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1636年),第一代闯王高迎祥在河南滁州、砀山、南阳等地连遭重创,精锐骑兵损失殆尽,部众从鼎盛时期的十余万锐减至不足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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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明军采取“分兵堵截”策略,由洪承畴、卢象升等将领在陕西、河南交界处设立防线,试图将农民军困死在中原。东面卢象升部封锁河南郧阳,北面洪承畴部扼守陕西蓝田、商州,西面明军控制四川夔州,南面则依托大巴山天险设防。高迎祥无路可去,被迫退入汉中山区,粮草补给困难,部众“半僵饿”,生存环境急剧恶化。这种“进则无粮,退则遭剿”的困境,迫使其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

于是,他打算效仿三国魏延的“子午谷奇谋”,率五万精锐穿越秦岭天险直取西安。子午谷作为连接汉中与关中的最短路径(约300里),若能快速穿越,可绕过明军潼关防线直取西安。这种“速战速决”的设想与魏延当年“十日抵长安”的谋划相似。如果占领了西安,东取潼关就能阻隔河南的卢象升,同时有西安这个基地,北上陕北与洪承畴决战,也足以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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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子午谷这条全长三百余里的古道“两山壁立,栈道断绝”,连诸葛亮当年都未敢轻试。高迎祥却想试一试。此时,根据情报,清军突破喜峰口到内地大肆杀戮,明廷急调卢象升率精锐北上勤王,陕西防务由新任巡抚孙传庭接掌。高迎祥误判孙传庭为“不通兵法”的文官,且洪承畴主力正与李自成部在陕北对峙,认为西安城防空虚。

正好攻取西安,大业可成!

但高迎祥低估了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的谋略——这位从未带兵的文官早已在子午谷口布下天罗地网。孙传庭先以两万明军分守汉中城及周边关隘,其中三河关(今陕西宁陕县三河口)作为子午道前哨,由悍将祖宽部关宁铁骑协防。通过细作掌握高迎祥动向,并利用汉中盆地封闭地形截断义军粮道。急调洪承畴部从渭北南下,同时联络卢象升调祖宽铁骑西进,形成合围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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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汉中城下已经数日的十万高军,痛苦不堪,无法前进半步。汉中城依山傍水,城墙高厚,且储备充足。孙传庭令守军“昼举狼烟,夜燃烽火”,并在城外挖堑壕、设鹿砦,迫使高迎祥放弃强攻。史载高迎祥部“连攻七日,城头矢石如雨,死者枕藉”,10万大军,居然攻不下2万人马守城的汉中城。

代价太大,最好智取。

对峙数日后,高迎祥脑袋灵光一闪,想到了三国演义里有一条计谋,叫“子午谷奇谋”。高迎祥作为一个农民,没读过多少书,却深受《三国演义》影响,试图复刻这条“奇谋”,但忽视了关键差异,被罗贯中的小说演义忽悠了一个结结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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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00年前的魏延的设想中,计划仅带五千轻装精锐,节约粮草供给、提高行军速度。而高迎祥是率五万大军(含家眷辎重),这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行军。时值雨季,子午谷“栈道断绝,泥泞难行”,行军耗时半月(远超魏延预估的十日),导致部队“弓弦皆解,刀锈难举”。

高迎祥为何落到如此田地?生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他出生在陕西安塞(今陕西延安安塞区)一户普通农家。他的前半生以贩马为业,常年奔波于陕北草原与关中市集之间,练就了一身精湛的骑射本领与豪爽仗义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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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其“膂力过人,能左右驰射”,又因常为乡邻排忧解难,逐渐成为地方颇有威望的“豪杰”。明末的陕北,旱魃肆虐,蝗灾频发,官府却横征暴敛,百姓“卖儿鬻女,易子而食”。天启七年(1627年)延安通判张允登的《灾异录》中记载“树皮尽剥,有妇易子而食”。崇祯元年(1628年)的饥荒更让百姓疾呼“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起义)而死”。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高迎祥折断县衙催科令箭,在安塞聚众数千人,以“不为封侯,但求父老碗中有粟”的誓言揭竿而起,自号“闯王”,成为明末农民起义最早的燎原星火。

起义初期,高迎祥身着标志性的白袍白巾,每战必身先士卒。他率领的部队虽以饥民为主,却因严明纪律与灵活战术逐渐壮大。崇祯三年(1630年),他与王嘉胤、王自用等义军会师山西,结成“三十六营”,拥兵二十余万。此时的义军虽名义上以王嘉胤为首,但高迎祥已崭露头角,成为实际的核心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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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四年(1631年)王嘉胤被叛徒刺杀后,高迎祥接过其部分部众,并于崇祯六年(1633年)王自用病逝后正式成为义军盟主。这一时期,他吸纳了李自成、张献忠等枭雄,形成了以“十三家七十二营”为框架的庞大军事联盟。李自成作为其外甥,为高迎祥麾下最重要的“闯将”。

