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8月，抚顺市戈布烈士公墓的葬礼现场，十余万群众自发送别雷锋，而一位青年突然跳入墓穴。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口袋里一封未拆的家信，被战友当众读出后，在场者无不动容落泪。
送别的青年是谁？这封家信里藏着怎样的秘密？为何沈阳军区司令员会上前找他，这一切都要从那场意外事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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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8月15日上午，军区先进模范雷锋同志因公殉职的噩耗，迅速传遍了抚顺矿务局职工医院和他所在的部队。
这个二十二岁的青年，用短暂的一生践行着助人为乐的信念，早已成为战友们心中的榜样。
当天下午，雷锋的遗体被从医院拉回部队，安放在营部一间空置的房屋里，空气中弥漫着沉重的悲痛。
在当时很多人眼里，雷锋生前不仅是军区的先进典型，更是战友们眼中的老大哥。
无论谁遇到困难，他总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帮战友缝补衣物、分享学习心得、解决生活难题，在部队中积累了极高的威望。
为了彰显对雷锋的哀荣，连长最初决定由副排长以上干部全副武装守灵，每半小时轮换一次。
可命令刚下达，全连战士便自发聚集到连部请愿，他们与雷锋朝夕相处，几乎人人都受过他的关怀，都希望能亲自为班长守灵送行。
看着战士眼中的恳切与悲痛，连长不忍拂逆这份朴素的情感，当场宣布：全连部分干部战士，一同为雷锋守灵。
雷锋出事当天中午，其所在团已将讣闻紧急上报沈阳军区，很快军区成立调查专班，火速抵达事故现场。
经过细致勘察，事故真相逐渐清晰：雷锋与战友乔安山，驾驶苏联嘎斯牌卡车完成任务返回时，雷锋提议顺便清洗车辆，便于下次使用。
两人驾车前往炊事班旁的水龙头，途中需经过营房与晾衣杆之间的狭窄土路，为确保安全，雷锋下车指挥倒车。
不料卡车左转弯时，意外压断晾衣杆，断裂的杆子恰好砸中雷锋的太阳穴，他当场昏迷，最终因伤势过重离世。
调查组在现场发现，晾衣杆根部有车轮挤压的黑色橡胶痕迹，轮胎侧面也残留着木屑，足以证明，这是一起突发性意外。
经过严谨讨论，调查组一致认定，事故并非乔安山主观所致，若将不可预料的意外归咎于他，于情于理都站不住脚，遂决定不予追究其责任。
为保护乔安山，对外宣发统一口径为因公牺牲，绝口不提他的名字。
沈阳军区青年部部长还亲自找到乔安山，当面澄清事实，告知他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但在乔安山心中，雷锋既是班长更是亲人，这份因自己操作引发的意外，让他始终无法释怀，郑重承诺，会用一生的行动来弥补这份愧疚。
1962年8月17日下午，雷锋的公祭大会在抚顺市望花区礼堂举行，为避免叨扰地方，最初葬礼被限定在团级规模。
公祭大会由团政委韩万金主持，连指导员高士祥介绍雷锋生平，会后将安葬于戈布烈士公墓。
可当送葬车队驶出礼堂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道路两旁人山人海，十余万群众自发前来送行，而当时抚顺市总人口仅七十余万。
这样全城出动的送别场面，在抚顺历史上绝无仅有，启示这震撼的场景背后，是雷锋与抚顺人民的深厚情谊。
在这座城市，雷锋担任过小学义务辅导员，用真诚陪伴孩子们成长；在抗洪抢险一线，他带病奋战七天七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他省吃俭用，将津贴定期捐给灾区和困难群众，走街串巷访贫问苦，还当选为人大代表为群众发声。
抚顺的每一个角落，都镌刻着他的善行义举，他的名字早已深深烙印在百姓心中。
送葬队伍抵达戈布烈士公墓后，战友将雷锋的棺椁放入墓穴，部队与群众代表依次捧土撒在棺椁上，全体默哀后，战士开始填土封墓。
看着棺椁逐渐被泥土覆盖，乔安山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他发疯似的跳下墓穴，抱着棺椁哭喊着别埋班长。
他甚至请求战友将自己与班长一同埋葬，连长与指导员轮番劝解，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从墓穴中拉上来。
葬礼结束后，乔安山仍伫立在墓碑前，目光紧锁着雷锋的名字，迟迟不愿离去。
此时，老班长张兴吉走上前开导他，张兴吉比雷锋和乔安山早一年入伍，曾与雷锋搭档带领班级荣立集体三等功。
