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天，中原大地还带着残余的寒意，各路部队却已经在悄悄换一种打法。军号、番号、建制都在酝酿调整，许多将领暂时还不知道，几个月之后，自己在战场上的位置、肩上的担子，会发生多么明显的变化。这一年，既是全面战略反攻的起点，也是很多人“该不该升、会不会升”的关键节点，其中就有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陈赓。
有意思的是，到了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正式改称第二野战军，下辖三个兵团、九个军，兵团司令员分别是陈锡联、陈赓、杨勇。1955年授衔时，陈赓是大将，陈锡联、杨勇都是上将。从军衔来看，陈赓明显更高一筹，可当年二野成立时，野战军并没有给他安排副司令员的职务，这个“落差”，直到今天仍让不少人产生疑问。
要理解这个问题，不能只盯着1949年那一刻，更要把时间往前拉，看到他从一个纵队司令，到统帅一支“战略集团”，再到兵团司令的整个过程。
一、从太岳出发的四纵
时间还得回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新局势刚刚显露雏形，中央军委很快做出一个重要决定：从各大战略区抽调比较精锐的部队，组成野战兵团，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内战形势。这一决定，直接催生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雏形。
当时，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多个二级军区，各自都要抽出主力，组成野战部队。陈赓所率领的第四纵队，就是以太岳军区部队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与同时期其他纵队相比，四纵在建制上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一个标准的野战纵队，但因为指挥员的性格、作战方式、用兵风格，后来慢慢形成了自身特点。
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后，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围绕粉碎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进攻不断机动作战。到1947年6月，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纵队挺进大别山，原有的五个纵队（那时缺五纵）有四个投入这一重大行动，晋冀鲁豫中央局也决定新组建8、9、10、11、12五个纵队，以适应战场扩大的需要。
此时的四纵，正在晋南发动反攻，配合同属野战军的其他主力作战。按照最初的构想，四纵将被调往陕北，支援西北野战军，对胡宗南集团实施反击。但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决心一旦确立，相关配套部署就必须随之调整，中央很快改变了原来的安排。
新方案中，陈赓率四纵不再去陕北，而是出击豫西。为了增强这支部队的作战能力，中央从太行军区新成立的第九纵队调来，与四纵一起行动，统一归陈赓指挥。同时，孔从洲率领的起义部队中一部分，也划归这一指挥系统。
这样一来，“陈谢集团”就逐渐形成。谢富治担任四纵政委，在组织上仍名为纵队，实际上却已经承担起接近兵团级别的任务。名义上，陈谢集团仍归刘邓指挥，但中原战局急速扩大，他们已开始独立担负一个战略方向上的作战任务，这一点很关键。
从这一阶段的经历看，陈赓虽然只是纵队司令员，但手上掌握的兵力、承担的任务，已经远远突破一般纵队的范畴。
二、伏牛山间的“战略集团”
1947年7月之后，战场布局更加紧凑。东北战场在林彪指挥下打得如火如荼，而在中原以西，豫陕鄂一带的局势也变得异常微妙。陈谢集团以潼关、洛阳、西安之间为主要机动作战区域，几个月内来回转战，使国民党军在这一线始终不得安宁。
蒋介石不得不亲赴西安，亲自部署防务，这本身就说明了陈谢集团在当时战略格局中的分量。部队数量上，他们确实不算多，但能牵制的敌军却相当可观。不得不说，这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个纵队打几仗”那么简单，更接近于一个被赋予重要战略任务的集团军群。
在伏牛山一带，陈谢集团一边战斗，一边开辟豫陕鄂解放区。半年多时间，围绕洛阳、潼关、西安的来回调动，不仅搅乱了敌人的部署，也为后续在豫陕鄂地区建立根据地打下了基础。试想一下，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下，要同时顾及战略牵制、局部歼灭战、根据地建设，对指挥员的要求就不仅仅是战术层面了。
1948年初，随着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战局发展，中央开始对中原地区的部署进行再思考。大别山突进，从战略上看无疑是一招高明的棋，但在根据地建设方面效果并不理想，刘邓大军付出了沉重代价后，部队急需休整，这就迫使中央寻找新的突破口。
此时的陈谢集团，已经在豫西站住脚，伏牛山地区解放区基础初步形成。这一局面，为下一步的计划提供了可能：以豫陕鄂为一个新的战略支撑点，展开更大规模的机动作战。
也正是在这个关头，关于“豫陕鄂野战军”的设想被提上了日程。
三、差一点就成立的“新野战军”
1948年初，毛泽东在综合东北、华东、中原、西北各线战况后，开始酝酿一个更大胆的方案。一方面，计划由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的一、四、六三个纵队南下，组成东南野战军；另一方面，考虑以豫陕鄂地区为一大支点，再组织一次有规模的机动作战。
