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的纽约，曼哈顿中城的高层公寓里，陈嘉阳刚结束与父亲的视频通话。屏幕那头，父亲正在查看他下周回国参加某私募基金终面的行程安排——机票已经订好，面试官是父亲大学同学的下属，甚至入职后的租房问题也已通过“关系”解决。同一时刻，布鲁克林一间合租公寓的地下室里，刘畅正在修改第47份简历。他没有告诉国内务农的父母，自己已经用光了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期限，下个月必须离开美国。这两个在同一个课堂上讨论案例的同学，正在经历截然不同的求职命运。
这种分化，正在成为留学生群体心照不宣的现实。当外界还将“海归”视为一个同质化标签时，群体内部的机会鸿沟已经悄然形成。根据《2023中国留学发展报告》，留学生家庭年收入超过100万的比例从十年前的15%上升至38%，而低于30万的比例从45%降至22%。经济基础的差异，通过一系列隐秘的转化机制，演变为求职机会的结构性不平等。
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是最直接的路径。王梓涵在伦敦政经学院就读期间，通过父亲介绍，大二暑假就在一家顶级投行香港办公室实习。这段经历成为她简历上的黄金条目，毕业后顺利获得同一家公司的全职offer。相比之下，靠全额奖学金留学的李想，整个暑假都在餐厅打工支付生活费，简历上的“相关经历”一栏始终空白。“我们上同样的课，考同样的试，”李想说，“但求职时，我们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
信息获取的阶层差异同样深刻。富裕家庭的学生往往能获得“圈内”信息：哪些公司有隐藏招聘渠道、哪些面试官偏好何种回答、哪些技能组合正在成为市场热点。这些信息在封闭的微信小群和家庭饭桌上流动，却很少进入公开的求职平台。张伟偶然得知，同专业的几个中国学生有一个不邀请他的小群，“里面分享的内推机会，我在任何网站上都找不到”。
经济安全网的存在与否，则决定了求职策略的激进程度。家境优渥的学生可以承受更长的求职周期、接受无薪实习、尝试高风险高回报的创业路径。而经济压力大的学生往往需要尽快获得收入，不得不接受次优选择。赵悦在加拿大求职期间，因家庭经济变故，不得不在毕业前两个月接受了一份远低于预期的工作，“我没有时间等待更好的机会”。
更微妙的是文化资本的差异。从小参加国际夏令营、熟悉西方社交礼仪的学生，能更自然地融入跨国公司的文化环境；而第一代大学生出身的留学生，则需要额外精力学习这些“不成文的规则”。陈敏在摩根士丹利面试时，因为不知道该如何与面试官闲聊高尔夫话题而紧张失措，“那些对话像是一种密码，而我从未学过解密”。
这种不平等因疫情后的就业市场收缩而加剧。当职位减少时，隐性的人脉网络和资源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2023年一项针对北美中国留学生的调查显示，家庭年收入前10%的学生，毕业三个月内找到工作的比例是后10%学生的2.3倍。
然而，分化的故事并非只有单一面向。资源匮乏的学生中，也涌现出独特的应对策略。刘畅虽然最终回国，但他在美国期间建立了一个跨校留学生互助网络，成员互相分享求职信息、模拟面试、甚至合租以降低成本。这个网络在他回国后继续运转，成为一群“无背景”海归的重要支持系统。
一些教育机构开始介入这种不平等。哥伦比亚大学 Career Center 专门开设了“第一代国际学生求职工作坊”，内容从如何建立领英档案到如何参加行业酒会的基础礼仪。虽然这种干预有限，但至少承认了不平等的存在。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观念层面。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开始公开讨论这种分化，打破“所有海归都富有”的刻板印象。在社交媒体上，“普通家庭留学”成为热门话题，分享如何用有限资源最大化留学价值的经验贴获得巨大共鸣。
对于个体留学生而言，认识到这种分化的存在，或许是制定有效求职策略的第一步。它要求一种清醒的自我定位：清楚自己站在不平等的哪一端，知道哪些障碍是结构性的，哪些可以通过努力克服。那些最终跨越资源鸿沟的人，往往不是否认不平等的存在，而是发展出一套在不平等中导航的特殊智慧——将劣势转化为独特视角，将匮乏激发为创新能力。
当陈嘉阳和刘畅在毕业典礼上再次相遇时，他们或许已经走向不同的人生轨迹。但真正的平等，或许不在于拥有相同的起点，而在于每个起点上的人都能获得尊重，每种奋斗的路径都能被看见。留学生群体的故事，从来不止一种叙事；而在那些被忽略的叙事中，往往藏着最坚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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