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乔治·弗洛伊德所在城市，联邦特工开枪，州刑事调查局带着搜查令赶到但是被拒之门外。5秒、10声枪响中，有一个名字被定格了，那就是普雷蒂。她是急诊科护士，夜班之后在街角用手机拍摄ICE执法，没有冲向任何人，也没有拿着武器。随即出现辣椒水、推搡、压制，之后是一阵混乱，随后枪声骤起。
官方很快给出“正当防卫”，但是视频还在，直觉还在，质疑声一片：威胁在哪里？为什么不用辣椒水呢？什么时候把公共执法变成了“阻碍”？答案不详。半个月前，同城37岁的女性古德在试图驾车离开的时候被ICE击毙。短期内，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单位，有两条生命消失。街头再次聚集起来，“废除ICE”口号又响起了；白玫瑰、写满名字的纸板同黑色装甲、战术背心相对峙，空气中也变得坚硬起来。
为什么一个移民执法机构会这么强势呢？权力加大后的问题。特朗普重新回到白宫之后就定了今年要驱逐一百万非法移民的目标，配套法案、巨额预算、装备升级层层叠加，队伍扩张加快；招聘门槛降低，培训期缩短到八周，配发武器之后马上上岗。更有甚者是“有你们才安全”的政治信号。副总统万斯把“附带损伤”说得轻描淡写，有些人把它当作免死金牌，甚至在镜头前说，“我们只听从总统的命令，他让我们保证街道的安全。”当一个机构只听一个声音的时候，结果通常都不会很温柔。
他立刻行动起来，矛头直指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州府，指责地方管理混乱，联邦政府在“收拾烂摊子”，司法部给地方官员发传票，指责他们妨碍联邦执法，话题由“枪声为何响起”转为“谁在阻挠”。另外微调语气，不再动辄把人群称为“暴徒”，向州长沃尔兹传达出愿意“审视”枪击、考虑暂时减少联邦特工人数的信息。他知道这一次不一样：受害者是护士、白人中产、会投票的邻居和同事。在外交方面提高声音，对韩国商品征收高关税、对伊朗采取强硬态度，试图转移国内视线。分散焦点的老办法能不能起作用，就看公众会不会继续追问下去了。
街头，有人对着镜头说，拍摄是公民的权利，就算你不赞成也得接受。旁边的女孩子拿着手机，眼睛红红的。人们不是不害怕，而是更害怕沉默。
本案有一些重要的地方不能绕过去。
第一种方式是现场判断。普雷蒂拿着手机并不构成致命威胁，执法首先应该做到警示、沟通、划定界限，而不是使用辣椒水或者连发射击。镜头内没有有效的交流，那五秒钟就是一口井，把程序吞下去了。
第二，管辖边界。州调查员被挡在门外，联邦特工说“不是你的管辖范围”。联邦在州内开枪阻止州法实施，公平、公开难免受到质疑。法治的平衡要相互制约，而不是一级压一级。
第四种是政治上的权衡考虑。态度为了选票而变，修辞救不了生命。如果制度上不堵住漏洞的话，那么下一次就可能会响起枪声。
经历过弗洛伊德之痛的城市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最基本的底线就是：公共执法的拍摄要受到保护，地方依法调查应该得到保障，致命武力只能作为最后一种手段。这些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写进规章制度里，但是执行起来很难，控制起来就更难了。
刺痛的是权力的不对等：它可以使用武器、封锁现场、操控舆论、改变议程；普通人能做到的，就是拍下这五秒钟，喊出这句话，站在警戒线之外。公民社会本来就是靠这样的东西支撑起来的。除了情绪之外，还要用规则加以约束，写成一条条规则落实到一线。
这套“组合拳”也许能短期内压制住火头，但是问题终究还是解决不了。ICE暴力执法背后的政治极化、执法军事化。当机构只听一个人的时候，当执法受KPI影响，当“附带损伤”被默认为常态时，悲剧就不会停止。普雷蒂的名字也会像很多名字一样出现在清单里，但是我们不应该习惯这样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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