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这辈子最得意的，便是娶了村里最俊的女人。
花妮儿嫁过来那年才十八，腰细得一把能掐住，走起路来像河边的柳条在风里摇。老马那时已经三十有五，前头死过一个老婆，留下个半大的小子。村里人都说老马走了狗屎运，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老马听了也不恼，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眯着眼看花妮儿在院里晾衣裳，心里甜得像喝了蜜。
可老马最怕的，也是花妮儿那双水灵灵的眼睛。那眼睛太亮，亮得能照见人心里的龌龊。有时候半夜醒来，看见花妮儿侧着身子睡，月光从窗棂子缝里漏进来，洒在她光滑的脊背上，老马心里就一阵发慌——这样的女人，他守得住吗？
村西头的刘裁缝，就是个隐患。
刘裁缝比老马小五岁，白白净净，手指细长，会量体裁衣，还会说些城里听来的新鲜事。村里的女人们都喜欢找他做衣裳，花妮儿也不例外。老马记得清清楚楚，花妮儿第一次从刘裁缝那儿回来，手里抱着件碎花布衫，脸上泛着红晕，眼睛里闪着光。
“刘裁缝手真巧，”花妮儿说，“还会在袖口绣小花呢。”
老马“嗯”了一声，没搭话。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刘裁缝那双细白的手在花妮儿身上比划的情景。第二天，他特意绕路经过刘裁缝的铺子，看见刘裁缝正给王寡妇量腰围，两个人说说笑笑，挨得很近。老马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了。
日子像村东头那条河，不紧不慢地流着。转眼五年过去，花妮儿给老马生了个闺女，取名小梅。孩子长得像娘，大眼睛，小嘴巴，一笑两个酒窝。老马疼闺女，可心里那根刺，却越长越深。
事情发生在小梅三岁那年秋天。
那天晌午，老马从地里回来，远远看见自家院门虚掩着。他轻手轻脚走近，听见里面有说话声——是花妮儿和刘裁缝。老马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蹲在窗根底下，竖起耳朵听。
“这儿再收一点，腰身就显出来了。”刘裁缝的声音。
“轻点，痒。”花妮儿的声音带着笑。
老马脑子里“轰”的一声，血往头顶冲。他猛地站起来，想冲进去，脚却像钉在地上一样动不了。他在窗纸上捅了个小洞，看见花妮儿背对着他站着，刘裁缝站在她身后，手里拿着软尺，正围在花妮儿的腰上。
两个人挨得很近，近得刘裁缝的呼吸都能吹动花妮儿耳边的碎发。
老马的手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肉里。他想起村里那些闲话，说刘裁缝专门勾搭有夫之妇，说王寡妇和他有一腿，说李二家的媳妇也常往他铺子里跑。现在，轮到花妮儿了。
屋里，刘裁缝量完了腰，又转到前面量胸围。花妮儿微微仰着头，眼睛看着屋顶，脸有些红。刘裁缝的手指不小心碰到了花妮儿的锁骨，花妮儿身子轻轻一颤。
就是这一颤，让老马彻底崩溃了。
他转身跑出院子，跑到村后的河滩上，对着浑浊的河水大喊大叫，像一头受伤的野兽。他想起自己死去的第一个老婆，那是个温顺的女人，从不多看别的男人一眼，可命短，生孩子时大出血死了。现在的花妮儿，漂亮是漂亮，可心野，像关不住的鸟。
傍晚回家时，老马脸上看不出什么。花妮儿已经做好了饭，小米粥，贴饼子，咸菜疙瘩。小梅在炕上玩布老虎，看见老马，张开小手要抱。
老马抱起闺女，眼睛却盯着花妮儿。花妮儿穿着一件水绿色的衫子，正是刘裁缝做的，衬得皮肤白得像刚剥壳的鸡蛋。
“刘裁缝今天来了？”老马假装随意地问。
“嗯，来给我量尺寸，想做件秋袄。”花妮儿盛粥的手顿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听王二狗说的，他看见刘裁缝往咱家方向来了。”
花妮儿“哦”了一声，没再说话。老马却从这一声“哦”里，听出了心虚。
夜里，等花妮儿睡着了，老马偷偷爬起来，翻找花妮儿的针线筐。他在筐底发现了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白色的细布，角上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和刘裁缝铺子里卖的手帕一模一样。老马的手抖起来，他把手帕凑到鼻子底下闻，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肥皂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不属于花妮儿的男人气味。
