跟上来了。
他一看这架势，立马就明白了：这是要出大事！
叶剑英那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这种时候根本不需要思考，完全是本能反应。他二话没说，直接点齐了一个排的兵力。
你没听错，就是一个排。人家对面是一个连，还是居高临下冲锋，这边就一个排，还得仰攻。这怎么打？
但在叶剑英这儿，没有“怎么打”这个问题，只有“必须打”。
他亲自带着这个排，像离弦的箭一样，直挺挺地就冲向了南面的高山。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抢占制高点，要把敌人的气焰给压下去。
这帮战士们看着首长都冲在前头了，那一个个也是红了眼，嗷嗷叫着就往上冲。
两边这一对上，枪声瞬间就响成了一片。
敌人那边也是懵了。他们本来以为下面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只要冲下去就是大功一件。谁成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而且火力还挺猛，气势比他们还凶。
这就是战场上的心理战。敌人不知道这边到底有多少人，一看这架势，心里就犯嘀咕：莫非中了埋伏？莫非主力部队就在附近？
这一犹豫，那股子冲锋的劲头就卸了一半。
双方就这么在山坡上对峙了一番，子弹横飞，硝烟弥漫。叶剑英指挥若定，硬是用一个排的兵力，打出了一个团的气势。
最后，敌人那边先顶不住了。他们本来就是为了抓人领赏的，谁也不想把命搭在这儿。再加上心里没底，一看这边这么硬，直接就作鸟兽散，撒丫子跑了。
看到敌人退了，大家伙儿这才松了一口气。那真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
事后，大家都忍不住拍着胸脯，在那感慨：“好险啊，好险！要不是叶参谋长及时赶到，咱们今天怕是要吃枪子了！”
这可不是句客套话，那是实打实的救命之恩。经此一役，叶剑英在毛泽东心里的分量，那自然是又重了几分。这都是过命的交情，是血火里淬炼出来的信任。
03
时间一晃，就到了建国后。
叶剑英被派去主政华南，坐镇广州。这地方可不比别处，那是祖国的南大门，情况复杂着呢。
刚解放那会儿，广州城里乱得跟一锅粥似的。国民党虽然跑了，但留下的烂摊子可不少。尤其是那些潜伏下来的特务，那是多如牛毛，根本没把新政权放在眼里。
这帮家伙猖狂到什么程度？他们时不时就搞个破坏，弄个暗杀，那是家常便饭。国民党的飞机也还没消停，隔三差五就飞过来骚扰一下，扔个炸弹听听响。
叶剑英在广州的日子，那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的。
那些特务也是胆大包天，竟然两次把炸弹直接扔进了市政府的院子里。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要给你个下马威，就是要让你不得安宁。
但叶剑英是什么人？那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这点小伎俩能吓住他？他照样该办公办公，该开会开会，眉头都不皱一下。
可是，特务们见恐吓没用，就开始玩阴的了，直接把目标对准了叶剑英本人。
有一次，叶剑英从外面开会回来。车子正如常在马路上开着，突然之间，路边就窜出几个黑影。
还没等车里人反应过来，“砰砰砰”就是三枪！
这三枪，那是冲着要命去的。子弹打在车上，火星四溅，声音刺耳得很。
得亏叶剑英那天运气好，再加上司机是个老手，反应那是相当快，一脚油门就把车开出了危险区。叶剑英这才侥幸没有中弹，躲过了一劫。
这事儿发生后，广州市公安局那是吓出了一身冷汗。这要是叶帅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出了事，那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他们也不敢隐瞒，赶紧把这情况报到了北京。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那是真的急了。他对叶剑英那是相当关心的，毕竟是老战友，又是镇守一方的大员，安全问题绝对是大意不得。
毛主席一边指示公安部门要加紧破案，严厉打击特务，一边还专门给叶剑英发去了一封电报。
电报上的内容言简意赅，但字字千钧：“注意安全，不要在公开场合露面，如集会、讲演等等。”
这就是老大哥对小老弟的关心啊，生怕他有个三长两短。
叶剑英收到电报，心里自然是暖烘烘的。他回电表示了感谢，但你让他真的躲在屋里不出来？那不可能。
他这人骨子里就是个硬汉，越是危险，他越是要顶着上。他始终保持着那股子旺盛的战斗力，照旧出现在各种活动场合，给广州的老百姓吃定心丸。
他要用行动告诉所有人：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广州的天是塌不下来的！
就在这种刀光剑影的环境下，叶剑英在广州干了三年。这三年，他为了恢复经济、稳定社会，那是操碎了心。
但是，谁能想到，躲过了敌人的子弹，却没躲过内部的风波。
到了1952年、1953年那会儿，风向变了。
上面开始对华南分局的工作有了看法。主要就是觉得广东的土改搞得太慢了，太温和了，不够彻底。有人就给扣了个帽子，说这是犯了“右倾”错误，甚至还提到了“地方主义”这个词。
这在当时，那可是个大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毛主席把叶剑英、陶铸这些主要领导召回了北京开会。虽然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叶剑英觉得自己是按照广东的实际情况来的，并没有多少主观上的错误。但是，为了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叶剑英还是在这个会上做了深刻的检讨。
他把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没推诿，没抱怨。
外人只看见他在台上做检讨，态度诚恳，却没人知道他心里藏着的痛苦和抑郁。
那年八月中旬，一向身体硬朗的叶剑英，竟然病倒了。他感到胸部剧烈疼痛，有时候还会出现心律失常的现象。
这明显就是急火攻心，是憋出来的病啊。
