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得知女儿因共党身份被捕，直言“若查实通共，即刻枪毙！”|毛人凤|陈布雷

1948年11月13号的南京，天黑得特别早。刚过六点，街头的路灯就亮了，昏黄的灯光照在石板路上，没几个行人。这时候的徐州战场，炮火连天，国民党的军队正拼命往南撤。南京城里的老百姓都闻到味儿了，知道这世道要变。天一擦黑，铺子关门，街上安静得能听见远处传来的风声。

就在这天晚上，南京鼓楼附近的一处公馆里，陈布雷吞下了一大把安眠药。他那年58岁，头发白了不少，身体一直不好，心脏有问题，还经常失眠。这一吃药，人就没再醒过来。

他是蒋介石跟前最红的笔杆子，跟了蒋介石二十多年。蒋介石见了他，从来不叫名字，只喊“布雷先生”。外头的人都叫他“国民党第一支笔”。他死的时候，书桌上整整齐齐放着几封信，有给老婆的，有给孩子的，还有一封是专门给蒋介石的。

给蒋介石的信写得很长，字里行间透着绝望。他说自己跟着委员长这么多年，受了天大的恩情，本想拼了命报答，可自己本事不够，德行也薄，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最后还把事情搞砸了，对不起委员长的信任。这话说得很重，基本上就是认栽，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没脸见人。

发现他出事的是贴身副官。11月14号一大早，副官推门进去送洗脸水，一看人躺在床上，手脚都凉了，也没气了。这事儿一传开，南京政府那边炸了窝。大家伙儿都在私下嘀咕，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还是自己吃药走的。

其实在这之前的一年，也就是1947年秋天，军统的大特务毛人凤去过陈布雷的办公室。那天傍晚，天刚擦黑，办公室里还没开大灯，挺暗的。毛人凤带来的不是好消息。他凑近陈布雷耳边说，你闺女陈琏的事儿犯了，怀疑是共产党的间谍。

陈布雷当时手里正拿着毛笔写东西，一听这话，手猛地一抖，一大滴墨汁“啪”地砸在宣纸上，把刚写的字晕开一大片。他没吱声，慢慢抬起头，眼神冷得像冬天的冰窟窿，死死盯着毛人凤。

屋里死一样的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咔哒咔哒”响。过了好半天，陈布雷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要是查出来真的通共，马上枪毙，不用留情。”

毛人凤本来以为陈布雷会跪下来求情，毕竟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哪想到陈布雷能说出这种话。这句话听着狠，其实是当爹的一片苦心。他太了解蒋介石了，那人生性多疑，要是自己不先把狠话放出来，这一家老小都得跟着完蛋。他得用这句话，给闺女搏一条活路。

陈布雷是1890年生的，老家在浙江宁波慈溪。家里条件不错，祖上是耕读世家，也出过官。他5岁就开始认字，家里专门请了老师教四书五经。后来跟着老娘搬到祝家渡，13岁那年又搬到余姚三七市镇，换了个私塾继续念书。

那时候大清朝还没亡，他还去考过府试和院试，想走科举的老路。1904年，他14岁，背着家里人偷偷加入了一个叫“覆满同志社”的小团体，跟着那帮人搞反清活动，印传单、贴标语什么的。

1906年他去了宁波府中学堂念书。这学校里新旧两派学生老干架，他也卷进去了，还带头闹过学潮

学校觉得他是个刺头，怕他闹出大事，就把他开除了。陈布雷也不在乎，收拾铺盖卷去了杭州，进了浙江高等学堂预科。那时候的杭州风气开得早，不像宁波那么死板。他在学堂里剪了辫子，跟着同学们到处听演讲，看新式报纸。

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天下大乱。陈布雷那时候刚毕业，跑到了上海。他进了《天铎报》当记者，这是他吃笔墨饭的开始。那时候革命军和清军在武汉打得你死我活，消息传到上海得好几天。陈布雷脑子活，笔头快，连着写了十篇《谈鄂》，每天登在报屁股上，给革命军造势，骂清政府无能。这十篇文章一出来，上海滩的报界都知道有个陈布雷，敢说话，有骨头。

到了1912年3月，孙中山在南京当临时大总统，陈布雷加入了同盟会。之后的几年，他在上海混得风生水起。先是进了商务印书馆，帮着编《韦氏大学字典》，这活儿枯燥，但他坐得住冷板凳。后来又去《商报》当主编，还给《国闻周刊》写稿子。那时候的陈布雷，一身长衫，戴个眼镜，看着像个教书先生，写出来的文章却像刀子一样，专门扎军阀的心窝子。大家都说，陈布雷的一支笔，抵得上两个师的兵。

1927年春天，蒋介石在南京掌权，正缺能写文章又懂策划的人。张静江和戴季陶这两个老江湖，就把陈布雷推荐给了蒋介石。蒋介石想见见这个传说中的“第一支笔”。两人在南京一见面，聊了不到一个小时，蒋介石就觉得这人靠谱。陈布雷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但说出来的话都有分量。北伐战争还没开打，陈布雷就进了国民党。