铁证如山。
老马一夜没合眼。天亮时，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去买一顶帽子，一顶绿色的帽子。
镇上逢集，老马揣着五块钱去了。帽子摊在集市最热闹的地方，各式各样的帽子挂满了架子。老马径直走到卖绿帽子的那一排，一顶一顶仔细地挑。
“老马，买帽子啊？”卖帽子的孙瘸子认得他。
“嗯。”老马含糊地应着。
“这顶藏青色的不错，结实，耐脏。”孙瘸子推荐。
老马摇摇头，手指向一顶草绿色的解放帽：“那顶，拿来我试试。”
孙瘸子愣了一下，眼神变得古怪。他取下那顶绿帽子，递给老马时，嘴角抽搐了一下，像在忍住笑。老马装作没看见，把帽子戴在头上，对着摊子上的破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人，戴着一顶鲜绿的帽子，脸色灰黄，眼泡浮肿，像一棵蔫了的白菜顶着一片新叶子，滑稽又可怜。
“就这顶。”老马说。
回家的路上，老马故意绕到人多的街口走。人们看见他头上的绿帽子，先是惊讶，接着窃窃私语，最后爆发出一阵阵压抑不住的笑声。老马昂着头，目不斜视，心里却像被钝刀子割着，一下一下地疼。
他知道，从今天起，他就是全村的笑话了。
可他不怕。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老马戴了绿帽子；他要让花妮儿知道，他知道；他更要让刘裁缝知道，他知道。这是一种无声的宣战，一种扭曲的报复，一种自我折磨的仪式。
走到村口，遇见王寡妇。王寡妇正和几个婆娘扯闲篇，看见老马，眼睛一下子瞪大了，手里的瓜子都忘了嗑。
“哎哟，老马，这帽子......”王寡妇话没说完，就被旁边的李二媳妇捅了一下。
老马停下脚步，看着王寡妇：“帽子怎么了？不好看？”
“好看，好看......”王寡妇憋着笑，脸都红了，“就是......颜色挺鲜亮。”
“鲜亮好，”老马说，“显眼。”
回到家，花妮儿正在院里喂鸡。看见老马头上的帽子，她手里的鸡食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鸡食撒了一地，鸡们扑棱着翅膀抢食。
“你......你这帽子......”花妮儿的脸色煞白。
“镇上买的，便宜，才三块钱。”老马平静地说，摘下帽子拍了拍土，又戴回头上。
花妮儿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出来。她弯腰捡起鸡食盆，手抖得厉害，捡了几次才捡起来。老马看着她慌乱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残忍的快意。
那天晚饭，气氛格外沉闷。小梅不懂事，指着老马的帽子说：“爹，你的帽子像大青蛙。”花妮儿赶紧捂住孩子的嘴，偷眼看老马。老马却笑了，摸着小梅的头说：“像青蛙好，青蛙会叫，声音大。”
夜里，花妮儿背对着老马躺着，肩膀一抽一抽的，像是在哭。老马睁着眼看房梁，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了新婚那夜，花妮儿羞红的脸；想起了闺女出生时，花妮儿虚弱的笑；想起了这些年，花妮儿给他缝补浆洗，伺候他吃穿。也许......也许是他多心了？也许手帕是花妮儿自己买的？也许量衣服时的情景，只是正常的裁缝和顾客？
不，不可能。老马马上否定了自己的软弱。女人一旦变了心，十头牛也拉不回。他娘当年就是跟一个货郎跑了，留下他爹和他，他爹因此一病不起，没多久就死了。老马从小就知道，女人是祸水，漂亮女人更是。
从那以后，老马天天戴着那顶绿帽子下地干活，走亲访友，甚至去镇上赶集。绿帽子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像他脸上日益深刻的皱纹，像他微微佝偻的背。村里人起初还当笑话看，指指点点，后来渐渐习惯了，只是背后议论时，总少不了同情的叹息。
“老马也是可怜，娶了个漂亮媳妇守不住。”
“刘裁缝那小子，专挑软柿子捏。”
“花妮儿看着老实，没想到也是个骚货。”
