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陈诚在台北撒手人寰。
谁也没想到，出殡那天，街面上竟然冒出那样一番奇景。
马路两边，黑压压全是自发赶来的老农，一个个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就为了送这位国民党大员最后一程。
这画面要是搁在国民党早些年的历史上，简直不敢想。
回想十多年前在大陆那会儿，老百姓只要提起这支队伍，脑子里蹦出来的词儿不是“抓壮丁”就是“抢口粮”，躲都来不及。
怎么一过海峡，这风向就彻底变了？
倒不是说陈诚这人性子突然转了向，变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关键在于他手里那把名为“土改”的手术刀，这回总算是切到了病灶上。
而要说清这事儿的来龙去脉，还得把日历翻回1949年，那个让蒋介石每每回想起来都觉得透心凉的年份。
那一年对蒋介石来说，简直就是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
前线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砸过来，说来说去就一件事：队伍散了，仗打输了。
最让老蒋觉得后背发凉的，还不是地盘丢了，而是人心散了。
特别是在淮海那片战场上，有一幕让国民党那些将军们怎么也琢磨不透：几十万山东、河南的庄稼汉，推着嘎吱作响的小推车，顶着枪林弹雨，没日没夜地帮着解放军运军粮、送弹药。
反观国民党这边的阵地，那些老家在山东、河南的大兵，一听说家里头正在分地，大伙儿都有了田种，那心早就飞回去了，谁还愿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卖命？
有的部队干脆连人带枪，整整齐齐地跑到对面投了诚。
这就叫“耕者有其田”，这五个字的威力，比大炮还管用。
早在1947年，那边就在解放区把土改搞得风生水起，效果立竿见影：农民为了守住自家刚分到手的那几亩地，爆发出来的劲头，简直能把天捅个窟窿。
这两笔账摆在一块儿，蒋介石心里那个苦啊，对比简直太扎眼了：那一头是分到了地、豁出命去支前的农民兄弟；这一头是两手空空、垂头丧气的自家大兵。
后来老蒋在日记里把肠子都悔青了，写下大意是说：咱们在大陆栽跟头，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把农民土地这档子事解决好，把人心给丢光了。
痛定思痛，他搞了个《反省十三条》，头一条就咬死了说：想要翻身，必须先从土改动刀。
可话又说回来，既然蒋介石早明白土地是命根子，那他在大陆当家的二十多年里，怎么就一直在那儿干瞪眼不动手呢？
是他不想吗？
其实早在1930年，他就弄出过一个土地法，白纸黑字写着要限制地主家的地皮数量。
这想法在那个年头，绝对算得上超前。
可结果咋样？
那法令最后也就是张废纸，连南京政府的大门都没迈出去半步。
究其原因，就在于大陆那会儿，国民党浑身上下的血管，都跟地主老财连着筋呢。
上面的高官、带兵的将领、底下的办事员，哪一个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让他们去搞土改，那不等于让他们拿刀子割自己的肉，挖自家的祖坟吗？
这种自废武功的傻事，谁肯干？
所以1930年那次尝试，四面八方全是反对的声音，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可等到1949年败退到了台湾，这笔账的算法，彻底变了样。
到了那个海岛上，局势出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变化。
对台湾本地来说，国民党这帮人那是彻头彻尾的“外来户”。
这时候，蒋介石环顾四周，居然发现了一个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好处”：跟着他跑过来的高层、军队、官员，在台湾这块地皮上，一寸土都没有。
这就意味着，这帮“外来户”跟岛上的本土地主，压根儿就没有那种扯不断的利益瓜葛。
这一刀砍下去，疼那是别人的事，自己身上连层皮都不带破的。
再说个更现实的难处，那时候的台湾，八成以上的地皮都攥在一小撮本土地主手里，穷的穷死，富的富死。
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要是不能赶紧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给笼络住，怕是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这摆明了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赌局：要么，护着本土地主，把农民全得罪光，最后跟在大陆一样被人赶下海喂鱼；要么，把本土地主卖了，给农民分地，好歹能在这儿扎下根。
这回，蒋介石总算不用再看那些地主乡绅的脸色行事了。
1949年4月，蒋介石人还没完全撤过去，一道急令就发给了心腹陈诚，让他去当台湾省主席。
给他的死命令就一条：不管花多大代价，土改必须搞成。
陈诚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搞经济啊，这分明是给国民党续命的“护身符”。
可这事儿咋办？
