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秋天，北京城的一场冷雨刚停，某个老旧的四合院里，气氛压抑得吓人。
故事的主角是汪东兴，那年他都七十八了。
这位曾在红墙内管事的大人物，一辈子修得就是个“稳”字，泰山崩于前都不带眨眼的。
可偏偏那个晚上，老爷子破天荒地失控了。
惹祸的是一本书。
就在前几天，有个老战友打电话过来，说话吞吞吐吐，说是国外出了本叫《毛泽东的私生活》的书，写书的人号称是“主席身边的人”。
书挺厚，他硬是熬了个通宵看完。
刚翻过最后一页，这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将军，把那厚厚的一摞纸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
“咚”的一声，闷响。
家里人吓得够呛，赶紧问出啥事了。
汪东兴脸黑得像锅底，咬着牙挤出一句话：“当初这双眼算是白长了，把狼当成了羊。”
让他气得直哆嗦的，不是书里编造的那些乌七八糟的桃色新闻，甚至也不是那些往伟人身上泼的脏水。
真正让他心口窝疼的，是封面上那个名字——李志绥。
因为这个给西方特务机构递刀子的家伙，正是当年他亲手招进中南海的。
这笔烂账，成了汪东兴晚年心里怎么也拔不掉的一根刺。
咱们回头细看这事儿，你会发现，这不光是个关于“叛徒”的段子，简直就是个关于“怎么选人”的反面教材。
把日历翻回到1952年。
那会儿，汪东兴手里有个烫手山芋：主席身体要调理，原来的医疗班子人手不够，得赶紧进新人。
选人就两个死标准：第一，手艺得硬；第二，嘴巴得紧。
当时汪东兴还在江西主事，接到加急电报，脑子里的名单过了一遍，最后视线停在了一个人身上——李志绥。
凭啥是他？
汪东兴心里的算盘打得挺细：头一个，知根知底。
以前在香山医院看病时打过交道，这人医术确实有一套，心细。
再一个，性格合适。
这人平时像个闷葫芦，看着老实巴交的，干保密工作正合适。
就这么着，调令一下，李志绥进了那个最核心的圈子。
刚开始，这步棋走得那是相当漂亮。
李志绥确实有点真本事。
打针、弄药、搞新式检查，比那帮老郎中玩得转。
主席对他也挺满意，给过四个字的评价：“手稳、话少。”
在那阵子，李志绥表现得特别职业。
不管是南下巡视、去疗养地，还是接见外国客人，他都跟在屁股后面，甚至一路升到了保健部门头头的位置。
要是搁在普通单位，这就是个完美的“慧眼识珠”的故事。
可在中南海，看人光看本事不行，还得看“骨头”硬不硬。
其实汪东兴心里犯过嘀咕。
他觉着李志绥爬得太快了，周围全是捧臭脚的，这种一步登天的待遇，对个年轻人来说，弄不好就是祸害。
可惜啊，这种直觉上的别扭，没变成实际的防范措施。
到了1961年冬天，第一个雷炸了。
卫生部送来一份暗访材料，摆到了汪东兴案头。
里面的内容吓人一跳：李志绥借着手里的权收钱，数目还不小。
在那个地方，这就是碰了高压线。
这会儿，摆在汪东兴和组织面前的，其实有两条路。
路子一：公事公办。
这人人品不行，医术再好也不能留，立马让他卷铺盖走人。
路子二：治病救人。
念在他有功劳，又是技术大拿，给个机会，敲打敲打就算了。
当时的决策，偏向了后面这条路。
主席看了材料，闷了半天，让汪东兴去核实。
查清楚后，并没有一棍子打死。
汪东兴甚至自掏腰包，帮李志绥把亏空的窟窿堵上了，只是把他调到别的医院，还特意嘱咐：“缺钱就说话，别干违纪的事。”
这处理，那是相当讲人情。
但在那种特殊的政治安全环境里，这简直是个天大的昏招。
它给李志绥发了个错误的信号：只要你手艺好，犯了原则性错误也能过关。
李志绥当时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嘴上说改。
可从后来的事儿看，他压根没学会敬畏规矩，只是学会了怎么把尾巴夹得更紧。
日子到了1966年。
大风暴来了。
李志绥因为家庭出身复杂，再加上以前的那些烂事，成了挨整的重点。
这会儿，又有个机会摆在面前。