按照当时的设想，东南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由陈毅担任，粟裕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同时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原一带的部署，则另有安排。为了配合这一整体战略，中共中央决定新设三个中央分局，其中有一个，就是豫陕鄂中央分局。
计划中，豫陕鄂中央分局的书记由宋任穷担任，他接到调令时，清楚记得中央让他去豫西，与陈赓一起经营豫陕鄂解放区。更进一步的设想，是在当地成立豫陕鄂军区，陈赓担任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任政委。同时，还要正式组建豫陕鄂野战军，由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
如果这套方案完全落实，陈赓在1948年就将以一支野战军司令员的身份出现在中原战场，这比后来出任二野四兵团司令员，在名义上还要前进一步。这一点，往往被很多人忽略。
事情在关键时刻有了变化。
粟裕给中央发来一封著名的电报，后来被概括为“子养电”，对整体战略提出了不同意见。电报的核心意思，是认为与其把兵力分散在若干新建野战军、分局上，不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中原结合部打一两场决定性的大会战，直接撼动国民党军的主力部署。
这封电报的分量相当之重。毛泽东认真研究后，中央最终采纳了粟裕的意见。于是，一系列已经准备实施的机构设想全部按下暂停键：东南野战军不再单独组建，华东局东南中央分局也不再设立；与之对应，豫陕鄂中央分局、豫陕鄂军区、豫陕鄂野战军的计划也顺势搁置。
对于陈赓来说，这意味着原本已经“看得见”的野战军司令员职务，就这样停在纸面上，没有走向现实。陈谢集团随即归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继续以纵队建制参加后续作战。
这段过程，有时候被简单概括成“陈谢集团回归中原”，但里面实际包含着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中央并不是不看重陈赓、谢富治等人，而是在更高的战略布局下，对整个中原战局做了一次重新设计。
四、中原野战军重组与力量对比
1948年8月，中央决定在原晋冀鲁豫野战军基础上，成立新的中原军区与中原野战军。新组建的中原野战军，实际是将刘邓大军、陈谢集团以及其他部分部队进行重新整合。
具体来看，中原野战军下辖七个纵队，其中包含四纵、九纵和第十一纵等。此时，孔从洲起义部队的一部分已经转为地方部队，没有再纳入野战建制。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纵队中，陈谢集团所占的比重相当突出。
刘邓部队从大别山突围后，损失很大，各主力纵队多为不满编状态，主力一个纵队人数往往只有一万出头。而陈谢集团经过豫西作战、洛阳战役之后，兵员补充明显，武器装备充足。到1948年中，四纵已达三万两千多人，九纵也有两万左右，两纵加起来的兵力，超过部分野战军主力的总和。
洛阳战役中，陈谢集团缴获大量装备，增强了火力，野战能力明显提高。力量对比摆在那儿，如果单纯从人数、装备、战斗经验来看，很多人自然会觉得，让陈赓担任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似乎顺理成章。
不过，中央在调整中原野战军领导班子时，有更深层的考量。简单用“兵多就该升官”来理解，难免有些片面。
战后有一种说法，认为陈谢集团回归后，部分四纵干部因为打胜仗、兵力强，出现一些骄气，影响了团结，刘邓对此不满，从而使陈赓在职务安排上吃了亏。这种说法流传较广，但缺乏确凿根据，更像是带情绪的坊间猜测。
结合当年的整体部署看，问题并不在于谁“骄不骄”，而在于怎样让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更顺畅。
五、陈毅入中原与“副司令员”位置
在中原战场上，中野要与华野并肩作战，这个组合本身就不简单。此前的洛阳战役中，华野陈唐兵团与陈谢集团之间确实出现过一些在指挥节奏、战术打法上的小摩擦。仗打得不错，战果也有，但两边的作战风格差别不小，协同并不算默契。
为了避免在更大规模会战中出现协调问题，中央决定派陈毅进入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任职，强化统一指挥。最初的设想，是让陈毅全职担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由他出面统筹中野与华野之间的关系。但粟裕出于华东战场的需要，反复请求陈毅继续兼任华野司令员、政委，最终中央采纳折中方案，陈毅一身多任，多线协调。
陈毅资历老，威望高，又长期在华中、华东战场指挥，既懂中原局势，又熟悉华野干部。他在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期间的角色，正是这种统筹协调的体现。从这一点看，“中野副司令员”这一位置更像是一个全局协调中枢，而不是单纯的“兵力越多就越该坐上去”的岗位。
相比之下，陈赓即便在战功、能力上毫无疑问，也不适合作为两大野战军之间的“调解人”。他与刘伯承、邓小平是多年的上下级关系，与晋冀鲁豫纵队系统极为熟悉，但要在华野、中野之间起“平衡杠杆”的作用，未必具备陈毅那样的天然优势。
另外，中原野战军成立时，李先念被任命为野战军副司令员。这一安排，看上去似乎让陈赓“又往后站了一步”，其实背后另有逻辑。