这些议论，老马多多少少听到一些。他不但不生气，反而有一种病态的满足。看吧，你们都知道了，都知道我老马是个戴绿帽子的乌龟王八。可你们谁知道我心里的苦？谁知道我夜夜睡不着，一闭眼就是花妮儿和刘裁缝在一起的画面？这顶绿帽子，是我自己给自己戴的刑具，也是我给那对狗男女立的耻辱柱。
花妮儿的变化，老马看在眼里。她话越来越少了，笑容也越来越少。有时候老马半夜醒来，发现花妮儿睁着眼看着屋顶，眼神空洞。她不再穿那件水绿色的衫子，也不再找刘裁缝做衣裳。有一次，小梅的衣服破了，花妮儿自己拿起针线缝，手笨拙得很，针脚歪歪扭扭。老马看着，心里一阵酸楚，差点就要把绿帽子摘下来扔进灶膛里烧了。
可他没有。他习惯了这顶帽子，习惯了人们异样的眼光，习惯了这种自我惩罚的生活。摘下帽子，就等于承认自己错了，等于承认自己冤枉了花妮儿。不，他不能错，错了这五年就白熬了，这顶绿帽子就白戴了。
刘裁缝那边，老马也观察着。他发现刘裁缝的铺子生意不如以前好了，村里女人们去的少了，大概是怕惹闲话。刘裁缝本人也憔悴了不少，有一次在村口遇见，刘裁缝远远就绕道走了，像见了鬼。老马心里冷笑：心虚了？早干什么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梅七岁了，上了村里的小学。孩子懂事早，有一次放学回家，哭着对老马说：“同学们都笑我，说你爹戴绿帽子。”
老马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他看着闺女哭花的小脸，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为了自己的执念，让孩子受委屈，值得吗？
那天夜里，老马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死了，躺在棺材里，头上还戴着那顶绿帽子。来吊唁的人都在笑，花妮儿在哭，小梅也在哭。刘裁缝也来了，送了一个花圈，上面写着“节哀顺变”。老马在棺材里大喊：“我不节哀！我不顺变！”可是没人听见。
醒来时，老马一身冷汗。花妮儿睡在身边，呼吸均匀。月光照进来，老马第一次仔细地看花妮儿的脸。三十岁的女人，眼角已经有了细纹，皮肤也不像从前那样光洁了。这五年，她老了，憔悴了，像一朵缺水的花。
老马突然想起，花妮儿已经很久没有回娘家了。她娘去年生病，她回去照顾了半个月，回来时瘦了一圈，眼睛红肿。老马当时还冷言冷语：“怎么，舍不得回来？”花妮儿没说话，只是默默收拾东西。现在想来，那时她娘病重，她心里该多难受啊，自己不但没安慰，还往她伤口上撒盐。
也许......真的是我错了？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春天的野草，疯长起来。老马开始偷偷观察花妮儿，观察她的一举一动，试图找到证明她清白的证据。他发现花妮儿每天的生活很简单：做饭、洗衣、喂鸡、带孩子、下地干活。她很少出门，偶尔去趟镇上，也是买了东西就回。她不再打扮，穿的都是旧衣服，头发随便挽个髻，连雪花膏都不抹了。
有一次，老马假装无意地问：“刘裁缝最近怎么样？”
花妮儿头也不抬：“不知道，好久没见了。”
“他铺子还开着吗？”
“开着吧。”花妮儿顿了顿，又说，“听说要结婚了，和镇上一个寡妇。”
老马心里一震。刘裁缝要结婚了？如果他真和花妮儿有什么，怎么会娶别人？难道......难道真是自己多心了？
这个想法让老马既轻松又沉重。轻松的是，也许花妮儿是清白的；沉重的是，如果花妮儿是清白的，那这五年他给她带来的伤害，该怎么弥补？这顶已经成为他标志的绿帽子，又该怎么解释？
老马失眠了。他想起五年前的那个晌午，窗纸上的小洞，花妮儿背对着他站着，刘裁缝站在她身后量腰围。当时他觉得那是奸情的证据，现在想来，裁缝给顾客量尺寸，不都是那样吗？他又想起那方手帕，也许真的是花妮儿自己喜欢，买来用的呢？村里用刘裁缝铺子手帕的女人多了，难道都和刘裁缝有一腿？
老马啊老马，你真是糊涂啊。
可承认自己糊涂，比继续糊涂更难。老马已经习惯了戴绿帽子的生活，习惯了人们的议论，习惯了用这种方式惩罚自己和花妮儿。摘下帽子，意味着他要直面这五年的错误，要向花妮儿道歉，要让全村人看新的笑话——看老马如何自己打自己的脸。
时间不等人。转眼又到秋天，小梅八岁生日。花妮儿早早起来，蒸了白面馒头，煮了红鸡蛋，还去镇上割了一斤肉。老马从地里回来，看见桌上丰盛的饭菜，心里不是滋味。
