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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太平年》以五代末年至北宋初年吴越国“纳土归宋”的历史抉择为主线。吴越国作为“十国”之一，在五代乱世中破碎的南方政治版图处境究竟如何？我们不妨先通过一篇文章，了解五代十国中的“九国”故事（唯一地处北方的北汉故事见该系列文章第二篇）。
汉末之所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曹操在赤壁大战败北是个关键因素。唐末乱世的情形倒也与之相仿——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十二月爆发的清口之战不啻唐末的“赤壁之战”。此役是当时中原最大的军事集团（朱温）与淮南杨行密之间的对决。杨行密（852-905年），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史书记载，杨行密生得身材高大，力举百斤，一天能走300里路。唐末淮南一带盗贼群起，杨行密也加入其中。他后来被官府抓获，受到庐州刺史郑棨的赏识，“释缚纵之”，没有被杀。后来杨行密应募当兵，为人“宽仁雅信，能得士心”，欧阳修称赞他是“盗亦有道”。因受上官欺压，杨行密带头起事，占了庐州，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这大概是唐僖宗中和三年（883）三月的事情。朝廷承认既成事实，遂任命他做庐州刺史。
庐州刺史是淮南节度使的属下。当时的淮南节度使是唐末名将高骈，此人早年颇有威名，曾出兵岭南，从南诏手中收复安南（今越南北部）。黄巢起义时，拥兵至7万的高骈做起了割据美梦，加上他迷信神仙，闹得部众离心。光启三年（887），扬州发生兵变，高骈被将领秦彦、毕师铎等囚禁后杀害。杨行密遂以讨伐秦彦为名，进攻扬州，实际上是借此夺取地盘。
这次扬州争夺战造成极大兵祸。杨行密围城半年，城中无粮，居民大半饿死。军士抓了人卖给肉店，屠户就把活人权充猪羊，宰割出售。破城的时候，被称为“扬一益二”的扬州城中只剩下遗民几百户。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原军阀秦宗权趁机派部将孙儒前来争夺淮南。秦宗权称得上是千古罕见的混世魔王，大军所到之处，“人烟断绝，荆榛蔽野”。按理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军粮势必无处筹措，结果，秦宗权派兵四处掳掠百姓，杀死后将尸体用盐腌制起来充作军粮，放在大车之上，军队流窜到哪里，就吃百姓尸体到哪里。
这样的队伍杀入淮南，样子的确很可怕。杨行密同孙儒交战经常吃亏，最严重时，连最后的据点宣州（今安徽宣城）也差点丢掉。但在几年的冲突中，杨行密终于找到了孙儒的致命弱点：第一，淮南百姓不愿意跟从残暴的孙儒，民意逐渐倾向杨行密一方；第二，孙儒没有后方，他攻打任何一地，如果城池坚固一时难取，附近又无粮（人）可抢，就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到了景福元年（892）的夏天，杨行密终于一战擒获孙儒，把他杀掉。从此以后，杨行密以扬州为中心，据有江、淮之间广大领土。唐廷任他做淮南节度使。尽管这时距离他受唐朝封吴王还有十年之久，十国中的“吴”在事实上已经出现了。
乾宁四年（897），朱温出兵南下，派庞师古屯清口，准备直取扬州。清口在今江苏淮阴以西，是泗水入淮之口，南北交通咽喉。由此向南，直趋扬州，无甚险阻。若庞师古一战而胜，淮南必将为朱家所有。但杨行密以寡击众，彻底击溃北军，斩庞师古及其兵众一万多级，获得决定性胜利。朱温并吞南方的幻想从此破灭，淮南则声威大震，杨行密地位得到巩固。他以召集流亡、与民休息作为主要政策，不多几年工夫，江淮一带的农业生产就逐渐恢复，“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他所建立的吴国，也成为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隐然大邦”。由于强大的淮南政权（后来又渡江发展到江西）的存在，中原方面“仅横亘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地狭力微，不足以逗志……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能成中国，守不固、兵不强、食不裕”。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南之雄”杨行密不失为奠定五代十国南北割据的关键人物。
