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3日，著名新闻出版家、杂文家陈四益先生离世，享年86岁。本文刊2013年5月7日《文汇报 笔会》。
错了就是错了。作为旁观者，这事好像并不难，不知何以每每难行。
不料这样的事也落到了我的头上。
2012年，是我们这一届毕业50年。虽然大家年事已高，仍旧兴致勃勃约定去扬州、镇江再次聚会，由那里的几位同学负责安排。细数全班同学，已有六位年逾八旬，于是，为八旬学兄贺寿也定为一项议程。
贺寿，总要有点气氛，寿礼不可少，但也最难筹划。凑钱买物，略俗。花钱多，学兄们不肯接受；花钱少，又买不到什么可心的物件儿。想来想去，想到了陈炜湛、林东海二位学兄书法了得，虽非一字千金，却也字如其人，见学养，见性情。请他们各书几幅祝寿，睹物思人，情深谊长。
书家有了，主事者又命两人草拟贺诗，我是其一。诗要及于聚会，切于贺寿，最好隐括这数十年的人生。我不善诗，但主事者吩咐下来，也须勉力为之，好在同学之间重在一份情意，并不在意辞藻的华素，诗意的浓淡，诗律的工拙。四句既成，呈送几位学友斟酌。那四句诗是这样的：
少壮邯郸同做梦，老耄扬润共分茶。
最难历劫经霜后，铁干铜枝犹著花。
邯郸做梦是当年事，扬润分茶是当前景。当日之梦不是升官发财的梦，那时没有这个想头。我们的梦，大多是“作家梦”。只因复旦位于上海市区东北之邯郸路，就借用了“邯郸梦”这个现成的词语，但这个梦刚一入学就破灭了。在同新生见面时，系主任朱东润教授劈头一句“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使我们心凉了半截。但想想也对，作家是无法由大学批量生产的，就像今天的大学也不可能按计划“打造”多少“大师”一样。朱先生说，中文系培养的只是语言文学研究工作者、大中学教师和其他文字工作者。做不成作家也罢，做“专家”也行——那时，“专家”还不像“文革”时那样臭，也不像今天这样滥。可惜，这美梦也每经一场“运动”，便遭一次打击，最终归于湮灭。起先是批判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接着是在劳动中改造，树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思想，到了“文革”，“知识越多越反动”，一批批大“专家”都成了“牛鬼蛇神”，谁还敢做什么劳什子的“专家”梦呢！读书，错；多读书，多错；多读书而想成名成家，就错上加错。同窗好友，坐牢的有，挨整的有，戍边的有，下放的有，流落街头的有，无事可做的有，一晃就是十年。待到“文革”过去，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就这样白白耗费了。略可欣慰的是，历劫经霜，一个也没趴下。再整故籍，重操旧业，又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铁干铜枝犹著花”就是写这番情景。
诗也做了，字也写了，高高兴兴，聚而复散，转瞬又近一年。忽然接到炜湛兄的短信，道是“贺诗似有误”。从电脑文件夹中找出诗稿，未见“误”在何处。再细看一遍，虽不曾“啊呀”一声，向后便倒，却也脸颊发烧。原来把“耄耋”的“耄”，误敲作时髦的“髦”。“耄”为老，有说七十为耄的，有说八十为耄的，也有说九十为耄的，反正总是老年，而“髦”则为少，为俊彦，北辙而南辕，这笑话可就闹大了，何况字已装裱，分送学兄，要改也无方了。
炜湛兄自责书写时没有注意，但其错在我，连带他也受累。为了减轻他的沮丧，我只好聊充放达，发短信说：古有通假之例，耄、髦，一音之转，就算新增一个通假之例好了。炜湛兄回复道：“古无此例，奈何”。他是古文字学家，自然有理。其实，我也知道，按太炎先生的说法，“同声通用，别字之异名耳”。譬如，周公，孔子，偶或误书，后人为尊者讳，便美其名曰“假借”。今人也有此例，如毛泽东将“一枕黄粱再现”的“粱”误书为“梁”，郭沫若为尊者讳，虽未说是同声通用，却也强解为无意中为我们简化了一个汉字。但无人认可这一解释。毛郭尚如此，何况我辈人！写了别字或“敲”了别字，无论何人，都是无法用通假来掩饰的。
那么，用别的办法遮盖一下怎样？我们虽然都已年逾古稀，但活力仍存。髦，毛之长者，可引申为俊杰之士。老髦，亦可谓之老来俏，或老少年，如何？但炜湛兄仍以为不可，回复道：“善则善矣，然其错依旧”。
还可以想出种种说辞，但思来想去，已经铸成的错，强为之辩，不过是错上加错。最好的办法，还是老老实实认错。
装裱好的贺诗，虽然不是公开发表的作品，但既然挂在墙上，自会有人看到，单单向几位学兄致歉，似仍不周。于是，发心为文，公开认错。
人之有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错而怯于认错，或因自封一贯正确，或因害怕承认了错误会失去人们的信仰，或因担心失去已有的地位与权势，于是羞羞答答，多方辩解，百般遮饰，死死拉不下那不值钱的“面子”，甚至宣称“绝不下罪己诏”。怕失去公众信仰，反而更促使信仰的隳颓；怕失去地位，反而加快了地位的丧失，越怕失面子，越是丢面子，就像一笔债务，拖欠得愈久，便要付出愈多的利息。
此文写毕，顿觉轻松。那一份愉悦，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心旷神怡。
忽然想到，当年邓拓写《燕山夜话》，有一篇《放下即实地》，讲一个盲人失足从桥上跌下，幸得攀住桥楯，悬在那里。其实，那是条干涸小溪，离地咫尺，放下即是实地。有人劝他放下，但因无见，生怕失手坠于万丈深渊，依旧紧紧攀附，死不撒手。及至力竭跌下，才惊异于毫发无伤。我想，邓拓的意思也不过是劝人失误后要懂得放下，不要吊死在失误上。并无什么恶意。可这一劝告，到“文革”之时，竟被加上了天大的罪名。
今非昔比。但事无大小，要真正懂得“放下”，也并不容易。
原标题：《【逝者】陈四益：错了就是错了》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钱雨彤
本文作者：陈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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