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那个秋天，上海滩的江风带着几分凉意。
一位英国著名的逻辑学家伯特兰·罗素，刚一只脚踏上中国的码头，心里就咯噔一下，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异样。
这股劲儿不是因为外滩的万国建筑，而是满大街那些横平竖直的方块符号。
大意是说，如果要论记录事情的效率，这玩意儿简直是人类造出来的最笨重的工具。
这话乍一听，特别扎耳。
过去的一百年里，不少人都觉得这是西方人的傲慢，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
可要是把情绪先放一放，站在一个搞数学和逻辑的人的角度来看，罗素当时心里其实是在盘算一笔细账。
这笔账的核心就一样东西：信息传递到底要花多大代价。
在他眼里，汉字这套玩法，搁在1920年的工业背景下，简直就是一桩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凭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盯着一样东西看——机器。
那会儿的西方世界，处理信息的技术正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窜。
早在1886年，莱诺排铸机就问世了。
那家伙有多猛？
一个熟练工坐在键盘前头，手指头飞舞，一秒钟就能排好7个单词。
印报纸的速度，那是呈几何级数增长。
可罗素在上海的印刷厂里瞅见的是啥场面？
几百号排字工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一面面巨大的“铅字墙”前面来回穿梭。
要印一张报纸，工人得托着个盘子，瞪大眼睛从几千个密密麻麻的铅块里，把需要的字一个一个挑出来，再纯手工拼到一起。
西方的一台机器几分钟搞定的活儿，中国的印刷厂得让一帮人大汗淋漓地忙活四个钟头。
最让人头疼的是改版。
就冲这一点，他断定汉字跟机械化排版是“八字不合”。
这真不是瞧不起谁，这是物理规律和工程学算出来的死局。
只要还得用这套方块字，中国要想挤进工业化信息高速路，门儿都没有。
这算是算了一笔“硬件账”。
紧接着，还有一笔更让人挠头的“软件账”。
罗素当时搞了个挺有意思的现场实验。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罗素那时候眉头就锁紧了。
作为一个搞逻辑的，他特别在乎系统的“规矩”。
这是一套标准化的通用接口。
可汉字缺的就是这个接口。
成千上万个字符，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每一个都得靠死记硬背。
虽说形声字有点规律可循，可那点规律跟特例比起来，简直不够看。
罗素掐指一算：一个中国人要想达到“读写无障碍”的水平，得比西方人多花五到十倍的时间和精力。
他在书里直言不讳，那会儿中国的识字率还不到两成。
这不是中国人脑子笨，而是这套系统的门槛实在高得离谱。
老百姓写封家书，都得掏钱请个代笔先生。
这直接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后果：知识被锁在极少数人的保险柜里了。
更让罗素觉得没戏的，是这套系统很难造新词。
西方那边出了个新东西叫“Telephone”，那是“远距离”加上“声音”两个词根一拼，逻辑通顺得很。
但在中国，引进新概念简直就是车祸现场。
罗素发现，当时的技术术语乱成一锅粥。
“二氧化碳”是一种叫法，“电报”被叫成“电的报信”。
听着好像也没毛病，可一旦涉及到高精尖的科学领域，这种靠意译或者音译硬凑出来的词儿，会让信息的准确度大打折扣。
他在政府档案馆里看到的景象，更是让他直摇头。
为啥？
因为汉字没法像字母那样，按A到Z的顺序瞬间归类。
同样是姓“孙”的档案，可能就因为偏旁部首差了一点点，就被塞到了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柜子里。
罗素评价道：“字典这东西，在西方是人人手边都有的工具，在中国却成了考据学家的专利。”
查个生字，你得先搞懂部首，再数清楚笔画。
要是连笔顺都弄不明白，那字典你连翻都翻不开。
信息结构一团乱麻，检索起来费劲巴力。
在那个连电脑影儿都没有的年代，这简直就是信息管理的灾难。
按照罗素的逻辑推演下去，结论只有一个：汉字就是现代化路上的绊脚石。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其实比罗素还激进。
像钱玄同、鲁迅、蔡元培这些大咖，都在喊着要“废除汉字”或者“全盘拼音化”。
罗素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他毕竟是大哲学家，没有光停留在“吐槽”这一层。
在《中国问题》的同一章节里，他写下了这么一句极其深刻的话：
这笔账是咋算的呢？
他拿欧洲做了个参照物。
英国人看不懂德国的报纸，法国人读不通意大利的诗。
语言成了一堵墙，挡住了交流，也把统一给搞没了。
可在中国，完全是另一码事。
一个山东大汉，听不懂四川人的方言，但四川人写的诗，他一眼就能看明白。
罗素打了个特别精妙的比方：阿拉伯数字。
全世界做买卖的，语言可能不通，但只要在纸上写下“1、2、3”，谁都能懂。
为啥？
因为数字不是拼音，它是表意符号。
汉字，就是一套更复杂的、装满了哲学、法律和美学的“阿拉伯数字”。
它不需要你念出声，直接就把意思印到了你的视网膜上。
这说白了，就是一场持续了两千年的豪赌。
罗素看透了这一点。
他给的方子是：双轨制。
他觉得中国应该搞一套“汉字和拼音并存”的路子。
这个建议，在当时听着有点像和稀泥，可历史最后证明，这还真是唯一的出路。
后来的事儿，大伙儿都清楚了。
中国没把汉字扔进垃圾堆，而是走了一条罗素当年做梦都没想到的路——技术硬突围。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出台。
这一下就把罗素说的“入门难”给破了。
拼音成了汉字的拐棍，让识字率在几十年里噌噌往上涨。
到了80年代，王永民搞出了五笔，朱邦复发明了仓颉。
汉字被拆成了字根，这一招彻底打破了“无法输入电脑”的技术封锁。
再往后，王选教授弄出了激光照排技术。
那个让罗素直皱眉头的“几百人捡铅字”的画面，彻底成了老皇历。
汉字不光住进了电脑，跑得还比谁都快。
罗素当年眼里的那个“死结”，被技术这把剪刀硬生生给剪开了。
回过头再去瞧1920年的那个秋天，罗素的皱眉真不是傲慢。
他眼光很毒，一眼就看见了汉字在机械时代的命门——没法编码、没法排序、没法普及。
他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这笔账，中国最后是算赢了。
信息来源：
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1922年出版。
新京报书评周刊2020年8月5日《中国情结：罗素访华的思想余波丨罗素访华100周年》。
北京日报2019年9月2日《罗素的“中国问题”与中国之“罗素问题”》。
中国网2009年9月9日《罗素<中国问题>解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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