杨行密去世时只有53岁。他死后留下的诸子无力控制局面，吴的权力逐渐转移到权臣徐温手中。
徐温（862-927年）是海州（今连云港）人，年轻时是个私盐贩子，没读过书。他跟杨行密大体是同时代人，杨行密起兵庐州时，徐温就是他的三十六弟兄之一。后来，他成为杨行密集团中的“智将”。龙纪元年（889），杨行密入宣州，当时诸将皆争取金帛，徐温则取粮仓米熬粥来赈济灾民，此举为杨行密赢得了人心。杨行密死后，徐温身兼左右牙都指挥使，“军府事咸取决焉”，独揽吴的权柄。
此时杨行密的旧将还在，徐温要独揽大权，必须限制军人。他发出了动听的宣言，说要让老百姓每天晚上都可以脱掉衣服安心睡觉，禁止军士欺压百姓。他还用心审讯案件，自己不识字，便令人念诵词状，力求判得公平合理。杨家旧将公然抗命的，他出兵讨伐；畏惧来见的，他以礼相待。这样，统治集团内部逐渐稳定了。公元919，徐温拥戴杨隆演称吴国王，将唐天祐十六年改为吴武义元年，宣布吴王不再是唐朝名义上的藩王。徐温自己则做了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封东海郡王，成为司马昭一般的人物。
徐温之后，徐知诰继掌吴政。此人其实是徐温在战争中掳来的孤儿，由于自幼身处兵火战乱的岁月，颇知民间疾苦，曾对手下人说：“我生长在军旅之中，看到人民受到的兵灾，实在是可怕，所以再也不忍打仗！”这一席话是由衷之言，确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心声。他谴责的战争，也的确是非正义的军阀混战。徐知诰苦心经营十年，既要防范杨氏余党，又要对付徐温的亲生儿子，实在并不轻松。
公元937年，徐知诰受吴禅登基，随即自称是唐初吴王李恪之后，复姓为“李”，更名为“昪”，改国号为“唐”，这就是十国中“南唐”的来历。徐知诰（李昪）也没有忘了养父，给徐温上了一个“义祖”的庙号供奉起来。
吴与南唐，一脉相承，号为两国，不过是进行了两次“李代桃僵”，权力由杨家转移到徐家再归于李昪而已。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言：“徐温不敢轻率从事，徐知诰经营到年老才实行禅让，足见转移政权必须有步骤。在北方，武力凭暴力劫夺，忽起忽灭，经历了梁、唐、晋三朝，在吴国只转移一次。徐温、徐知诰谨慎缓进，远比北方武夫有识见。换代本是统治阶段自己的事，但往往因此伤害民众。南唐代替吴，国内免于战乱，在五代时期是少有的现象。”
南唐二陵（钦陵、顺陵）钦陵入口外观，位于今江苏南京江宁区东善乡祖堂山太子墩，为南唐烈祖李昪（钦陵）和中主李璟（顺陵）墓
“十国”中最为弱小的荆南（南平）的出现，也跟义父子关系有关。荆南的建国者高季兴幼时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富人李让家中做家童。后来，李让认朱温做义父，又奉朱温的命令收高季兴做义子，两人都改姓朱氏。高季兴积了许多军功，做了大官，才复姓归宗。
开平元年（907），朱温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历史上通常以此为荆南的开始，实际上，此时的他只是后梁的地方军政长官，还不足以为“国”。朱温死后，高季兴见梁朝衰乱，才有了割据的打算。梁亡以后，高季兴臣服后唐，受封为南平王，因此荆南又叫南平。高季兴本叫季昌，后唐时避李克用父国昌讳，才改为季兴。这个“国”的附庸地位，在这上面也表现得很清楚。荆南辖地不过荆州一带，地小力弱，终五代之世，不过勉强维持而已。
