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大唐盛世，世人总先想起长安城的繁华、诗坛的璀璨与国力的强盛，而这份盛世的底色，藏着刻入骨髓的包容。作为当时世界的国际大都会，长安城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接纳了数十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们在此经商、为官、求学、定居，与唐人相融共生，让长安城成为真正的“世界之都”，也让大唐的包容有了最生动的模样。
唐代的长安城，面积超84平方公里，人口逾百万，其中外国侨民占比约十分之一，波斯、大食、新罗、日本、天竺、粟特等诸国之人，沿着丝绸之路与海上航线汇聚于此。长安城的西市，是外国人的聚集之地，这里被称为“金市”，粟特商人的珠宝铺、波斯人的酒肆、西域的胡食店鳞次栉比。胡商们带来了西域的美玉、香料、珠宝，又将大唐的丝绸、瓷器、茶叶运往世界各地，一笔笔交易间，不仅是商品的流通，更是文化的交融。
在长安的外国酒肆中，胡姬当垆沽酒、胡乐手拨弦演奏，成为长安城一道独特的风景。诗仙李白曾写下“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正是当时外国人生活融入长安市井的真实写照。除了经商，外国人的饮食、服饰、娱乐也深深影响着唐人，胡饼、胡麻、葡萄酒成为长安人的日常，胡服、胡帽在街头随处可见，胡旋舞、柘枝舞登上宫廷与民间的舞台，大唐的生活因多元文化的融入而变得丰富多彩。
大唐的包容，远不止于市井生活的相融，更体现在政治层面的开放与平等。唐代打破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见，大胆任用外国人为官，这些外籍官员遍及朝廷各部、地方州县，甚至手握军权。来自波斯的阿罗憾，曾出使西域诸国，为大唐的外交事业立下功勋；日本的阿倍仲麻吕，考取大唐进士，历任左拾遗、秘书监等职，与李白、王维等诗人结下深厚情谊，终老于长安。
不仅如此，大唐还为外国学子敞开了求学之门。当时的国子监，接纳了新罗、日本等国的留学生，他们学习大唐的经史子集、典章制度，将中原文化带回本国。日本的大化改新，便借鉴了大唐的官制、律法与科举制度；新罗的文字、服饰，也深深打上了大唐文化的烙印。这些留学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大唐的文明远播四海。
宗教的包容，更是大唐包容精神的重要体现。长安城内外，不仅有佛教的寺庙，还有道教的宫观，更有来自西域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的寺院，各种宗教在此和谐共存，互不排斥。唐太宗时期，玄奘西行取经归来，朝廷为其修建大雁塔，供其译经弘法；唐高宗时期，景教传入长安，朝廷允许其建寺传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便是最好的见证。这种对不同宗教的包容，让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的宗教文化中心之一。
外国人在长安的生活，看似是一个个个体的选择，实则是大唐盛世包容精神的必然结果。大唐国力的强盛，让其拥有足够的自信去接纳外来文化；而开放包容的国策，又让大唐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独有的盛唐气象。这种包容，不是简单的接纳，而是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创新，让大唐文化既有中原的底蕴，又有世界的色彩。
千年之后，回望长安，那些穿梭在街头的胡商、入朝为官的外籍臣子、苦读诗书的外国学子，依然是大唐盛世最鲜活的注脚。大唐的包容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强盛，从来不是靠封闭自守，而是靠开放包容；一种文明的延续，从来不是靠固步自封，而是靠交流互鉴。这份跨越千年的包容精神，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为我们提供着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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