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简介

东方朔是西汉时期著名的辞赋家、思想家与诙谐名士,以其独特的处世智慧与文学成就,成为汉武帝一朝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他本姓张,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城区)人。汉武帝即位初年,他以三千片竹简上书自荐,凭借汪洋恣肆的文辞与自命不凡的气魄获任郎官,此后便以“滑稽之臣”的身份活跃于朝堂。

东方朔的人生极具矛盾性。他虽以诙谐戏谑的面目示人,常以滑稽言行逗引武帝发笑,内心却始终怀有经世济民的抱负。他曾多次借讽谏之机针砭时弊,反对汉武帝大兴土木、耽于游猎,甚至敢于在朝堂上直言进谏。然而,这份清醒的政见并未让他获得重用,终其一生仅官至太中大夫,始终游离于权力核心之外。

这种“盛世失志”的境遇,催生了他的代表作《答客难》。这篇以主客问答为形式的辞赋,以“时异则事异”的清醒洞察,剖析了大一统时代文人的生存困境,既消解了个人失意的悲情,又提出“修身守常”的精神自洽之道,成为后世无数怀才不遇者的精神共鸣。除《答客难》外,他还著有《非有先生论》《七谏》等作品,其辞赋风格诙谐中见深刻,开汉代“设辞”类文学之先河。

在民间传说中,东方朔被附会为“岁星”下凡,留下了“偷桃”“射覆”等诸多趣闻,成为中国文化中“智圣”与“谐星”的双重符号。他的存在,不仅是西汉盛世文人精神境遇的缩影,更以其清醒与自洽,为后世在时代变局中寻求个体价值提供了独特的精神参照。东方朔应是相声演员的鼻祖,他向来以诙谐幽默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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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武帝一朝群星璀璨的文臣序列里,东方朔始终是个独特的存在。他以诙谐滑稽的面目游走于朝堂,却在《答客难》这篇奇文中,写下了盛世文人最清醒的精神独白。这篇以主客问答为形式的辞赋,不仅是东方朔个人境遇的剖白,更成为后世无数怀才不遇者的精神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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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来自世俗的诘问

《答客难》开篇便以客的发难直切核心:“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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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质问,恰是当时世俗对东方朔的普遍困惑。苏秦张仪凭借纵横之术在乱世中位列卿相,而东方朔饱读圣贤之书、尽心侍奉君主,却仅得“侍郎”微职。客的诘问,本质是对“贤才为何不得重用”的世俗拷问,也是东方朔内心深处的自我叩问。

时异则事异:东方朔的破局之思

面对诘问,东方朔并未急于辩解,而是以“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的清醒,点破了时代的本质差异。他指出,苏秦、张仪所处的战国乱世,周室衰微、诸侯争霸,“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策士们凭借口舌便能博取卿相之位;而汉武帝时代则是“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的大一统盛世,“贤不肖何以异哉?”

在四海安定的格局下,人才如过江之鲫,即便苏秦、张仪复生,也不过是“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这种“时异则事异”的判断,既是对现实的精准洞察,也是东方朔的精神突围——他没有陷入“怀才不遇”的愤懑,而是以历史视角消解了个体境遇的悲情,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大势绑定,完成了对世俗诘问的有力回应。

修身守常:盛世文人的自洽之道

在解构了“怀才不遇”的叙事后,东方朔并未止步于对现实的妥协,而是转向了更内在的精神建构:“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他引《诗经》“鼓钟于宫,声闻于外”的名句,提出“苟能修身,何患不荣”的人生信条,以公孙弘、甪里先生等修身立命终得显贵的例子,证明“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的价值坚守。

这种转向,是东方朔在盛世中的生存智慧。当外部机遇无法由个人掌控时,他选择向内求索,以“修身守常”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答客难》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它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抱怨,而是给出了乱世之外的另一种人生答案——即便身处“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的境遇,依然可以通过修身养性,在精神世界中实现自足与超越。

穿越两千年的精神回响

《答客难》的生命力,在于它精准捕捉了大一统时代文人的集体困境。自东方朔之后,扬雄作《解嘲》、班固作《答宾戏》、崔骃作《达旨》,无不沿袭其主客问答的形式,延续着对“盛世失志”的精神叩问。这种文学传统的形成,恰恰印证了《答客难》超越个体的时代意义。

在今天的语境下,东方朔的思考依然具有启示性。当我们身处机遇与内卷并存的时代,《答客难》提醒我们:既要清醒认识时代的局限,避免陷入无意义的愤懑;更要坚守修身的底色,在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找到内在的精神锚点。正如东方朔在文中所言“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这种穿越两千年的清醒与自洽,正是《答客难》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