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命运的考棚里，有人把四书五经写在米粒上，有人用特殊墨水在衣襟上打小抄……这些不过是科举作弊的冰山一角。
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的同时，也催生了花样百出的作弊手段。
晚清老照片，三名参加乡试科举考试的考生在考场休息放松
铤而走险的考场江湖
科举制度自隋唐确立以来，便成为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一旦中举，意味着从平民阶层跃升至士大夫阶层，这种巨大的社会流动性，正是科举作弊屡禁不止的根本动力。
唐代科举相对宽松，作弊现象已初现端倪。最著名的当属温庭筠，这位才子不仅在考场中“救八人”，还创造了“八韵手”的传说——他能同时为八位考生代写答卷，且风格各异，令人难辨真伪。
宋代科举逐渐规范，但作弊手段也随之升级。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当时已出现专业“枪手”团体，他们往往身怀绝技，能模仿各种笔迹，收费从几十贯到数百贯不等，相当于普通家庭数年的收入。
明代科举竞争更加激烈，作弊手段趋于系统化。出现了专门组织作弊的“中介”，他们负责联系考官、安排传递、统一收费，形成了完整的黑色产业链。这些中介往往有官方背景，普通考生难以接触。
清代科举作弊达到巅峰。乾隆年间，湖南学政褚廷璋在巡查考场时，一次就查出夹带作弊者四十余人。而咸丰八年的“戊午科场案”更是震惊全国，主考官柏葰被处斩，成为清朝因科场作弊被处死的最高级别官员。
作弊手段进化史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作弊手段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个体到系统的进化过程。
最基础的是夹带，即将参考资料带入考场。最初只是简单的纸条，后来发展为“蝇头书”——用极细毛笔在薄绢或特制纸张上抄写大量内容。更隐秘的还有“麻布坎肩”，在内衣上抄写经典，外面套上普通衣物。
其次是传递。考场内外通过特定方式传递信息，如在食物中藏纸条、用弓箭射入答案、预先约定手势暗号等。更有甚者，贿赂考务人员在收卷、送饭过程中调换试卷。
贿考是更高级的作弊形式。考生或家属直接贿赂考官，获取试题、提高分数或直接替换答卷。清代顺天乡试中，曾出现考官将考生名字直接写在纸条上交给阅卷官的情况，被称为“通关节”。
最隐蔽的是身份冒替。相貌相似的两人，一人负责考试，另一人负责入场，考试结束后交换身份。或者利用同名同姓者，买通其中一人让其放弃考试，由另一人顶替。
随着科技发展，作弊工具也不断升级。明代已出现用特殊墨水书写的“隐匿文字”，看似白纸一张，用特定方法处理后才显现字迹。清代甚至有考生将微型《四书》全文刻在银锭内侧，堪称古代“微缩技术”的极致。
作弊与反作弊的博弈
面对层出不穷的作弊手段，历代统治者也不断升级反作弊措施，形成了一场持续千年的攻防战。
唐代主要依靠考官经验和简单的检查。考场相对开放，监考不严，这为温庭筠等“枪手”提供了活动空间。
宋代开始建立系统的防作弊制度。实行“糊名制”（密封考生信息）和“誊录制”（由专人抄写试卷，防止笔迹辨认）。同时增加监考人员，加强考场巡查。
明代防作弊措施更加严格。考生需经过严格搜身，甚至要脱衣检查；考场实行“锁院制”，考官和考生一旦进入考场，直到考试结束才能离开；还建立了连坐制度，一人作弊，同场考生都可能受牵连。
清代将反作弊推向极致。除了延续明代措施外，还增加了“审音”环节——核对考生口音与籍贯是否一致，防止冒籍考试；设立专门的稽查官员，巡查考场内外；对作弊者处罚极重，轻则取消考试资格，重则流放甚至处死。
尽管如此，作弊与反作弊的博弈从未停止。每一种新防作弊措施出台，不久后就会出现新的作弊手段。这场猫鼠游戏贯穿了科举制度的始终。
科举制度
作弊者的代价：从功名尽失到家破人亡
科举作弊一旦被发现，代价极其惨重，不仅个人前途尽毁，往往还会连累家人和考官。
最直接的惩罚是取消考试资格。唐代规定作弊者“终身不得举”；宋代则“三举不得应”；明清时期更为严厉，一旦发现作弊，立即取消当次考试资格，并视情节禁止参加一至三届科举。
更严重的是功名剥夺。已获得功名者若被查出曾在考试中作弊，将被剥夺所有功名和官职，追回一切荣誉。明代曾有一名进士在任职多年后被查出当年乡试作弊，结果被革去一切功名官职，沦为平民。
最残酷的是刑事处罚。清代《钦定科场条例》规定，作弊者可被判杖刑、流放甚至死刑。1858年的“戊午科场案”中，包括主考官柏葰在内的5名官员被处斩，另有数十人被流放、革职。
作弊还会导致家族蒙羞。作弊者不仅个人前途尽毁，还会连累家族声誉，子孙后代都可能受到影响。许多家族在家训中特别强调科场诚信，以免辱没门风。
尽管如此，在高回报的诱惑下，仍有人铤而走险。
参考资料：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王炳照.《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 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沈阳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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