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历史意义有个深刻的理解，这在他引用父亲司马谈遗言的那段话里体现得特别清楚。司马谈说：周公之所以被天下称道，是因为他能够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没有周公的讲述，所有这些伟大的历史都会被遗忘的力量侵蚀。是周公制礼作乐，把这一切变成诗，伟大圣王的光辉业绩，才永不磨灭。

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同样的道理，孔子作《春秋》为什么能够成为后来学者们学习的法则？也是因为春秋不只是记录历史，更是在弘扬一种价值观。司马谈说：从孔子作春秋到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中间 400 多年了，史书记载断绝，现在汉朝兴起，涌现了那么多值得记录的人和事，我作为太史，如果不把它们记录下来，就是荒废了天下修史的传统。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这里体现了司马迁对历史写作功能的理解：不只是求真，还要传承价值观，还要为后世提供借鉴。现代史学往往只关注求真，在如何抵达真相这个问题上达到了古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但是也有遗憾，就是传统历史著作的许多社会功能，现代史学反而无力承担了。司马迁有个特点，他说自己“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年轻时放纵不羁，被视为不良少年，完全得不到家乡父老的认可。正因为这样，他才需要父亲动用关系，才能入宫做郎官。

但他的这种“边缘人”身份，也给了他特殊的优势。首先，他不受传统观念束缚。如果他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可能就不会有《史记》这样突破性的作品。其次，他处在官方任务与私活的交界处。作为太史令，他有查阅官方档案的便利；但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他又不完全受官方立场约束。有时候特别出色的东西，都是在官方任务和私活之间这个交界的地方做出来的。你特别是圈里人，就意味着你可能和圈外没办法沟通；你如果完全在圈子外面，又不知道圈子是怎么运作的。作为边缘人，既知道圈内的事，又知道往圈外看，很多时候边缘化反而是在寻找突破口。

这对今天的历史写作很有启发。看到很多优秀的历史作品，作者往往是媒体人出身，他们既了解专业研究的成果，又有和大众沟通的能力，正是这种边缘人身份给了他们优势。《史记》在历史上有个恶名，叫“谤书”，一部“诽谤”的书。注意，古代“诽谤”的意思和今天不太一样，不是说捏造事实的诬陷才叫“诽谤”。你把阴暗面如实记录下来了，这个也叫“诽谤”。所谓“国恶不可书”，国家的负面信息是不能写下来的。这个问题后世的相关争议一直没停过。一边是帝王视角，史书就应该为尊者讳，不能写给帝王抹黑的事；一边是史家的坚持，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地记录。

一个对比：乔治·奥威尔和司马迁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奥威尔在《1984》里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这是老大哥的操作逻辑。司马迁的态度恰恰相反。他在《自序》里引用大量“贤圣发愤之所为作”的例子，说那些伟大的人都是胸中聚集愤懑，理想与现实无法调和，因而追述往事，期待将来有人能够理解自己。司马迁说的是：正因为失去了现在，所以才要把握住过去；如果能把握住过去，才有可能面向未来。

奥威尔说的是“老大哥的凝视”，司马迁说的是“失败者的不屈”。这种态度对今天有什么启发？首先，历史写作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即使在政治高压的时代，也要想办法保留不同的声音，这种手法古代叫“讽喻”，现在叫“阴阳怪气”。其次，要承认历史写作的多重功能。现代史学往往只关注求真，但司马迁告诉我们，历史还可以承担传承价值观、提供情感慰藉、启发现实思考等多种功能。我们需要求真的历史，但也离不开承担更多功能的历史，这是一个事实，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它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