中共中央得知叶剑英病了，那也是非常上心，赶紧派了专家去给他治疗。等到病情稍微好转一点，又专门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去休养。
即便是在病床上，叶剑英心里想的还是工作。1953年，他觉得身体好点了，就向毛主席表明态度，希望能回广州继续工作。
毕竟那里是他这几年心血浇灌的地方，毕竟那里还有很多没干完的事。
但是，中央对他另有安排。
虽然表面上还保留着他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职位，但这其实就是个挂名了。实际上，叶剑英的工作重心已经彻底转到了军界。
1953年10月，新的任命下来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叶剑英手里捏着那份调令，心中五味杂陈。他太清楚这背后的弯弯绕了。政界的一点风吹草动，他都看在眼里。
所以，他才忍不住说了那句：“有人告了我的御状。”
这句话里，有对小人作祟的愤慨，有对不得不离开广东的遗憾，也有对自己遭遇的不平。但唯独没有的，是对党的怨恨。他是个讲党性的人，服从组织安排，那是他的底线。
04
回到北京后的叶剑英，虽然心里有个疙瘩，但在工作上那是半点没含糊。
既然不让管地方了，那就管军队。既然有人说我不行，那我就干出个样子来给你们看看。
那时候，为了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的建议，开始研究搞“两弹”——也就是原子弹和导弹。
这可是尖端武器，是国家的杀手锏。但在当时那个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要搞这个，那是难上加难。很多人心里都没底，甚至有人反对，觉得咱们现在饭都吃不饱，搞这些太费钱了。
但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叶剑英的态度那是鲜明得很。他举双手双脚赞成毛主席的意见。
他心里明白，没有这些硬家伙，咱们说话就不硬气，腰杆子就挺不直。落后就要挨打，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所以在主张搞“两弹”的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要加强部队的装备和训练。他是真把这事儿当成命根子在抓。
别看叶剑英身居高位，是个大元帅，但在生活中，他却是个特别有人情味的长者。
他对下属，特别是身边的工作人员，那是真的关心。这种关心不是嘴上问候两句就算了，那是实打实地帮你解决问题。
有那么一回，他了解到身边服务处有几名服务员，工作表现特别好，干活勤快，人也老实。但是因为编制问题，身份一直很尴尬。
这些小姑娘对军队有了感情，不愿意回地方工作，就想穿军装，当个真正的军人。
这事儿要是换了别的领导，可能也就听听就算了，毕竟这种小事，哪里值得大首长亲自过问？
但叶剑英不一样。他听说了这事儿后，二话没说，直接抄起电话就打给了当时的副总长。
他在电话里说得特别诚恳：“服务处有几名服务员表现很好，因为对军队有感情了，不愿回到地方工作，他们要求穿军装，我同意……”
你看，这就是大将风度。为了几个服务员的前途，他不惜动用自己的关系，亲自去求人。
副总长一听叶帅都亲自打电话了，那哪敢怠慢？过了两天，这事儿就办得妥妥当当的。六名女服务员和一名男服务员，经过总参批准，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绿军装。
这还没完。还有一次，也是为了服务员工作安排的事儿，叶剑英又亲自给王副总长打去电话。没多久，这几位工作人员就被妥善安排去了四机部的工厂工作，有了个铁饭碗。
就这样，前前后后经叶帅亲自过问，甚至亲自打电话联系安排工作的人，高达二十多位。
这些人，后来也没有辜负叶帅的一片苦心。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踏实实。有的当上了党组织书记，有的当上了护士长，有的成了医生。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努力，回报着当年那位老人的知遇之恩。
多年以后，每当提起叶帅，这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眼圈都是红的。他们总是感慨：要不是叶帅当年的帮助和教育，哪有我们的今天啊？
05
那些曾经在背后搞小动作、告黑状的人，或许能得逞一时，或许能在那一刻觉得自己赢了。
但时间这东西，最是公平。它会把一切浮华都冲刷干净，只留下最真实的底色。
叶剑英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和那些人争辩上，也没有把精力消耗在无休止的怨恨中。他选择了用实干来回答一切，选择了用宽厚来对待身边的人。
当他在北京为了国防建设殚精竭虑的时候，当他为了几个普通工作人员的编制亲自打电话的时候，他的形象就已经立在那儿了，高大而温暖。
至于那个“御状”，告了也就告了。历史的账本从来都是算得清清楚楚的。
那些被他庇护过的普通人，那些因为他的远见而建立起来的国防工业，才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注脚。
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公道自在人心。有些事，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辩驳。你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
那些真正为国家、为人民做事的人，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而那些跳梁小丑，终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抹尘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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