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30日深夜,谭善爱中校面对着那一排全副武装的英军,吼出了那句震惊世界的“接管军营”。

那一刻,无数闪光灯把现场照得如同白昼。

可大伙儿可能没留意,队伍里的人数有个零头:509。

这支打头阵进驻香港的队伍,既不是整整齐齐的五百,也不是浩浩荡荡的一千,偏偏是个带尾数的509。

打过仗的人都懂,兵力若是出现这种有零有整的情况,一般就两种可能:要么是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残兵,要么就是双方死磕到底,互相妥协后剩下的结果。

这回,是后者。

为了这多出来的“9”个人,或者说为了争这口气,中英两边在谈判桌底下足足斗了五天五夜。

虽说没动真刀真枪,但那股子凶险劲儿,一点不比前线差。

当时摆在中国代表跟前的,是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死局——所谓的“防务空窗”。

这事儿得往回倒几天。

6月24日,眼瞅着还有一个礼拜就要回归。

一份加急电报让筹备组的人后背发凉。

北京那边的分析报告揪出了一个大漏洞:按之前的《联合声明》,英国人7月1日零点走人,解放军7月1日零点进场。

这计划写在纸上看着挺完美,严丝合缝。

可真要落地执行,全是坑。

有人掐指一算:从海关一路跑到港岛营区,还得办通关手续,就算车轮子转出火星子来,少说也得两三个钟头。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7月1日凌晨那两三个小时,香港这座大城市,英国兵撤了,中国兵还没到。

这可是整整180分钟的“无人看管期”。

万一在这段时间里,有人趁乱搞破坏咋办?

万一有外面的手伸进来捣乱咋办?

那时候,咱们刚接手主权,手里却没兵没卒,难道只能干瞪眼?

电报里那句话重如千钧:“这种事,绝对不行。”

此时此刻,谈判专家陈佐洱手里的牌少得可怜。

要是不谈,硬着头皮按老皇历办事,那就是拿国运打赌。

赌这三个小时不出乱子,赌英国人好心帮着维持秩序。

可这是主权交接的大事,把安危寄托在别人的良心或者运气上,那就是失职。

既然要谈,那该怎么谈?

当下的形势很明朗:英国人要的是面子,咱们要的是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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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想的是“体面走人”。

在他们眼里,只要时钟没敲响7月1日零点,哪怕冒出来一个中国兵,都是在打大英帝国的脸。

6月25日,陈佐洱头一回跟英方代表包雅伦提这事儿,想让先头部队早点进场。

结果不出所料,碰了一鼻子灰。

包雅伦回绝得那叫一个干脆,借口找得也漂亮:这会把香港市民吓着,坏了英国“有序撤离”的好名声。

说穿了,英国人就是不想在自己屁股还没挪窝的时候,看着别人的枪杆子伸进来。

这场碰头会,连半顿饭的功夫都没撑到就崩了。

对方压根不想深聊,摆出一副“我就听听,不做数”的架势。

这会儿,离回归大典就剩五天了。

当天晚上十点,湾仔一家茶餐厅里,咱们专家组的那股子沉闷劲儿,比外头湿热的天气还让人喘不过气。

这场景说来也有意思:决定国家主权大事的会,不在那种亮堂堂的大会议室,反而挤在一个不到十平米、墙上还贴着炒牛河海报的小包间里。

在这儿,专家组必须做一道难如登天的减法题。

本来打算派两千人。

既然两千人人家不答应,那到底多少人能行?

一千?

五百?

这可不光是数字游戏,这是在试探底线。

要是不派人,那个空窗期就堵不上;要是派的人太少,吓不住人,去了也是白给。

有人提了一嘴,能不能先派点人把口子撕开?

