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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刘小枫

十九世纪的普鲁士政治思想家康斯坦丁·弗兰茨(1817—1891)的“中欧联邦”(das Mitteleuropäische Bund)构想,据说是如今“欧盟”观念最早的创构者之一。由于弗兰茨反对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观念,人们在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史中才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其实,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久,就已经有德国的政治思想史家认为,应该重新考虑整整一百年前弗兰茨提出的德意志联邦构想。

弗兰茨出生在维也纳会议之后,严格来讲属于1848年革命的那一代。他从小深受自由民主信仰的熏陶,因为他的父亲是新教的加尔文派牧师。15岁那年,正在读中学的弗兰茨遇上汉巴赫节,马上成了狂热的自由民主分子。据他自己说,幸好歌德的《浮士德》让他摆脱了这种“蛊惑人心的精神”(der demagogische Geist)。弗兰茨上大学时,起初在哈勒大学攻读数学和物理学,三年后因迷上“老黑格尔的正统学说”,转到柏林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1839年),兰克对他的评价是“非常勤奋”。弗兰茨加入“青年黑格尔派”,撰写了“黑格尔哲学句读”之类的书,但在1841—1842年冬季学期听过谢林讲“启示哲学”的大课后,他又抛弃黑格尔,成了谢林哲学的信徒。29岁时(1846),弗兰茨意识到自己的在世使命是塑造德意志的政治未来,毅然决定从政。

作为普鲁士人,弗兰茨首先关注的是德意志人与其斯拉夫邻邦的关系。1847年下半年,已经30岁的弗兰茨游历了波希米亚、施蒂里亚、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西里西亚和波兹南。他敏锐地观察到,维也纳会议建构的战后大国协调体系已经解体,英国、俄国乃至法国因各自的殖民扩张再次开始争夺欧洲霸权,这促使他萌生了以德意志邦联为中心建构“中欧联邦”的想法。回到柏林后,适逢1848年革命兴起,弗兰茨发表了不到50页的短论《波兰、普鲁士和德意志:论重组欧洲》,初次为德意志的政治未来勾勒了一幅中欧联邦愿景,这成了他后来百折不挠为之奋斗的终身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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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制的大德意志

弗兰茨的这本小册子从“[自然]地理状况”说起,再转向政治地理的历史演化。在他看来,普鲁士王国自从拥有一个波兰人省份波森(Posen)后,就不再是单一民族政治体。因此,它不应该接受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方案,而是应该与波兰结成“双元”联邦政体,并以此为基础吸纳周边政治单位,建构“波罗的海联邦国家”(baltische Föderativstaat)。这看起来是一种“大普鲁士”构想,其实不然,弗兰茨梦想的是,这个联邦国家与同样应该走向联邦国家的德意志邦联和奥地利帝国一起,共同打造一个联邦制的中欧共同体:

让我们考虑一下这片广袤地域,它从运河延伸到芬兰的胸怀,从日内瓦湖延伸到黑海:所有这些土地都将在联邦制原则下以最多样化的形式结为一体。

显而易见,弗兰茨不仅反对“小德意志方案”,而且比“大德意志方案”走得更远。他希望看到的联邦制中欧“合众国”,实际上超出了当时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和德意志邦联加在一起的疆域。弗兰茨的小册子以勾勒了一幅浪漫化的德意志大一统之梦结束,其言辞非常著名:

一个联邦制的大德意志(ein großes föderatives Deutschland),与东面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结盟为合众国(Föderativstaaten),形成从斯海尔德河流域到多瑙河流域,从瑞士山原到[北部]大海(Pontus)的大联邦区。这比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要伟大得多,因为后者会缺乏东西部的自然补充,粗暴地摧毁既有的一切,限制德意志生活的多样化发展,违背我们民族的世界使命(Weltberufe)。德意志置身于诸民族之中,它不应像法国那样闭关自守,那样中央集权化;德意志民族的使命是成为[中欧]各民族统一(die Völkereinheit)的中介,并通过一个大联邦机体(einen großen föderativen Organismus)来代表这种统一。

弗兰茨的提案基于中世纪的德意志联邦体制,而非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在1848年的革命年代,即便是持有“大德意志方案”的温和自由派对此也难以接受。奥地利的大德意志派倒是欣然赞同弗兰茨的观点,因为这意味着走神圣罗马帝国的回头路,而在革命者看来,这是地道的封建王权复辟。