吴-南唐这个割据政权虽然早在9世纪末期就已出现，但李昪迟至937年才称帝，比起王建登上前蜀皇帝的宝座，足足晚了30年。王建与杨行密差不多，也是出身低微的新兴藩镇。他原是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一个饼师的儿子，年轻时精习拳勇，干些屠牛、偷驴、贩私盐的勾当，后来他投入蔡州忠武军，从士兵升做队长，又升到都头，指挥一千人马。他跟着蔡州的军队镇压黄巢起义，后被调到西川（今四川西部），逐渐扩大军事力量。到唐昭宗乾宁四年（897），王建攻下东川，成为盘踞四川（后兼据汉中、陇东）的一方霸主。
他识得创业艰难，懂得民间疾苦，因此在巴蜀立业时，便留心模仿刘备、诸葛亮的作为。后人评论认为，王建确实可以和刘备相比，国家仓库充实，经济情况良好。大顺二年（891），王建进兵攻城时，居民不免困顿，不久以后，仍旧恢复了繁荣的面貌，蜀锦仍旧是当地特产。天复三年（903），唐廷封王建为蜀王。在朱温咄咄逼人窥伺神器时，已成风中之烛的唐皇室也曾寄希望于王建，“上复遣间使以绢诏告急于王建、杨行密、李克用等，令纠帅藩镇以图匡复”。
907年，朱温称大梁皇帝，改元开平，遣使告谕。王建拒不承认其正统，还故作姿态，移檄诸道，云欲与岐王、晋王会兵兴复唐室。眼看天下诸侯无所反应，王建立即自谋称帝。这年九月，王建将佐议称帝，九月二十五日，即皇帝位，国号“大蜀”。他有一篇告诫太子的文字，列举应该注意的事项：亲自审判案件，不让任何人受冤屈，也不让任何人逃脱应受的刑罚，不可骄傲自满，不要相信小人的话，不要贪声色游猎的享受，安抚百姓，厚待士卒。这几条显然是他自己总结的政治经验。
在他死后（918），太子王衍继位，这位纨绔子弟根本不接受父亲的遗训，荒淫奢侈，国势很快衰落。王建建立的蜀国，历史上称作“前蜀”。有“前”自然有“后”。公元925 年，后唐庄宗李存勖发兵6万进攻前蜀，蜀军“三军不战，束手而降”，后唐仅70日即告灭蜀，随即委派孟知祥去镇守蜀地，此人是李克用的侄女婿。《五代史补》记载：“孟知祥之入蜀也，视其险固，阴有割据之志。”可见其初入蜀就有割据打算。恰逢当年后唐发生政变，庄宗被杀，明宗即位。孟知祥当此之时，安定西川，平定东川，包举山南，重新据有三川之地，故后蜀实际乃是前蜀割据的继续。公元934年正月，孟知祥称帝，正式脱离后唐，建国号为“蜀”（史称“后蜀”），半年后去世，如此而已。
杨行密苦战之后击败了孙儒。但孙儒这支形如流寇的武装并未被彻底消灭，其残部向西窜入今天江西、湖南境内。他们一直到了潭州（今湖南长沙）才算有了固定的地盘。马殷就是这支兵的先锋将。
马殷，字霸图，许州扶沟人。虽然此人自称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但实际上家境贫寒，少时还做过木匠。黄巢起义时，马殷参加许州刺史薛能的军队。薛能因兵变被杀后，马殷又成为秦宗权手下孙儒的裨将，到了潭州之后更是成了统帅。唐昭宗乾宁二年（895）九月，“唐授（马）殷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这是马殷统治湖南的开始。光化元年（898），朝廷又任命马殷为武安留后。后梁代唐时，马殷官拜武安军节度使。后梁建国，朱温要拉拢他，封马殷做楚王，自此有了“楚”的名称。马殷在位35年，名义上先后做过唐、后梁、后唐的藩臣，事实上是独立的割据者。
唐末湖南，小军阀纷起，各据一州。马殷开头只有潭、邵（今邵阳）两州，湘南的衡（今衡阳）、永（今零陵）、道（今道县西）、郴（郴州）以及西部的朗州（今常德），都有人各占一方。9世纪末10世纪初，马殷攻灭群雄，才算是全占湖南。他特别注意发展商业，收取商税。“楚”同中原王朝保持了朝贡关系，在京城以及襄（今湖北襄阳）、郢（今湖北钟祥）、复（今湖北天门）等州，设立邸务卖茶，获得巨额收益。马氏也提倡民间造茶，让商人贩运销售，向政府纳税。史籍说马氏“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辏”。大约除税茶以外，其他货物都不收税。马氏统治区内使用铅铁铸造的钱，客商带出境外，没有用处，只能换了土产而去。因此，湖南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发展，楚政权的财政收入比较充裕。