从那以后，陈布雷的笔就只为一个人服务了。他写的文章全是帮国民党说话的，骂共产党，骂军阀，给蒋介石造神。他当过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管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印章，还当过《时事新报》的社长。1935年以后，他的官越做越大，成了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还兼着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

侍从室这地方，是国民党的心脏。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人打上海，蒋介石在汉口设剿总司令部，在南昌设行营，天天坐着飞机在前线跑。身边跟着一大群秘书、副官、参谋，乱哄哄的像个菜市场。后来杨永泰建议，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成立个正式机构，别像没头苍蝇一样。

1936年1月，侍从室在南京正式改组，分成三个处。一处管军事和情报，那是钱大钧的地盘；二处管党务和政治，这是陈布雷的天下；三处管人事考核，那是陈果夫兄弟的势力。陈布雷当二处主任，国民党的核心机密，比如哪个军长贪污了，哪个省主席想造反，蒋介石的手令怎么写，全得经过他的手。

1919年10月13日，陈布雷最小的女儿陈琏在浙江慈溪出生。她妈杨品仙生她的时候得了产褥热，没挺过来，死了。孩子由外婆带大，原名叫陈怜儿，意思是可怜的孩子。1939年，陈布雷把名字改成陈琏，“琏”是古代祭祀用的玉器，用来纪念她死去的妈。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人全面侵华。陈琏那时候十八岁，正是热血沸腾的年纪。她天天看报纸，给浙江的《战时生活》写稿。这杂志的撰稿人里有好多共产党，像张爱萍、华岗这些人，都在上面发文章骂日本人。陈琏看多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国民党腐败，还是共产党抗日坚决。南京失守后，国民党政府搬到重庆，陈布雷家也跟着搬到重庆北碚实验区。1938年，陈琏考上了四川北碚二中。

这时候的陈布雷，已经是侍从室二处主任，官大得吓人。陈琏利用她爸的身份做掩护，偷偷给中共北碚中心县委送情报。1938年底，陈布雷回家看家人，陈琏在门口接他，说在开读书会讨论学术。她站在门口，紧张得直揉衣角，手心全是汗。陈布雷其实早就听王允默说过女儿不安分，但他没当面骂她，只是看了她一眼，那眼神挺复杂，有无奈也有担心。

1939年7月，一个叫蓝若林的人介绍陈琏入了党。她在重庆国立二中读书，一边念书一边搞地下工作。不久她考上了西南联大，临走前去她爸办公室道别。陈布雷那时候忙得脚不沾地，根本不知道闺女已经是共产党了。到了昆明，陈琏认识了袁永熙。袁永熙1917年生，贵州修文人，家里是大官，祖父是清末河道总督，亲戚里有赵尔巽、徐世昌这些北洋大佬。1938年他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同年入了党，1939年当联大党支部书记，1940年任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

在西南联大，陈琏的上级就是袁永熙。两人一起搞学运，发传单，慢慢就有了感情。1941年1月皖南事变，国民党伏击新四军，国共关系彻底闹崩了。陈琏在联大待不下去了，突然消失了。她只给姐姐留了封信，信里写着：“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

陈布雷急坏了，又不敢声张。他和秘书翁祖望商量，在昆明报纸登寻人启事，说女儿因病离校，家里人急疯了。又通过翁泽永找郭沫若帮忙。翁泽永是郭沫若的秘书，跟周恩来有联系。周恩来听后说帮着找，十多天后回信说延安、新四军都没这人，可能藏起来了或者被特务抓了。周恩来还特意交代：“找到后一定要让她回家。她有国民党陈布雷作掩护，便于隐蔽。”

一年后，陈琏突然回到重庆，人瘦了一圈，衣服也旧得不像样。1942年她转到重庆中央大学上学，跟袁永熙一直有书信来往。袁永熙1943年回昆明复学，成了“12·1”运动的组织者，带着学生上街游行，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1946年陈琏毕业，去北平贝满女中当老师，袁永熙也回北平当了地下党负责人。两人准备结婚，陈布雷按规矩查女婿背景，给北平副市长张伯瑾写信。张伯瑾查完说袁永熙是官宦子弟，学生出身，没政治问题，是个好青年。

1947年8月10日，两人在北平六国饭店结婚，何思源当证婚人。北大清华的校友凑份子，送了套《鲁迅全集》。婚后住在京兆东街24号四合院，表面上是过日子，实际是地下党联络点。袁永熙管学运，陈琏管统战，两口子配合得挺好。

新婚才一个多月，1947年9月24日傍晚，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务冲进了四合院。当时袁永熙、陈琏正和邢方群、陈彰远开会，还有个发报的李政宣在里屋。特务破门而入，把人全抓了。起因是军统破获了一个电台，在废纸堆里发现了袁永熙的名片，顺藤摸瓜找到了这儿。贝满女中田冲家里也搜出了相关材料。

