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的川藏公路上，夜色与风雪掺杂，汽车大灯划开黑幕，130师的车队正翻越折多山。出发前，师长只丢下一句话：“最快速度，直插瓦弄。”车上的新兵张罗着压紧篷布，嘀咕了一句：“听说那边的印度兵要打过线了？”一句话，把车厢里的疲惫都烘得滚烫。
到达前沿后，情报干事把一沓文件摊开：敌方主力是11旅，吹嘘自己“可在四十八小时内将中国军队逐出边境”。有意思的是，这份攻势命令的落款日期恰好是十一月十四日——尼赫鲁的生日。战士们暗自发笑：送礼也挑这种方式？
简单休整后，各团摸黑分路。高原上空气稀薄，可火药味却浓得呛人。黎明前，打头阵的三营撤掉棉衣，身披伪装网趴在雪窝子里，等待炮兵信号。五十六式半自动和冲锋枪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枪栓“喀啦”作响，像是战鼓。
炮响四十分钟后，07高地被抢下。印军李恩菲尔德步枪射速慢，还没来得及上第二发，就被我军轻机枪压得抬不起头。连长王传斌几次翻过乱石，喊着：“跟我冲！”身后却不断倒下战友。自动武器的密集火力，在海拔三千米的空气里表现得异常凶猛，这场面对面较量只留下一地弹壳和残破钢盔。
午后，炮兵连长李凡武冒险把75炮推到丛林前沿。为了抬高射角，他干脆把炮绑在一棵松树上。三发齐射，印军“老虎嘴”阵地的十多门山炮哑火。敌方指挥官懵了：“树上开炮？这是哪家打法！”炮声甫落，步兵如潮水般冲上山脊，红旗插定，11旅防线裂口大开。
溃败是瞬间的。天色将暗，印军丢盔弃甲，向密林深处钻。考尔中将仓惶登上水獭式运输机，却仍在电报里推说“敌军人数优势明显”。事实上，我军主攻不足四千人，只是火力、士气全线碾压。英印殖民旧军制训练出的“精锐”，此刻只剩惊恐。
十日后，林间到处是白色降落伞——印度航空兵不断空投补给，却被我们捷足先登。包裹里多是豌豆、干巴蕉，一口油星子也没有。抓住的俘虏胡子拉碴，衣衫单薄，哆嗦着举手。“别怕，水在这边。”负责看押的小赵递过去一壶热茶，那些曾在宣传画里不可一世的身影，如落汤鸡般瘫坐雪地。
战斗告一段落，最大的问题反而成了“战利品怎么处理”。统计下来，五架飞机、上百门火炮、几千条步枪轻机枪，外加一堆老旧车辆。年轻士兵看得眼冒金光：“这些家伙挺新鲜，搬回去可多好。”话音未落，作战处却转来了军部电令：除留作研究外，其余原封不动交还印方。
听闻此令，营房里炸开锅。晚点名后，指导员站到队列前：“同志们，把枪擦干净，分二十支一捆，按编号装车。”有人忍不住嘟囔：“打赢了还给人家？图啥？”政委走上前，拍了拍那名战士：“图的是战略，不是贪这点破烂。印度这些家伙多半是一战、二战旧货，留着也用不上。咱们要的是掌握主动，让对手明白——中国不缺这点家当，也不缺再打一次的决心。”
事实就是这么简单粗暴。五六式半自动三百米打穿钢板，而李恩菲尔德还在单发拉栓；我军炮兵用射击表控火，印军炮手还在喊口令装填。差距摆在眼前，连俘虏都直摇头：“没想到啊，你们比我们先进这么多。”归还武器只是告诉世界——胜负并非靠缴获的旧枪，而是靠工业体系和训练。
十二月中旬，双方在邦迪拉附近设立移交点。我军士兵将一排排枪弹整齐码放，车辆补足油水，炮管还套上了油纸。印军接收官脸色铁青，嘴里只挤出一句：“Thank you.”他或许更希望这些残兵败将的记忆赶紧随山风散掉，但那些沉甸甸的木箱无声地提醒着：一场自诩“前进”的冒险，换来的只是满纸耻辱。
归营途中，有人问起政委：“要是他们再来呢？”政委笑了笑：“枪还回去无妨，可要真不长记性，我们的家伙可不会客气。”话音落，车队拐进雪岭，轮胎在碎冰上吱呀作响，留下一溜深深的辙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