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到了拍摄，麻烦一个接一个。在鞍山，看好的老厂房，等你去拍的时候已经拆了一半。在本溪，零下二十几度，摄像机冻到罢工，电池掉电比心跳还快。最绝的是在长白山，为了等一个“少年幻影”的镜头，全组人在冰天雪地里干等了三天，就为捕捉黄昏时分那十几分钟特殊的光线。剧组有人私下抱怨，说这成本太高了，一个镜头值吗？董子健没多解释，就坚持等。后来成片出来，那个笼罩在金色余晖里的虚影，成了全片最打动人的瞬间之一。值不值？观众的眼神说了算。他选角也挺“任性”。演小李默的小演员，是个完全没经验的孩子。剧组里有人担心，怕他接不住戏，耽误进度。董子健的方法很笨，他不讲戏，他带着孩子玩。在片场踢毽子，讲笑话，等孩子彻底放松了，再让摄像机悄悄转起来。出来的效果意外地好，那种未经雕琢的、怯生生的真实，恰恰是故事需要的。有时候专业演员太知道镜头在哪，反而少了点莽撞的少年气。
能看出来，董子健在这部电影里，藏了很多私人的情感投射。他演成年安德烈，从剧本阶段就带着这个角色生活。据说有场情绪爆发的戏，拍了好几条都不对，他喊了停，自己走到一边待了十分钟，什么也没说，回来再拍，一条过。那不是技巧，那是他把自己的某一部分，掏出来放在了角色里。电影最后，成年李默回到故乡，一切物是人非。那个超现实的热气球缓缓升起，有人说看不懂。其实不需要懂，那种感受是共通的——面对逝去的时光和走散的人，我们心里总会升起一些轻盈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是遗憾，也是慰藉。
从陷车的雪地到最终的电影银幕，董子健完成的不仅是一次身份转换。他更像是一个打捞者，在记忆的深水里，小心翼翼打捞起那些被时代洪流冲散的、关于友情与成长的碎片。这部电影不完美，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出生涩，但那种生涩里，有一种珍贵的诚恳。它告诉我们，创作有时候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起飞，它可能始于一次陷落，而所有的坚持，只是为了把那段陷落的旅程，讲成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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