像大陆那边一样直接分吗？
陈诚算盘打得精。
他晓得那时候脚跟还没站稳，要是动作太猛，把本土地主逼急了搞武装暴动，那篓子可就捅大了。
于是，他琢磨出一套环环相扣的“三步走”把戏。
这套路说白了就是温水煮青蛙，让你想反抗都没处使劲，最后还得对他感恩戴德。
这第一步棋，叫“止血”。
陈诚没上来就硬抢，而是先甩出一张《三七五减租法》。
规矩定得很死：地主收租子，顶天了不能超过收成的37.5%。
而且还把话说死了，必须交实物，要是碰上灾荒年还得减免。
这一手玩得漂亮。
对农民来说，肩膀上的担子一下子轻了不少，口袋里有了余粮，哪怕是头一年，好些人家就不愁吃穿了。
这人心，眼瞅着就安稳下来了。
对地主而言，虽说进项少了，但好歹地契还在自己兜里，产权没动。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节骨眼上，少赚点总比把命搭进去强，也就只能捏着鼻子认栽。
为了防着这招变成走过场，陈诚这回可是动了真格的。
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哪个地主敢偷偷涨租，直接抓进去蹲大牢。
他还专门拉着官员、农民、士绅搞了个纠纷调解队，天天盯着底下落实。
紧接着，第二步棋来了，叫“示好”，名堂叫“公地放领”。
在台湾，除了地主的私田，还有大概4%的地皮是归公家管的（包括接收日本人的产业）。
陈诚把这些公家地拿出来，卖给老农。
注意了，是“卖”，不是白送。
允许大伙儿分期付账，一边种地一边还钱，什么时候还清了，这地就归你了。
据后来的账本统计，一直到1953年，全台湾有16.6万户人家，靠着这路子，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土。
这招不光让一部分人先尝到了甜头，更要紧的是，政府这是拿实际行动在喊话：我是真心实意想让你们有地种，连公家的地我都舍得拿出来，你们那些地主还好意思死皮赖脸占着不放吗？
气氛都烘托到这份上了，第三步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一步叫“换血”，也是最要命的一招：耕者有其田。
从1953年起，官方发话了，地主手里只能留那么一点点地（十几亩水田加三十多亩旱田），多出来的一分一毫，必须全卖给政府。
请注意，这依然是“买卖”，不是没收。
政府从地主手里把地买过来，再转手卖给农民。
但这中间藏着个极高明的金融手段。
政府买地不给现钱，给的是债券和股票——大头是水泥、造纸、工矿、农林这四大公营公司的股票。
这笔账算下来极其精妙：对农民来说，祖祖辈辈盼的那块地终于到手了，干起活来那叫一个拼命。
到了1955年底，台湾自耕农的占比一下子冲到了60%，彻底把封建土地垄断给砸了个稀碎。
对地主来说，地是没了，可手里多了一堆资本和股票。
被逼到这份上，他们不想变也得变，硬生生从收租子的“土财主”转型成了搞实业的“资本家”。
咱们熟知的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当年辜家在鹿港那是响当当的大地主。
土改一来，辜振甫拿着换来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了“台湾水泥”的掌门人。
没过几年，台湾冒出来一大批民营企业，不光粮食够吃了，还开始出口赚外汇，整个经济盘子一下子就活了。
如今回过头再看，陈诚在台湾搞的这场大手术，确确实实是一场漂亮的“绝地求生”。
它不光让国民党在那个岛上站稳了脚跟，把农民的心给捂热了，还无意中踹开了台湾工业化的大门。
这也就是为什么陈诚走的时候，会有那么多老农自发跪在路边送行的缘由。
因为对他们来讲，拿到手的好处那是实打实、摸得着的。
晚年的蒋介石，看着台湾那一派繁荣景象，也曾感慨万千地说过：“台湾能兴旺，全是土改的功劳。
要是早点在大陆搞这一套，哪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这话里头，全是后悔药的味道，可也透着一股子讽刺。
他好像到死都没琢磨明白，并不是他“没早搞”，而是他在大陆根本“搞不动”。
在大陆，国民党代表的就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哪有自己拿刀砍自己的道理？
到了台湾，国民党成了外来的管事人，地主成了被管的对象，这土改才有了落地的可能。
说到底，国民党在台湾把土改搞成了，本质上是对大陆那场惨败的一种“补救”。
它虽然改良了社会的样子，把阶级矛盾给抹平了一些，让农民有了地，让地主变成了老板，但并没有改变国民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底色。
它没能把贫富差距给消灭掉，只是换了个马甲继续存在。
那些昔日的地主，虽说地没了，但摇身一变完成了资本积累，依然稳稳当当地坐在社会的金字塔尖上。
而海峡对岸的那场土改，不光让农民分到了地，更要紧的是，让农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
这两者骨子里的区别，兴许才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真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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