“爹，给我讲个故事。”小梅拉着老马的衣角。
老马抱起闺女，讲起了狼来了的故事。讲完，小梅问：“爹，那个放羊的孩子为什么老是说谎？”
“因为他觉得好玩。”
“说谎不好，”小梅认真地说，“老师说，说谎的人最后会没人相信。”
老马的心像被锤子砸了一下。他看看小梅天真无邪的脸，又看看在灶台边忙碌的花妮儿，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花妮儿，”老马叫了一声，声音有些抖，“明天......明天我去趟镇上。”
花妮儿转过身，用围裙擦着手：“去干啥？”
“买点东西。”老马没说买什么，但心里已经想好了，他要买一顶新帽子，一顶正常的帽子，灰色的或者蓝色的，然后把绿帽子烧了。
夜里，老马把绿帽子从柜顶上拿下来，拍掉上面的灰。帽子已经很旧了，颜色褪了不少，边都磨破了。这顶帽子陪了他五年，见证了他的屈辱、猜疑、固执和后悔。明天，它就要消失了。
可事情往往不按人的意愿发展。
第二天一早，老马还没出门，村里就出了大事：刘裁缝的铺子着火了。
老马赶到时，铺子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几根房梁还在冒烟，空气里弥漫着焦糊味。刘裁缝瘫坐在废墟前，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眼神呆滞。王寡妇在旁边哭天抢地——她昨天刚送来做嫁衣的料子，全烧没了。
“怎么就着火了呢？”有人问。
“不知道啊，半夜起的火，等发现已经晚了。”刘裁缝喃喃地说。
消防队的人来了又走，说是电线老化引起的火灾。刘裁缝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整个人像丢了魂。村民们同情他，这家送点米，那家送点菜，帮他在临时搭的棚子里安顿下来。
老马站在人群外，看着废墟，心里翻江倒海。他突然想起，刘裁缝的铺子里，挂着很多做好的衣服，其中有一件女式的棉袄，水红色的面子，盘花扣，正是花妮儿喜欢的样式。老马见过那件棉袄，去年冬天，花妮儿去镇上时在橱窗外看了好久，但最终没进去。老马当时还想，她是心虚，不敢见刘裁缝。
现在铺子烧了，那件棉袄肯定也烧了。老马突然很想知道，那件棉袄是为谁做的？是不是为花妮儿做的？如果是，为什么一直挂在铺子里，没取走？
这个疑问像虫子一样啃噬着老马的心。他决定去找刘裁缝问问清楚，哪怕问出来的结果是他最怕听到的，他也要问。五年了，他活在自己编织的猜疑里，活够了。
晚上，老马揣了一瓶酒，去了刘裁缝临时住的棚子。刘裁缝正就着咸菜喝粥，看见老马，愣住了。
“喝点？”老马晃了晃酒瓶子。
刘裁缝点点头，拿来两个碗。两人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对坐着喝酒。几口酒下肚，话匣子打开了。
“铺子没了，以后打算咋办？”老马问。
“还能咋办，重头再来呗。”刘裁缝苦笑，“就是那些没取走的衣服，对不起主顾们。”
老马趁机问：“我记得你铺子里有件水红色的棉袄，盘花扣的，挺好看，是谁的？”
刘裁缝想了想：“哦，那件啊，是给王婶做的，她闺女出嫁，说好来取，一直没来。”
不是花妮儿的。老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觉得空落落的。
酒过三巡，老马借着酒劲，问出了憋了五年的问题：“老刘，你跟哥说实话，你跟我家花妮儿......”
刘裁缝手里的碗“哐当”一声掉在桌上，酒洒了一桌。他的脸一下子白了，嘴唇哆嗦着：“马哥，你......你说啥呢？”
“五年前，你去我家给花妮儿量尺寸，我看见了。”老马盯着刘裁缝的眼睛。
刘裁缝愣了半晌，突然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马哥啊马哥，原来是因为这个！怪不得你天天戴着那顶绿帽子！”
老马的脸涨红了：“你笑什么？”
“我笑你糊涂啊！”刘裁缝擦擦眼泪，“马哥，我刘裁缝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也知道朋友妻不可欺。花妮儿是个好女人，每次来我铺子，都带着小梅，说话规规矩矩，量尺寸时门都开着。那次去你家，是因为她说带孩子出门不方便，我才上门的。你去村里问问，我给哪个女人做衣裳不是这样？”
“可......可花妮儿有你的手帕......”