崇祯七年(1634年),高迎祥遭遇军事生涯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在陕南车厢峡,明将陈奇瑜以五省兵力将其围困。时值阴雨连绵四十日,义军“弓弦皆解,刀锈难举”,濒临覆灭。危急时刻,谋士顾君恩献诈降之计:先以重金贿赂明军监军太监,假意接受招安,待明军押解途中以酒灌醉押送官,率四万精锐突围。高迎祥绝处逢生,义军声威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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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正月,高迎祥召集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于荥阳,召开著名的“荥阳大会”。面对洪承畴、朱大典的围剿,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之策,高迎祥果断采纳,亲率主力东征安徽,联合张献忠奇袭凤阳。这支由饥民组成的军队如洪流般席卷而下,焚毁明皇陵享殿,掘朱元璋祖坟,释放囚徒三万余人。消息传至北京,崇祯“素服避殿,哭告太庙”,处死凤阳巡抚杨一鹏以泄愤,而高迎祥的声望也达到巅峰。

然而,巅峰之后即是转折。当他不得不走子午谷时,幸运的天平已经不再倾向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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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高迎祥率领10万人马走进子午谷后,才发现这果然是一条凶险的小道。因为道窄,只能“一字”排开行军,而且大量的粮草淄重无法随军一起走,10万大军只能在饿着肚子缓慢前行。七月十六日,高迎祥凭借顽强的毅力率领疲惫的义军走出子午谷北端出口:黑水峪。众将士还没来得及庆贺死里逃生,等待他们的是,孙传庭早已在道口设好的埋伏,以逸待劳。高迎祥一露面,明军劈头盖脸冲杀过来。不得不说,高迎祥的战斗力是真的猛。有三次差点冲破明军的堵截。激战四昼夜后,高迎祥身中毒弩,藏身山洞仍持大刀连斩十七人,最终力竭被俘。自己骁勇半生,最终倒在子午谷小道上。

1635年九月十九日,这位纵横七年的“初代闯王”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刽子手用新磨鱼鳞刀割其1560刀,观刑百姓哭声震天,竟压过法场钟鼓。临刑前,他对孙传庭冷笑道:“吾可死,不可降。然有一言:勿伤我士卒,彼等皆饥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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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迎祥的陨落并未终结农民军的抗争。其残部由李自成收编,“闯王”名号得以延续,最终成为颠覆明朝的主力。

不信诸葛亮,高迎祥以身入局,证明了“子午谷奇谋”是一招死棋。高部谋士曾劝阻他搞得这一出子午谷行军,但高迎祥坚持认为“兵贵奇胜”,甚至放言“不成功亦可震慑明廷”。现实是,高迎祥对千古奇谋“奇袭子午谷”进行了一次划时代的实践,实践的代价是巨大的,高迎祥牺牲了自我,还把五万农民军搭了进去。不仅没有震慑住明廷,还让明廷一口气清掉了农民起义军在陕西、河南的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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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虽然接受了高迎祥的五万人马,却一直没有逃出陕西、甘肃、四川、河南这一带,被明军的大笼子装得死死的。先是1637年想从汉中逃往四川,被明将曹变蛟在梓潼、剑州一带依托险要地形阻击。同年九月,李自成在汉中再遭曹变蛟重创,被迫退守陕西山区。又想向北突击,结果在甘肃河州、洮州(今临夏、临潭)与洪承畴部两次交战均失利,粮草不继,被干掉数万人马,只剩三万余人。

搞得李自成最后迫于无奈,急于突破封锁,率部沿汉江向东转移,途中遭曹变蛟追击,误入孙传庭布置的潼关南原包围圈。此时李自成尚有精锐骑兵数千,但因地形狭窄无法展开,明军使用新式红夷大炮搞了一次大屠杀,全歼了李自成剩下的精锐人马。李自成仅率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逃入商洛山中,开始了“闭关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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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高迎祥的失败,直接证明“子午谷奇谋”是一条不靠谱的战术。不仅自己身死,还连带让李自成几乎三年内没翻过身。

子午谷奇谋到底有没有可行性?这条争议千年的计策真像后世评价的那样注定失败吗?答案或许没那么绝对。奇谋之所以称为"奇",关键在于出其不意的作战条件,而子午谷计划的核心要素至少包含两个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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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严格限定为轻装奇袭而非重兵压境。魏延最初设想就是仅带数日口粮的五千精锐,利用狭窄谷道的隐蔽性快速穿插。这种地形根本容不得大军团摆开阵势,否则就像高迎祥十万大军走子午谷那样,队伍绵延数十里,早被孙传庭的探马发现踪迹——这哪是奇袭,分明是游街示众嘛!

其次必须配合战略佯攻形成牵制。真正的奇袭不能孤军深入,需要另一支主力部队在正面战场制造压力。就像韩信当年明修栈道吸引章邯注意,暗度陈仓才能成功。若高迎祥能分兵两路,以主力牵制孙传庭,再派精锐轻装突袭,或许就能破解明军防线——毕竟孙传庭当时仅有两万守军,双线作战必然顾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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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案例中的失败,往往源于对"奇袭"本质的误读。子午谷计策本身并非死棋,成败关键在于执行者能否精准把握天时地利。高迎祥的覆灭,与其说是计策本身的问题,不如说是战术执行与时机选择的双重失误。正如兵家常说的:奇正相生,存乎一心。

高闯王还是读书太少,应该多读读史书,不要把演义当信史啊,不信诸葛武侯不行啊!否则被坑死都不知道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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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说过,走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