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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攟古继美: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迎来重磅更新,1月31日起将以新面貌迎接观众。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上海图书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宋刻本《金石录》联袂展出。这是两部同出一源而各有遭际的宋版至宝首次同台,近千年之后在沪聚首。

“十卷本”钤盖的收藏印记多达三百方

金石录》由赵明诚、李清照合著,是中国古代金石学首屈一指的重要著作。李清照于赵氏去世后整理成书,表上于朝,刊行问世,并撰写《金石录后序》一文。该书宋版的流传是一段“金石不渝”的文化传奇,承载着赵李两人心心相印的志趣与意兴,也联结着后世佳偶惺惺相惜的情感与风雅。

而其自身,对金石学、目录学领域影响巨大。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十卷为目录,收录钟鼎彝器和碑铭墓志等2000种,其中著录的许多器物后世已不复存在或记载有误,因此这部分内容成为最早且相对准确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后二十卷为跋尾,包含重要钟鼎碑石的提要502篇,是赵明诚对所见藏品的考证与评论,相当于现代学术中的研究札记,保存了许多后世无法得见的原始信息,为多领域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翻开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刻《金石录》“十卷本”首页,触目即是累累朱记,而全书钤盖的收藏印记竟然达三百方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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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那方由“十卷本”第三位藏家冯文昌始刻,后继一代又一代递藏此书的鲍廷博、江立、阮元、韩泰华直到滂喜斋主人潘祖荫都亦步亦趋加以复刻的“金石录十卷人家”印,更几乎被看做“藏书史上的身份图腾”。不仅如此,在书的首尾,明清两代的大收藏家、大学问家们又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题跋与题词,赞赏咏叹不置,足见其重要性。

现存唯一宋刻全本曾隐身数百年

完整的《金石录》三十卷本在元明时期的文献中很少被记载,包括在各种目录中也难以见到其踪迹。因此,数百年间,学术界普遍认为只有“十卷本”存世。这一情况的转变发生在1950年前后。南京有一处著名的藏书楼——津逮楼,主人姓甘,四代藏书,收藏规模极为宏富,仅藏书目录就有十八卷,藏书总量超过十万卷。“甘家过去有一个习惯:特别珍贵的善本,可能担心被他人觊觎,并不列入公开的目录之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原馆长陈红彦研究员透露,正因如此,像《金石录》这样重要的宋代刻本,虽然实际存世,却长期不为人所知。

20世纪50年代,藏书家赵世暹于南京津逮楼得三十卷完帙。由于自己对版本鉴定不是最擅长,他通过上海图书馆顾廷龙介绍,恳请版本学专家张元济为之鉴定。张元济见到此书后,激动不已,确认这正是世人以为早已湮灭的宋刻三十卷全本。他此书撰写了一篇长约一千六百字的长跋,详细阐述该书的版本价值,称其为“天壤孤本”,并充分肯定了赵世暹将其捐公的义举。这篇跋文也成为该书流传与研究的重要文献。该书后来被带到上海。经鉴定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非常重视,亲自将其护送回北京,最终入藏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由此,这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被认为消失的重要宋代刻本,最终归藏国家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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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录》三十卷本为南宋淳熙龙舒郡斋本,是现安徽地区刊刻的古籍。该刻本是现存唯一的宋刻全本,很可能是《金石录》成书后的首刻版本,属于海内孤本,具有不可替代性。“通过三十卷本与十卷本的比对,可以发现许多有价值的版本差异。”陈红彦举例,三十卷全本中的一些墨丁(阙文处)在后印本中已被补入文字,同时还存在文字增删、内容修订等现象。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时期版印的修订痕迹。学界以往认为存在淳熙年间龙舒郡斋本和三十年后赵不谫重刻本两种版本,但更可能的情况是同一版片经过修补、修订后形成的不同印次。现存三十卷本字迹清晰,且对早期阙文有所补正。这种文本演变过程为研究古籍流传与版本修订提供了实物证据。

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本《金石录》“十卷本”,以往学者误将其判定为“缺失后半部分二十卷的前十卷”,这一“十卷本”实际是《金石录》三十卷本中间的部分。这十卷本经历过造伪,且造伪者的手法较为精妙。书贾将“卷第十一”中的“十”字剔除,改为“卷第一”,为掩盖痕迹,还将版心内容整体上移。与国家图书馆所藏三十卷宋本对比,可见上图本跋尾位置偏上。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徐锦华表示,元明两代将近四百年,《金石录》一书未见重新雕版,只有钞本流传,天壤之间仅存两种宋刻本,显得异常珍贵,此次在上图东馆展厅同场展出极为难得。

值得一提的是,以这部金石名典为核心,更新后的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开设“情比金坚”新春特展,围绕伉俪同藏共读的主题,展出赵明诚李清照以及阮元刘文如、奕绘顾太清、王芑孙曹贞秀、张蓉镜姚畹真、徐乃昌马韵芬等六对夫妇的著作和藏书原件18种,揭示鸾凤和鸣之于文化传承与创造的情感力量,芝兰同馨对于文脉滋养与赓续的共济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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