除了马楚之外，十国中的“闽国”建立也与秦宗权有直接关系。当时，河南有个屠夫王绪，聚众起兵，攻占光州固始，后来加入了秦宗权部。固始县吏王潮出身农家，与兄弟审知投入王绪军中，做了军校。王审知便是日后闽国的创建人。唐僖宗光启元年（885），王绪与秦宗权决裂，率领部队五千余人进军福建，攻下漳、汀二州，自为汀州刺史。王绪部队所到之处滥杀无辜，他本人对待部下也是非常残暴，王潮、王审知兄弟不堪其辱，与将士密谋除掉王绪，王绪羞愤难当自杀，众将士推举王潮为统帅。
王潮统兵，纪律极为严明，不但深得兵心，也受到当地百姓拥护。泉州刺史廖彦若贪暴，居民听到王潮军纪严明，便要求他前去讨伐。光启二年（886），王潮攻克泉州。景福元年（892），王潮进攻福州，泉州人民自愿捐献粮食，补助军费。第二年，王审知打破福州，从此王氏占有福建全部，闽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但是王潮的身份只是唐朝福建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乾宁四年底（898年初），王潮去世，审知接替了他的官职。后梁开平三年（909），朱温封王审知为“闽王”，这才有闽国的名称。
王审知统治闽国28年，至后唐同光三年（925）去世。王氏弟兄崛起于草莽之间，生活较为俭朴。他们注意选择地方官，减轻赋役，与民休息，福建“一境晏然”。有人劝王审知称帝，王审知答说：“我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也。”终王审知一世，闽政权在名义上都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后梁时使用后梁年号，每年由海路北上至登州、莱州登陆向后梁进贡；后唐时同样向后唐纳贡。
实际上，无论吴（南唐）、前后蜀、还是荆南、楚、闽，这些割据政权都有一个共同点，创业君主都来自长江以北。这当然是由于在晚唐时期，中原依然是华夏政治、文化、经济、人口重心所在的缘故。从这一点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五代时期“十国”之中仅有的一个本地人创立的割据政权会出现在太湖、钱塘江流域——这里是长江以南开发最早的区域，早在史前时期就出现了良渚文化，春秋战国之交的吴、越两国又相继崛起，震动中原。汉魏之后，世人对三吴（吴、吴兴、会稽，今苏南浙北及上海）地区的评价已从西汉时期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一变为“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足见此地堪与传统的经济中心关中地区相颉颃了。
于是就有了钱氏吴越国的出现。这个政权的创始人钱镠出身也很低微，原是杭州临安的盐贩。唐廷推行食盐专卖政策，一方面加重了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私盐贩卖活动的猖獗。而私盐贩子往往携带兵器，结帮而行，因此钱镠精于拳勇，射箭使槊的本领都不差。乾符二年（875）左右，钱镠投入地方武装董昌部下，这是他戎马生涯的开始。自唐僖宗中和二年（882）起至光启二年（886），钱镠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帮助董昌以一州之力击败了拥有浙东七州的军阀刘汉宏。这场战争之后，董昌徙镇越州（今浙江绍兴），自称浙东军府事。钱镠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地盘，展开了与群雄逐鹿于江浙之间的战争。
钱镠成为杭州刺史后，接连占据了润州、常州、苏州等地，其领土直接与淮南的杨行密毗邻。孙儒所部南下时，也曾经派兵攻打钱镠所占之地，但被击退，当地居民才算逃过一场浩劫。唐昭宗景福元年（892），董昌离杭赴越，钱镠和董昌在浙江形成了对峙局面。董昌目光短浅又狂妄自大，竟以越州弹丸之地称帝，国号大越罗平，建元顺天，这恰好给了钱镠讨伐董昌的借口。董昌一战而败，钱镠就此确立了在两浙的统治地位。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唐朝廷封钱镠镇海、威宁两军节度使，这就是吴越建国的开始（至于吴越王的名号，是后梁太祖朱温封的）。