李先念在中原有长期工作基础。早在抗战后期，他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就活跃在鄂豫皖地区，在当地建立了根据地。中原突围时，他带领一部分队伍杀出重围，辗转开辟新的根据地，后来被调往延安，始终为再战中原做准备。1947年5月，他出任中原局第二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随后率领十二纵南下，与刘邓大军会合。
从这一条经历线来看，新成立的中原野战军中，有一部分部队直接源自当年中原军区和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既是原中原军区司令员，又是刘邓、陈毅等人的老战友，被任命为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野战军副司令员，既符合历史渊源，也有利于稳定军心。
与陈毅、李先念这两位老资格相比，陈赓资历并不低，但在“中原全局”的政治、组织层面，确实没有那样厚重的历史联系。这样一比较，中央在中野领导班子的安排上，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六、二野三大兵团与陈赓的新位置
到了1949年初，战局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平津战役也已展开，国民党军主力被分批歼灭，全国局势开始转入全面进攻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军委于1948年11月1日发布《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决定》，规定全国各野战军、军、师统一番号，总数排列至70。因为三大战役尚未全部结束，统一番号的实际执行，一直拖到1949年才基本完成。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正式改称第二野战军，下辖第三、第四、第五三个兵团，共九个军。兵团司令员分别为陈锡联、陈赓、杨勇。这一调整，既是对番号的统一，也是对战后大规模作战组织方式的一次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二野改番号后，不再专设野战军副司令员职位，而是通过“前委”来统一决策。二野前委共有五名成员：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和陈赓。在这个名单里，陈赓的排列顺序在参谋长李达之前，这从侧面反映出他在二野指挥系统中的地位。
此时的四兵团，虽然仍以原第四纵队为基础，但与早年的“陈谢集团”已经有了很大差别。部队建制更规范，装备更整齐，所在战役中承担的任务也更系统。陈赓从一个纵队司令，成长为兵团司令，同时还是野战军前委成员，这在当年的指挥体系中，已经是极为重要的位置。
从职务名称上看，他确实没有挂上“野战军副司令员”的头衔，但实际参与决策的层级，并没有降。这一点，很多人容易被“有没有副司令员这四个字”误导，而忽略了前委这种集体领导形式的特殊性。
再看1955年授衔，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这既是对他长期作战、善于机动、敢打硬仗的肯定，也是对他在战略集团作战中实际起到作用的认可。反过来看，当年二野没有安排他出任野战军副司令员，显然不是因为能力不够、战功不足，而是和组织结构设计、战场协调需求、几位主要将领的分工关系密切。
七、陈赓的“委屈”与真实分量
从个人感受上说，在中原野战军刚成立的一段时间里，陈赓的确有点“压着打”的味道。他仍然专任四纵司令员，暂不再统一指挥九纵，一些抗战时期的老部下比如王近山，已经成长为纵队司令员，而他自己却还在纵队这个位置上坚持了一段时间。
这种情况，放在当时的干部队伍中并非个例。战争年代，职务调整往往要服从战场需要，有的人职务升得快，有的人擅长打特定类型的仗，被安排在比较“专”的位置上。有些“委屈”，从个人角度看难免存在，但从整体布局上解释，又显得合情合理。
回头看陈赓的整个轨迹：从太岳四纵起步，到陈谢集团实际承担一个战略方向，再到差一点成为豫陕鄂野战军司令员，后来担任四兵团司令员并进入二野前委，他在华中、华东、中原几个战场都有身影。尤其是在机动作战、远程突击和配合大兵团围歼战中，多次发挥关键作用。
有人问，二野已经设立三大兵团，为什么不再设置一个野战军副司令员，让陈赓担任，以示平衡？看似合情合理，实际上却没有必要。二野前委已经形成稳定的集体指挥机制，刘邓两位主要领导负责总方向，陈赓以兵团司令和前委成员的身份，直接参与重大决策。组织结构不必为了一两个职务名称去刻意“对齐”。
更重要的一点是，陈赓与刘伯承、邓小平之间多年并肩作战，信任基础非常牢固。他指挥的四纵、四兵团，本来就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体系内成长起来的部队，彼此之间不存在生疏，更不需要单设一个“副司令员”来协调上下级关系。相比之下，中野与华野之间的配合，才是需要陈毅、李先念这样既有资历、又有中原工作经历的老同志出面调度。
所以，那些用“没当上副司令员”来衡量陈赓“是不是吃亏了”的看法，难免有些狭隘。若从全局出发，能看得更清楚：在那段关键岁月里，他已经站在主要将领的行列，只是组织结构的表述形式不同而已。
这也是那一代将领的一个共同特点：职位有高低，任务却没有轻重之分。有人适合统揽全局，有人擅长机动突击，有人精于后勤保障，看似“名头”有差异，真正放到战场上，分量如何，其实早在一场场硬仗中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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