按常理，借着运动的劲头，把这个“底子不干净”的人彻底清出核心圈，那是顺水推舟的事。
可主席念旧。
哪怕到了这节骨眼上，上面还是专门让人写条子，保他“别受太大冲击”，还让他去各地溜达串联。
李志绥把这当成了“重新得宠”的信号，甚至在那个乱哄哄的年代，趁机跟江青那帮人勾搭上了。
你看，每次组织本来有机会纠错的时候，都因为“爱才”和“念旧”，选择了抬手放过。
这就给1988年的彻底翻车，埋了雷。
改革开放以后，李志绥自由了。
但他没觉得感恩，反而觉得受了冷落。
1988年，他借着探亲的名头去了美国。
刚一下飞机，他就被西方情报机构盯上了。
那帮人的算盘打得精：一个给毛主席当了22年医生的家伙，这就是座金矿啊。
情报部门直接甩出一张大额支票，条件就一个：写内幕。
一开始，李志绥交了几本旧日记。
对方翻了两页，直摇头：“这也太干巴了，没人爱看。”
话里的意思很明白：我们要的不是历史，是刺激。
可以编，可以润色，只要能卖钱就行。
在金钱面前，李志绥连个磕巴都没打。
当年汪东兴眼里的那个“老实人”，在美金面前彻底不要脸了。
没料？
那就编。
自己没经历过？
那就把听来的路边谣言全塞进去。
1994年，《毛泽东的私生活》问世。
书里全是些乌七八糟的宫廷秘闻和瞎编的细节。
这书在西方和港台卖疯了，李志绥赚得盆满钵满。
汪东兴连夜翻史料，一边看一边记，光是那种一眼假的错误就记了十几页。
气过之后，就是深深的自责。
他对老朋友叹气：“干这一行，却让主席受了这么大委屈，这笔债我这辈子是还不清了。”
从1933年参加红军开始，汪东兴就是出了名的“谨慎”。
唯独在李志绥这号人身上，眼拙了。
有人宽慰他：“李志绥后来变坏了，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你别太往心里去。”
汪东兴摇头，说了一句特别硬的话：“是人都会变，所以才要先看住人。”
这就是顶级保卫专家的逻辑——不赌人性。
你不能指望一个人永远不变质，你只能靠严得吓人的筛选和制度，把变的风险降到最低。
当年那一念之仁，那一时的疏忽，最后让历史付出了惨痛代价。
为了抵消那本伪书的毒害，90年代后期，汪东兴开始口述自传。
他和李志绥，完全是两路人。
李志绥为了钱，怎么吓人怎么编。
汪东兴为了历史，定下一条死规矩：只讲有据可查的事，绝不添油加醋。
2004年，《毛泽东与我三十年》定稿。
书里头，汪东兴提到了李志绥。
没骂大街，没发泄情绪，只是冷静地用很少的字数写下了“选人失察”四个字。
哪怕是对抗谎言，他也坚持不用新的谎言去回击。
这就是老派共产党人的底色。
晚年的汪东兴，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凡看到有人引用那本伪书，他都会让秘书寄材料去反驳。
要是哪家刊物登了更正，他就会像个小学生一样，工工整整写下“可喜”两个字。
直到2015年8月去世，他都没再见过李志绥一面。
隔着大洋的遗憾，终究是没法解开了。
但他留给后人的教训，却亮得刺眼。
他最后一次跟身边同志提起这事儿时，语气已经很平淡了：“搞警卫没捷径，心细还得有底线。
走错半步，代价大得没边。”
回头再看，1952年的那个决定，汪东兴光看重了“术”，却把“道”给忘了。
他以为挑的是把好手术刀，结果揣了个定时炸弹。
历史没法假设。
要是当年换个医术一般但政治过硬的医生，也许主席晚年的医疗条件会差点，但绝不会在几十年后，让伟人的名声被泼上这么脏的墨水。
这一课，汪东兴用一辈子的后悔，给大伙儿提了个醒：
在核心岗位上，本事固然重要，但人品和立场，那是一票否决的铁律。
信息来源：
汪东兴口述，刘振德整理：《毛泽东与我三十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新华网：《汪东兴同志生平》，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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