三年后(1851),弗兰茨出版了《论德意志联邦》,进一步阐发他的中欧联邦构想。作为普鲁士人,弗兰茨明确反对以普鲁士为主体建构德意志合众国,但他也反对以奥地利帝国为主体。在他看来,两者都是在古老的德意志帝国的边缘地带——前者在东北边缘,后者在东南边缘——兴起的政治体,因而在建构大德意志的问题上不具备领导者资历和发挥领导作用的合法性。何况,普鲁士的成长过程与斯拉夫民族关系密切,而奥地利一直是多民族政治体,前者若要并入民族国家式的德意志合众国,就得割舍波兰人省份,而后者则必须割舍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并放弃在黑海方向承担的历史责任。弗兰茨认为,普鲁士应该继续实现其历史使命,与波兰结为联邦,以此为基础吸纳周边的斯拉夫民族,把立陶宛、库尔兰(Curland,今属拉脱维亚)和利沃尼亚(Livonia,今大部属于爱沙尼亚)等大小公国包括进来,构建一个“波罗的海联邦国家”。奥地利则继承并巩固其历史成果,与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民族形成“多瑙河民族联邦国家”。

由此可以理解,在弗兰茨看来,解决德意志的统一问题既不能靠普鲁士王国,也不能靠奥地利帝国,而是得靠德意志邦联。这首先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即处于欧洲半岛的中心地带,其次是因为它的历史地位,毕竟,这里才是旧德意志帝国的核心区。一旦德意志邦联与奥地利和普鲁士一起,以联邦制形式组成中欧合众国,其疆域从莱茵河口延伸到波罗的海,从阿尔萨斯到多瑙河入海口,从阿尔卑斯山到北海沿岸,欧洲大陆就会出现一个堪与北美合众国比肩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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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地图

[法]雅克・尼古拉・贝林 绘,1764年

弗兰茨的中欧合众国构想背后的支撑性政治观念有两个。其一,多民族融合的“社会—联邦理念”(Die social-föderativen Ideen),以此抵制拿破仑战争带来的自由主义民族国家观;其二,有机体的政治生长观,反对割断政治体的历史血脉(《论德意志联邦》,页115一116)。弗兰茨明智地认识到,法国大革命所张扬的自由主义民族国家观念既不具有普适性,也不能被视为一种“政治进步”或历史的进步。1848年的欧洲革命充分表明,原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的诸政治体无不陷入日趋严重的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危机。即便如此,无论德意志邦联还是普鲁士王国抑或奥地利帝国,都不应该以建构一个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为目的,而是应该追求各部分保持高度自治的联邦政体。在多民族杂居的中欧和东欧,若推行民族国家式的欧洲重组,其结果不是族群相互排斥的战争,就是强制同化的战争。

由此可以理解,弗兰茨坚决拒绝民族国家观念,竭力呼吁以德意志邦联为主,在继承中世纪德意志帝国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有机共同体联邦制的“中欧合众国”(Vereinigten Staaten von Mitteleuropa)。弗兰茨的构想遇到的麻烦首先在于,古老的德意志帝国疆域早已不完整,其西部从北到南的荷兰、比利时、洛林、阿尔萨斯和瑞士,要么出走,要么被夺走。因此,弗兰茨在一开始就提出,德意志邦联应该致力于重新赢回这些地区,而这显然不能通过武力来实现,只能凭靠一部自由的联邦宪法吸引这些被帝国抛弃的成员回到德意志大家庭,形成一个德意志西部联邦(das Westdeutsche Bund),其成员可以是公国,也可以是共和国。其次,目前的德意志邦联中仍然有许多封建王侯政体(das Fürstenthum),但它们不能被视为德意志实现统一的障碍。恰恰相反,德意志西部联邦的建构必须尊重历史的血脉,毕竟,封建王侯政体一直是德意志成长连续性最为重要的载体。

1879年,年逾六旬的弗兰茨出版了大著《联邦主义》,此书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作为社会、国家和国际有机体的主导原则,尤其涉及德意志”。这意味着弗兰茨致力于把他的联邦论提升为一种涵盖社会、国家和国际三个层面的整全的政治学说,以此与自1860年以来占据德意志舆论主流的民族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死磕到底。弗兰茨始终相信,古老的德意志欧洲若要获得新生,必须走联邦主义的政治道路:

在本来的欧洲,德意志处于中间位置,调解职能(das Mittleramt)因此而落在了它身上,就像我们的伟大帝王在几个世纪中实际行使过的那样——不是君临(Herrscherthum),而仅仅是调解,[如今]必须根据具有发展意识的观念和事物的当前形势来[重新]塑造这种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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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联邦主义》书影,1897年德文版