钱镠所辖疆土，大抵相当于今天的浙江全省、上海市、以及江苏省的苏州一带。当时的诗人贯休和尚曾经献给钱镠一首《献钱尚父》，内有名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其实当时吴越国内并无14个州（苏、杭、湖、严、越、明、台、温、婺、处、衢），此数不过是因钱镠做过镇海军节度使，而镇海军节度使辖境内有常州、润州（今镇江）而已。虽然此二州已被淮南势力夺取，钱镠显然还是认为润、常在法理上是自己的地盘。
钱镠所据有的正是晚唐以降天下最为富庶的土地。从钱镠开始，吴越国修筑钱塘江捍海石塘、治理太湖，开凿灌溉渠道，疏浚西湖，整理鉴湖，建设苏州、杭州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称虽然是宋代才有，美景却是吴越国时奠定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黑”钱镠。欧阳修就是其中最起劲的一位，他所主编的《新五代史》声称，从钱镠开始，吴越的国主“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实际上，《五代史补》记述，钱镠身患眼疾，在治与不治的选择间，钱镠说道：“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贵足矣，但得两眼见物，为鬼不亦快乎！”既有这种不惧生死的气魄又岂会锱铢必较于百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没有采用欧阳修的说法，反而说吴越国轻赋薄敛，显然也是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
五代的“十国”之中，北方只有一个北汉，其余九个都在南方。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还有一个南汉。它与吴、吴越、楚、闽、前蜀不同，建国者不是草莽英豪，而是地方长官。
刘隐祖上因经营商业，从北方（刘氏祖籍有上蔡、彭城两说）迁居泉州。刘隐的父亲刘谦弃商而官，到广州做牙将。他娶节度使韦宙的侄女做妻子。韦氏是名门大族，韦宙本人做过宰相。刘谦配了这门高亲，社会地位上升了一步。韦氏愿与一员牙将通婚，显然是受了南海富商财产的吸引。刘谦后来做了封州（今广东开平）刺史，死后，刘隐继承了他的官职。乾宁三年（896），唐宗室薛王李知柔到广州做清海军节度使，被叛将所拒。刘隐镇压叛将，保护李知柔进广州。从这时起，刘隐事实上已经是“南霸天”了。但历史上或以刘隐做岭南节度使，或以刘隐的兄弟刘称帝，作为南汉的始年。前者是唐天祐元年（904），后者是后梁贞明三年（917）。
不过，争论南汉的建国时期并无太大意义。原因很简单：唐末农民起义军虽曾进入广东，很快就撤走，影响不大。唐军也没有与起义军在这个地区打过大仗，战争的破坏也不显著。这样一来，在四海鼎沸的时候，南汉却成为一块安全的“乐土”，南迁避难的为数不少，原在岭南做官的也都在此落户。这对传播中原文化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在乏善可陈的南汉刘氏故事里，有一方面倒是值得一提的。在历史记载里，南汉统治者显得颇为狂妄，甚至将后唐皇帝斥为“洛州刺史”！这般气概，甚至是与中原政权分庭抗礼的前（后）蜀、吴（南唐）所不具备的。元史学家胡三省分析：“南汉主之所以能终其世者，以僻处海隅，而中国未有真主耳。”这一说法指明了中原政局关乎南汉存亡的事实，意即“岭南之势，在于岭北”。实际上，又何尝只是南汉如此？唐末大乱，乱在中原，因此豪强才得以在南方纷纷割据，偏安一隅。恰如三国时期的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残唐的逐鹿之争，所欠缺者，或许正是一位“曹孟德”。
编辑：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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