哪怕进去几个也算数。

立马就有人反对:要是不把英军总部——威尔斯亲王大厦拿下来,去再多人也是瞎折腾。

那是权力的山头,是驻港英军的脑瓜子。

大家伙儿争到了后半夜。

最后,中方团队把账算明白了,定了个“三步走”的路子:

第一,人可以少,两千砍到八百,给英国人留个台阶。

第二,装甲车这种大家伙先不带,免得扎眼。

第三,但有个钉子必须钉死——进驻的营区里,必须得有英军总部。

这招其实是个极其老辣的“以退为进”。

把面子上的东西(人数、大车)扔出去,把里子(核心阵地)死死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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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谈判桌再次支棱起来。

这回,双方的较劲更阴了。

可等到中方把路线图和武器清单往桌上一拍,那个叫“92式轮式装甲车”的东西,立马踩到了英国人的尾巴。

英方咬死了不松口:市民看见铁甲车会害怕。

这下又僵住了。

要是在这事儿上磨叽,时间肯定不够用。

就在这时候,中方使出了第二招——把问题“切开”来谈。

谈判代表突然扔过去一个假设:“要是不带装甲车,你们能不能让部队过关?”

这招高啊。

把一个复杂的打包买卖,拆成了一个简单的条件交换。

如果不带车就能进人,那就先把人送进去再说。

车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人进去了,那个空窗期不就填上了嘛。

这球踢回给了英国人。

包雅伦没法当场回绝,只能赶紧向伦敦汇报。

6月28日凌晨,北京的底牌亮出来了:车可以晚点去,营区必须拿六个(包括总部),人数最少五百。

最要紧的是那句指示:“看着办,灵活点。”

有了尚方宝剑,陈佐洱心里就有底了。

虽说手里只有“可以谈”三个字,但他知道,这仗有打。

果然,第二天下午,英国人松口了:同意八百人先进,但又设了道坎儿——绝对不能进威尔斯亲王大厦。

这又是“面子”在作怪。

威尔斯亲王大厦看着维多利亚港,那是英国殖民统治最后的一块遮羞布。

要是解放军在零点前就占了那儿,那种“改朝换代”的视觉冲击力太强,英国人心里过不去这道坎。

这时候,已经是6月29日凌晨三点。

离最后的时刻,只剩不到48小时。

谈判室的人都走光了,就剩陈佐洱还在。

他瞅见包雅伦靠在门口,一脸的生无可恋。

接下来的一幕,简直比电影还戏剧化。

陈佐洱一把拉开旁边的一扇门——那是间杂物房,里头堆满了扫把、水桶和破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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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攥着历史走向的外交官,就这么挤进了这间满是灰尘味儿的小屋子。

灯泡是坏的,只有走廊里漏进来的一点光。

这种破地方反而让人卸下了伪装。

包雅伦终于交了底,小声问了一句:“还能不能让一步?”

这话本身就是认怂。

他也没退路了,要是谈崩了,英国所谓的“光荣撤退”最后变成一地鸡毛,那就是外交灾难。

陈佐洱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飞快。

威尔斯亲王大厦必须拿下,这是死命令。

那能拿什么去换?

他扔出了最后的筹码:“九龙闹市区的枪会山军营可以不要,人数再砍掉一点。”

这笔账是这么算的:枪会山军营虽然重要,但不如威尔斯亲王大厦那样象征意义大;人数再少点,只要是成建制进去,性质就变了。

这就是谈判的艺术——在边角料上大方让步,在核心利益上寸土必争。

这段不到二十个字的对话,就像拔掉了浴缸塞子,堵得死死的僵局瞬间通了。

有了这个杂物间里的默契,6月29日白天的正式会谈就成了走个过场。

俩小时不到,事儿就成了。

先头部队的人数定格在509。

为啥是509?

因为按之前的讨价还价,人数本来还得减9个,凑个500整。

但中方最后决定把这个尾数留下。

在中国老话里,“九”那是长长久久、圆圆满满的意思。

6月30日23时56分,当先头部队踏进军营,英军卫兵摘帽敬礼的时候,没人知道,为了这提前的几分钟,为了这509个人,背后是怎样惊心动魄的五天五夜。

而在维多利亚港的海面上,正慢慢开走的英军舰船,甲板上所有的炮口都严严实实地套着炮衣。

这正是谈判桌上中方曾经画出的道道——你可以走,但必须把爪牙收起来。

从那一刻起,悬在香港头顶上一百年的“防务空窗”,彻底成了老皇历。

那个在受潮的传真纸上扎眼的词儿,终于被509个活生生的人影给填平了。

回过头看,这不光是一次军事行动赢了,更是一次脑力较量的完胜。

在原则面前一步不退,在策略上又能灵活变通,这才是大国博弈的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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