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夏，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厅里灯火通明。刚被调回国不久的李鹏向全国妇联名誉主席邓颖超鞠了一躬，老人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兰兰，好样的！”这声亲昵的称呼让在场干部颇感诧异，唯有李鹏自己心里清楚，面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他而言不仅是长辈，更像母亲。同样的一声呼唤，八年后会变成她的绝笔。
1992年7月10日夜，灯光再次照亮北京医院的走廊，李鹏与夫人朱琳快步走来。病房内，87岁的邓颖超因帕金森并发症几近衰竭。她费力睁眼，干涩地吐出两个字：“李——鹏——。”话音未散，心电监护器的曲线归于平直，这位新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奠基者在最后一秒仍把关切托付给长大的“兰兰”。这声呼唤缘何而来？故事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
1931年，年仅三岁的李鹏在祖籍四川嘉陵江畔失去了父亲。李硕勋——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因叛徒出卖，被捕后慷慨就义。上海地下党仅拿到一张写着“托付孩子与党”八个字的就义书。孤儿寡母回到成都，母亲赵君陶隐姓埋名，白天在私塾教课，夜里仍为组织跑联络，母子相见的时间屈指可数。
1938年冬，邓颖超随周恩来赴重庆。她听说烈士遗孤李硕勋的孩子在成都，决意替组织照看。一个冬日午后，她第一次踏进赵家院落，看见头缠绷带的小男孩，神情倔强又拘谨。邓颖超捧起他的脸，柔声问：“疼不疼？”少年愣了半晌，才点头摇头都不是。那一刻，信任的种子悄悄埋下。
重庆育英中学的学杂费、制服、课本，都是邓颖超亲自托人备齐。她让李鹏每周写信报平安，“一定要多读书，将来好为国家做事。”十二岁那年，小李鹏跟随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抵达延安，在枣园第一次看见“周伯伯”如何伏案批示公文到深夜。周恩来发现孩子拿过《唐吉诃德》后没放回原位，当场正色：“做大事先学会严谨。”这句话，李鹏后来对学生重提过无数遍。
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周邓伉俪聚少离多，却始终惦念着那群烈士遗孤。延安中央托儿所的帐篷里，邓颖超亲手为孩子们缝补衣服。她总说：“他们的父母把生命交给了革命，我们总得给孩子一条路。”李鹏青春期被送往苏联留学前，周恩来送他到北京站，只嘱托一句：“记住你父亲的血，记住中国需要电。”短短一句，后来催生出中国第一个百万千瓦级水电站的设计者与总负责人——李鹏。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婉拒了在国务院任职的提议，以免外界把她与总理混为一体。她调任全国妇联，主抓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主持妇女干部培训，三次深入西北考察，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不是口号而是制度工程。1954年修宪，她推动把“性别平等”首次写入宪法条文。有人不解，邓颖超微微一笑：“解放战争打下来的江山，要让每个妇女有份。”
岁月无情。长征时留下的肺疾、高海拔缺氧积下的心血管病，以及70年代的巨创手术，都在晚年向她同时进攻。1988年卸任全国政协主席后，她仍每周处理对台事务文件；即便握笔已费劲，也坚持修订周总理文集。医生多次劝她减少工作，她摆手：“还有许多人和事要照看。”
当时任总理的李鹏每逢忙里偷闲，常来向“邓妈妈”汇报。她关心的不只是宏观决策，更注意青年的成长。1991年底，她交给秘书一份便笺：“让孩子们多到基层，多见真土。”那年，李鹏正为南方大水、能源短缺来回奔波，仍抽空为老人呈上治理长江的新思路。邓颖超听完，点点头：“守得云开见月明。”
生命进入倒计时后，邓颖超不愿惊动太多人，只嘱咐秘书务必通知李鹏。她心里明白，李鹏已接过建设国家的重担，需要最后一次嘱托。病榻前，她艰难凝视，眼中尽是鼓励与托付。此情此景，让人想起1940年代周恩来在延安对李鹏说的那句话：“堂堂正正，挺起胸膛。”如今换作邓颖超用尽全力唤他的名字，把那份跨越半个世纪的信任稳稳递交。
邓颖超离世后，李鹏在追悼会上哽咽难言。他对身边人轻声道：“这是母亲给我的最后命令。”外界有人猜测那两个字背后的深意，其实答案或许并不神秘——对革命后代的牵挂，对青年一代的期望，对周总理当年“培养新人”的夙愿的延续。也正因此，她把最宝贵的余音留给了自己曾悉心抚养的“孩子”。
邓颖超的一生，像她喜欢的梅花，耐寒、坚贞。年仅15岁投身五四浪潮，22岁随周恩来走进血雨腥风，解放战争后主持妇运，暮年又为海峡两岸交流奔走。她没有子女，却以母亲的胸怀抚育了数十名烈士后代；更以国务活动家的格局，为共和国留下制度与风范。李鹏只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位，其实，每一个在困难时代被她扶一把的孩子，都是她生命延续的见证。
1992年的那个夜晚过去了，历史掩卷，但“李鹏”二字仍在回响。它不只是呼唤，更像一枚火种，提醒后来人：在苦难中成长的革命者，把全部情感都投入了国家与人民。邓颖超的最后遗言，没有豪言壮语，却在平实的名字里，藏着对未来的深沉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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