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高层炸了锅。蒋介石的文胆，女儿女婿是共产党，这还了得？毛人凤拿着卷宗去陈布雷办公室，说案子还没报委员长，先听听他的意见。陈布雷正写字，手一抖，墨汁洇了一大片纸。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梧桐树，沉默了五分钟，转身说：“若查实通共，即刻枪毙！何须多言！”

毛人凤愣了，没想到他这么狠。这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蒋介石也吃了一惊，觉得陈布雷忠诚没问题，但女儿是共产党，这让他更疑神疑鬼。其实调查没铁证，袁永熙包里只有几份进步刊物和“民青”的名片。陈布雷又给蒋介石写信：“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

这话说得绝，既不求情也不慌，显得大义灭亲。其实他心里明白，只有表现得比蒋介石更狠，才能保女儿一命。蒋介石看了信，觉得陈布雷忠心，加上毛人凤也没找到实锤，就同意从轻发落。最后袁永熙被判两年半，陈琏因证据不足释放，但被软禁在南京。

陈布雷把女儿接回家，不让她出门，实际上是保护她。1948年11月，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徐蚌会战打得一塌糊涂，黄维兵团被围，黄百韬兵团被灭。陈布雷心情极差，天天失眠，吃安眠药都不管用。11月13日晚上，他写完几封遗书，吞了安眠药。第二天副官发现时，人已经硬了。桌上留着给蒋介石的信，说自己德薄能鲜，辜负了知遇之恩。还有给家里的信，嘱咐丧事从简，唯独没提陈琏的事。

陈琏后来知道了父亲的死讯，但当时被软禁，没法去灵堂。几个月后南京解放，她才恢复自由，后来去上海当老师。袁永熙出狱后去了香港，后来回北京工作。陈布雷的尸体运回杭州，葬在九溪路。他的死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很大震动，大家都说他是为蒋介石殉葬。其实他心里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陈布雷自杀的那天晚上，南京的风特别大，吹得窗户框框响。他屋里的灯亮了一宿，桌上的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他写给蒋介石的信里，除了请罪，还提了几句时局，说“人心已失，不可挽回”，但这几句写得很轻，像是怕被人看见。给家里的信里，他嘱咐儿子们要好好读书，别做官，说“政治这东西，是要命的”。

副官发现尸体的时候，桌上还有一杯没喝完的水，旁边放着空药瓶。那是进口的安眠药，劲儿大，吃下去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副官吓得腿软，赶紧给侍从室主任打电话。电话打到俞济时那里，俞济时又打给宋美龄。宋美龄连夜找蒋介石，蒋介石正在地图前发呆，听到消息半天没说话，最后只说了一句：“知道了。”

陈布雷的死，对国民党打击挺大。那时候前线战事吃紧，后院又起火，连蒋介石最信任的笔杆子都不想活了，下面的人更没心思打仗了。南京的报纸不敢明说，只说是“陈委员布雷因操劳过度，突发心脏病去世”。老百姓不傻，都知道是自杀，私下里传得沸沸扬扬，说陈布雷是给蒋介石殉葬的，也有的说他是被逼死的。

陈琏被软禁在南京的时候，并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了。特务看得严，她只能在院子里转转。直到有一天，隔壁的佣人偷偷塞给她一张报纸，上面有讣告。她躲在屋里哭了一场，不敢出声，眼睛肿得像桃子。她想去灵堂，特务不让，说委员长有令，陈小姐不能离开半步。

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解放。陈琏恢复了自由，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九溪路找父亲的坟。坟上的土还是新的，墓碑上刻着“陈布雷之墓”，没写生卒年月，也没写头衔。她在坟前磕了三个头，烧了几张纸钱，纸灰被风吹得漫天飞舞。

后来陈琏去了上海，在一所中学当历史老师。她讲课从来不提自己的父亲，也不提那段历史。袁永熙出狱后去了香港，做生意，后来回北京当了政协委员。两人因为政治原因，后来离了婚，但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

陈布雷的其他几个孩子，都听了父亲的话，没再做官。大儿子陈迟去了美国，搞化工；二儿子陈过也在国外，做学问。陈家的老宅在杭州，后来充了公，改成了幼儿园。

1948年的冬天特别冷，南京的雪下了好几场。陈布雷死后，蒋介石少了一个能写心里话的人，脾气变得更暴躁了。他常常对着空荡荡的办公室发呆，手里拿着陈布雷留下的最后一篇稿子，那是篇未完成的《告国民书》，只写了个开头，墨迹已经干了，像一道黑色的伤疤。

陈布雷的一生，就像他写的文章一样，起承转合，最后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他想保的大清朝亡了，他想保的国民党败了，他想保的家也散了。他用一死，给自己画了个句号，也给那个时代画了个句号。至于后来人怎么评说，他听不见了，也不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