“手帕？”刘裁缝想了想，“哦，你说绣梅花的那方？那是小梅周岁时，花妮儿来我给做的，绣的小梅的名字。不止她有，村里好些孩子周岁，家长都找我绣手帕留念。你不信，去问问李二家、王三家，都有。”
老马呆住了，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耳朵里嗡嗡作响。五年，整整五年，他活在一个自己编织的谎言里，用一顶绿帽子把自己和花妮儿困在里面，折磨她，折磨自己，也让闺女被人笑话。
“我......我......”老马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刘裁缝拍拍他的肩：“马哥，回去吧，跟嫂子好好过日子。这些年，嫂子不容易啊。”
老马失魂落魄地回到家。花妮儿已经睡了，小梅也睡了。桌上留着饭菜，用纱罩罩着。老马掀开纱罩，是一碗疙瘩汤，还冒着热气。花妮儿知道他胃不好，晚上总是给他留碗热汤。
老马坐在桌前，看着那碗汤，眼泪突然就下来了。五年了，他第一次哭，哭自己的糊涂，哭花妮儿的委屈，哭这白白浪费的时光。
他从怀里掏出那顶绿帽子，看了又看，然后走到灶台前，划了根火柴。火苗蹿起来，舔着帽檐，很快，帽子烧了起来，发出刺鼻的气味。火光中，老马仿佛看见了花妮儿年轻时的笑脸，看见了小梅天真无邪的眼睛，看见了自己这五年扭曲的生活。
帽子烧成了灰。老马把灰扫起来，倒进河里。河水静静地流着，带着那点灰烬，流向不知名的远方。
第二天，老马起得很早，去镇上买了花妮儿爱吃的桂花糕，还扯了一块蓝布，让花妮儿给自己做顶新帽子。花妮儿什么也没问，只是眼睛红红的。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从前，但又不太一样。老马的话多了，笑声也多了，下地干活更卖力了。花妮儿脸上渐渐有了笑容，有时候还会哼几句小曲。小梅发现同学们不再笑话她了，因为爹不戴那顶奇怪的绿帽子了。
村里人起初还议论，后来见老马家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也就没了谈兴。只是偶尔，有人提起那顶绿帽子，还会当成笑话讲。但老马听了，只是笑笑，不辩解，也不生气。
那年腊月，刘裁缝的铺子重新开张了，娶了镇上的寡妇，日子过得挺红火。开业那天，老马和花妮儿去送了份礼，是一块上好的布料。刘裁缝接过布料，看了老马一眼，两人相视一笑，恩怨尽消。
很多年后，小梅出嫁了，嫁到邻村。出嫁前夜，花妮儿从箱底拿出一方手帕，白色的细布，角上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
“这是你周岁时，娘请刘裁缝绣的，”花妮儿把手帕递给小梅，“留个念想。”
小梅接过手帕，突然问：“娘，爹当年为什么总戴那顶绿帽子？”
花妮儿沉默了许久，才说：“你爹啊，是个实诚人，认死理。有时候人太实诚了，就容易钻牛角尖。那顶帽子，是他自己给自己戴的枷锁，戴上了，就难摘下来。”
“那后来怎么摘了？”
“枷锁戴久了，要么把人压垮，要么自己碎了。”花妮儿摸摸闺女的头，“你爹是后一种。”
小梅似懂非懂。出嫁那天，老马穿着新衣裳，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那是花妮儿亲手做的，针脚细密，戴着很舒服。送亲的队伍吹吹打打，热热闹闹。路过村口时，老马回头看了一眼自家的老屋，想起了那顶烧掉的绿帽子，想起了这半生的糊涂与明白。
河水还在流，日子还在过。有些伤口，时间能治愈；有些错误，悔改能弥补。但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比如那五年本该幸福的时光，比如小梅童年时因为父亲的偏执而流的眼泪。
老马握紧花妮儿的手，花妮儿也握紧他的手。两个人都没说话，但彼此都明白：余生还长，好好过。
河边的柳树发了新芽，春天又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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