所谓“本来的欧洲”(das eigentliche Europa)指奥托大帝(Otto I the Great,936一973年在位)打造的德意志欧洲,而非查理大帝打造的欧洲,否则德意志不可能处于中间位置。至于所谓“具有发展意识的观念和事物的当前形势”,则分别指弗兰茨针对大西洋革命理念提出的联邦主义和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立国以来的形势。换言之,虽然由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帝国已经立国,弗兰茨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中欧联邦构想。他再次强调,德意志联邦作为中欧联邦的“中心”,并不意味着它应该扮演中央集权式的支配性角色。中欧联邦的政治形式不应是一个国家,哪怕是联邦制国家,但也不应该是一种国际联盟。毋宁说,为了将政治、文化和种族上异质的成员结合成一个混合国家法和国际法元素的有机整体,它应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国家形态的“最为宽泛的联邦”(confoederatio Iatissima),而其中的次级性的“狭义联邦”(confoederatio arcta)和“较为宽泛的联邦”(confoederatio Iatior)内的各政治单位,仍然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以保护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但是,作为“最为宽泛的联邦”,中欧联邦必须有统一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尤其是得有统一的军事力量,毕竟,联邦各成员单位都有切实的共同利益。当然,不能缺少的基本要素还有传统的基督教共同体原则(《联邦主义》,页312一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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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一世(Otto I the Great,936一973年在位)

浪漫主义抑或现实主义的政治构想

弗兰茨在《联邦主义》中还强调,以德意志人为主体的中欧联邦应该成为欧洲诸多弱小民族的保护力量,这不仅是德意志人的欧洲使命,也是其世界使命。在今天的耳朵听来,这无异于大国沙文主义的托词;但对弗兰茨来说,这不仅是古老的德意志帝国具有的历史使命,也是他观察新的欧洲均势乃至正在形成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所得出的结论。

1848年的革命风潮刚刚趋于平静(1851),弗兰茨就前往法国考察新的政治动态,随后又在普鲁士外交部门从事实际政治——出任驻巴塞罗那和加的斯总领事馆领事(1853一1856)。在此期间,欧洲发生了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英国和法国与俄国为争夺小亚细亚的控制权在克里米亚展开了长达三年的厮杀。战争结束那年,弗兰茨猛然意识到,从事实际政治没有意义。他毅然辞去公职,从此潜心研究国际和国内政治,以写作为生。直到去世前几年,弗兰茨都活得相当清贫,但论著迭出。

1859年,弗兰茨匿名出版了400多页的大著《欧洲均势研究》。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不仅是弗兰茨一生中最具前瞻性的著作,也是欧洲的第一部全球视野的地缘政治学著作,尽管重心仍然是德意志问题。弗兰茨提出了一个相当超前的观点:新的欧洲秩序将受英、法、俄、美四大国构成的“四方共治”(Tetrarchie)支配,因为俄国和美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大国,它们将直接影响欧洲均势。众所周知,这是二十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最终形成的欧洲均势。

对正在形成的新欧洲均势的观察,促使弗兰茨进一步推进他对中欧联邦构想的思考。英国和法国凭靠海外殖民扩张已经不再是欧洲国家,而是世界大国,唯有德意志能够代表欧洲传统。然而,“四方共治”取代大国协调的欧洲均势后,德意志问题不再是被侧翼包围,而是被边缘化,即不再是传统欧洲的中心。正是基于这一观察,弗兰茨提出了德意志的“世界使命”论题(《欧洲均势研究》,页351一365)。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让德意志保有在欧洲应有的重心位置。他更加坚定地相信,重建德意志帝国不能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出发,而是只能恢复中世纪传统的联盟观念。毕竟,德意志所处的中欧具有多民族性。如果这里的诸民族之间兵戎相见,只会让西边的英国和法国以及正在崛起的俄国和美国获利。大德意志联邦应整合整个中欧,并保持自己的文明独立性,才能与西方(英、法、美)和东方(俄国)的世界大国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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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欧洲均势研究》书影,1859年德文版