后来虽调往其他班级，但在雷锋牺牲后又被调回，而且他的话，乔安山向来听得进去。
乔安山颤抖着伸手进口袋，想摸烟缓解悲痛，却摸到了一封皱巴巴的家信，这是母亲寄来的，因连日沉浸在悲痛中，他始终没来得及拆开。
此刻他突然想起，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以往家里的来信，都是雷锋一字一句读给他听的，而如今，那个耐心读信的班长已天人永隔。
悲伤再次涌上心头，眼泪止不住地滑落，于是张兴吉接过信，轻声说以后我帮你读，随后拆开信封。
这封来自乔安山母亲的家信，文字朴实却饱含深情，大意是母亲知道买药的班长是雷锋，让乔安山好好向雷锋学习，家里一切安好，不必太多记挂。
信的最后，乔安山母亲询问雷锋的脚码，想要给他做双新鞋，聊表心意。
信读完后，在场的人无不为之落泪，大家心中满是惋惜：如果这封信能早到几天，雷锋就能感受到这份来自“母亲”的关爱。
但张大娘满心牵挂的雷锋“儿子”，却永远等不到那双饱含慈爱的新鞋了。
雷锋牺牲后，他所在的运输连四班面临“四好班”评选，有人提出，雷锋的牺牲是一场事故，按规定不应获评“四好班”。
这种说法逐渐扩散，甚至传到团部，团政委韩万金得知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坚定地表示，四班不仅该评四好班，更该申请命名为雷锋班。
韩万金向来说到做到，当即着手推进此事，工程兵部队一位首长曾来电担忧，雷锋的牺牲引发多方关注，这个申请恐难通过。
但韩万金坚持认为，雷锋生前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都表现优异，授予荣誉是实至名归，恳请首长支持。
为让申请更有说服力，他亲自带队到四班蹲点考察，评估班级风气与业务水平，随后以四班全体战士名义提交了命名申请书。
申请书饱含对雷锋的缅怀与传承之志，经逐级审批，最终上报沈阳军区和国防部，各级党委经调查走访，一致同意批准四班命名为雷锋班。
随后，沈阳军区召开隆重的命名大会，当主持人宣布欢迎雷锋班全体战士登台时，全场掌声雷动，轻快的进行曲响彻会场。
班长张兴吉带领全班战士，迈着铿锵步伐走上主席台，唯独乔安山耷拉着头，满脸愧疚，仿佛无颜接受这份荣誉。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现了他的异常，向身边的军区工程兵部主任王良太询问后，得知了乔安山的身份与过往。
握手环节，陈锡联特意在乔安山面前驻足，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温和却充满力量地鼓励，让小伙子抬起头来。
他鼓励乔安山不要背心理包袱，要勇敢坚强，要像雷锋班长那样，好好开车，好好做人。
这句话如明灯照亮乔安山心中阴霾，他猛地抬头，直视陈锡联，郑重敬了一个标准军礼。
乔安山将雷锋视作一生的榜样，离开部队后，他换过无数份工作，涉足各行各业，但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始终践行着雷锋精神。
生活清贫时，他依然坚持助人为乐，而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他总会挺身而出，用一生的行动兑现了当年的承诺。
后来，他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观众。
与此同时，“雷锋班”的命名大会，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各大报刊纷纷报道，雷锋的名字从抚顺、从沈阳军区走向全国。
雷锋牺牲半年后，《中国青年》杂志推出特刊，将其树立为中国青年先进典型，并致信毛主席恳请题词。
毛主席欣然应允，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学习雷锋的热潮在全国蓬勃兴起，影响深远。
1964年清明节前夕，抚顺市根据群众强烈意愿，决定在望花公园修建雷锋纪念馆，并将雷锋迁葬至此。
望花公园周边遍布雷锋生前足迹：曾任校外辅导员的小学、存放善款的储蓄所、多次捐款的公社、常去做好事的车站等等。
迁葬之时，雷锋班全体战士刚从北京的大比武赛场归来，顾不得洗去征尘，便马不停蹄赶到望花公园，只想向老班长汇报。
这片浸润着他大爱与善举的土地，是安葬英雄的最佳选择，也承载着抚顺人民对雷锋的深切缅怀。
雷锋精神不是过时的教条，而是助人为乐的善意、爱岗敬业的担当、勤俭节约的美德，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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