看到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并不需要特别的洞察力,拿破仑战败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在19世纪50年代末,看到北美合众国已经算得上是世界大国,才需要特别的眼力。两年后(1861年),弗兰茨写了一本小书专论美国的成长及其对德意志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世界政治”概念,进一步发展了他在《欧洲均势研究》中提出的“四方共治”观。二十年后,更确切地说,完成《联邦主义》大著之后,弗兰茨紧接着发表了三卷本《世界政治:尤其涉及德意志》。显然,弗兰茨越来越意识到,不能仅从欧洲均势的视野看待中欧处境,而是应从全球均势角度考虑如何为中欧联邦提供政治保护,以抵御北美日益增长的经济优势和俄国的潜在军事优势。由此可以理解,弗兰茨更加相信,德意志帝国必须走向中欧联邦,与奥地利、荷兰、瑞士、波兰、立陶宛形成经济军事共同体,才能获得足够大的体量,抵御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这样的民族主义大国。显然,只有联邦制的政治架构,才有可能让瑞士、荷兰、比利时乃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放心地加入中欧联邦。中欧联邦不仅能够缔造欧洲和平,更有稳定全球秩序的作用,而联邦主义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乃是建立新的世界和平秩序。因此,当联邦主义被误解为要么旨在复辟中世纪的德意志帝国,要么与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俾斯麦作对时,弗兰茨失望至极(《世界政治》,卷三,页208)。

弗兰茨极力反对俾斯麦的帝国志业,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两人早就相识,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时(1862),还曾邀请弗兰茨入阁。因俾斯麦支持“小德意志方案”,弗兰茨拒绝了邀请。随着俾斯麦主导普鲁士后的政治取向日趋明显,弗兰茨开始频繁地抨击俾斯麦的政策。1866年7月,普鲁士军队在克尼格雷茨(今捷克境内的Hradec Králové[赫拉德茨—克拉洛维])完胜奥地利军队,这让弗兰茨看到,普鲁士主导的北德意志邦联迟早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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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德意志帝国的成立》

[德]安东・冯・维尔纳 绘,1885年

没过几年,普法战争就爆发了。俾斯麦以普鲁士为基础成功实现了“小德意志方案”,弗兰茨意识到,他的中欧联邦构想已经不会再有实现的机会,但这使得他更加不遗余力地抨击俾斯麦。他尖锐地指出,这个帝国最终会是一个建立在刺刀尖上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权力结构。与此相关,弗兰茨也抨击普鲁士式的哲学和史学,指责它们导致了德意志知识生活的沦落,尤其助长了日益世俗化的生活态度。弗兰茨将攻击矛头直接对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民族自由主义,甚至指责它具有犹太品质:俾斯麦建立的帝国是“犹太民族品性的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 jüdischer Nationalität),民族自由主义是犹太拜物教的典型体现。结果不难设想,弗兰茨也因此成了反犹主义的先驱之一。

弗兰茨对俾斯麦的德意志帝国的抨击尽管尖锐,但在普鲁士与奥地利争夺中欧领导权的历史时刻,没人愿意倾听他的声音。弗兰茨的中欧联邦构想承接了诺瓦利斯—谢林的浪漫派欧洲观,他的联邦主义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浪漫化的“乌托邦理念”。即便在今天,政治史学家仍然认为,弗兰茨“无疑低估了民族主义的政治能量”。当欧洲“争先恐后建立民族国家”并“一再互相攻伐时”,他的“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大帝国”构想显然不可能“满足民族主义的期望”。

这一说法未必恰切,毕竟,弗兰茨从未想过要“满足民族主义的期望”。在民族主义的时代,弗兰茨的中欧联邦构想不切实际倒是真的,他的联邦主义也因此不可能转化为一种实际的政治力量。举例来说,弗兰茨十分看重荷兰加入中欧联邦的重要性,因为这会让中欧联邦具有跨大西洋的意义。但问题在于,荷兰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独立主权成为德意志西部联邦的一部分呢?设想波兰臣服于居住在柏林或华沙的普鲁士国王,更是异想天开。

弗兰茨希望荷兰能够加入中欧联邦,明显受到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影响。后者曾经说过,从“地理位置、商业和工业环境以及居民的血缘和语言”来看,荷兰应该被视为“德意志分裂时期”“脱离出去的一个省”。近两百年来,荷兰能够获得不少海外殖民地,并由此获得巨大利益,不过是因为“天性善良”的德意志人对荷兰人开放市场,“对自己的商业利益缺乏足够的认识”。如今,荷兰明显在走下坡路,因为其人口和地缘位置使得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荷兰应该意识到,尽管自己的商业实力不弱,但整体国力过于弱小,难以维持规模庞大的军队,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处境中最终只能处于依附地位——不是依附法国就是依附英国,其独立地位仅仅是表面上的。它若想保持繁荣,就得背靠强大的德意志。因此,荷兰应该加入德意志商业联盟。其实,李斯特更多想到的是,基于实际政治的考虑,荷兰作为德意志家园的西北大门不能属于外人,就像法国不能设想诺曼底属于英国。

这种看法明显是一厢情愿,而在弗兰茨身上,诸如此类的一厢情愿要多得多。他居然相信,与普鲁士支配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相比,松散的中欧联邦会让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大国更少感到威胁。尽管如此,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又不能说弗兰茨的中欧联邦构想以及对俾斯麦的抨击不切实际。弗兰茨敏锐地预感到,德意志帝国若成为单一民族国家必然走向军事强国,而这又必将以灾难收场,因为这不可避免会招致针对新生德意志帝国的世界大战。德意志的地缘处境四面受敌,它不像美国和俄国那样有“广袤的自然基础”,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俾斯麦打造的德意志帝国恐怕连老本都会输掉。这样的看法的确不能说是不切实际,反倒是非常实际。

这部文集是弗兰茨最重要的两篇早期作品《波兰、普鲁士和德意志:论欧洲重组》和《论德意志联邦》与曼弗雷德·埃默博士介绍弗兰茨思想的《中欧:浪漫派政治家弗兰茨的愿想》一书的合刊(感谢埃默博士慨然赠予翻译版权),以有助于我国学界对欧洲尤其是德意志政治成长的历史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通过认识弗兰茨思想的历史命运,我们至少能够更好地了解到,欧洲的政治成长史远不是那么简单——尤其是大一统帝国式的欧洲政治愿想,自十六世纪以来从未绝迹过。

(书讯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前言脚注略。)

弗兰茨的中欧帝国愿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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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斯坦丁·弗兰茨 [德]曼弗雷德·埃默 著

刘小枫编 谢琼 译

定价:68元

出版时间:2025年11月

ISBN:9787522761848

内容简介

弗兰茨的中欧帝国愿想》是十九世纪普鲁士政治思想家康斯坦丁·弗兰茨最重要的两篇早期作品《波兰、普鲁士和德意志:论欧洲重组》和《论德意志联邦》与曼弗雷德·埃默博士介绍弗兰茨思想的《中欧:浪漫派政治家弗兰茨的愿想》一书的合刊,有助于我国学界对欧洲尤其德意志政治成长的历史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通过了解弗兰茨为德意志的政治未来勾勒的中欧联邦愿景,认识他思想的历史命运,我们至少能够更好地了解到,欧洲的政治成长史远不是那么简单——尤其是大一统帝国式的欧洲政治愿想,自十六世纪以来从未绝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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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与地理丛编

刘小枫 主编

德意志与二十世纪世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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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路德维希·德约 著

章利钦等译

定价:45元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ISBN:9787522759975

内容简介:

本书是德约1948年出版的名著《均势还是霸权》(中文版为《脆弱的平衡:欧洲四个世纪的权势斗争》)的续篇,进一步探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与欧洲史上的争霸战争的历史关系。德约是“后兰克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从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进程角度看待欧洲国家间的均势与争霸,深度解读德国与美国、俄国的历史关系,见解独特,对于今天理解世界政治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仍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深受欧美世界史学界和国际政治史学界重视。

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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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鲁道夫·契伦 著

温玉伟 译

定价:65元

出版时间:2025年12月

ISBN:9787522763231

内容简介:

瑞典地缘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在《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中,提出了极具颠覆性的观点:国家并非仅仅是一个法律或契约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有机体”。他基于生物—政治学原则挑战传统的国家观念,将国家类比为一个不断生长、呼吸、为生存而竞争的政治机体。

这部写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著作深入剖析了国家如何通过地理扩张、经济竞争和内部政治发展来维系生命,阐述了地理因素在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中的决定性作用。契伦的“生命体”理论为后来的地缘政治学派,特别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框架,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政治思维。

本书不仅是理解契伦思想及其“地缘政治”(Geopolitik)概念的必读之作,更是探究政治地理学、国际关系学和国家理论发展历程的重要里程碑。可以使读者在变乱交织的国际政治变局中重新审视国家间的权力角逐和生存竞争的根本逻辑。

统治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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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列高里奥·马拉农 著

张珂 译

定价:126元

出版时间:2025年11月

ISBN:9787522761749

内容简介:

本书详尽记录了西班牙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传奇的一生,并由此折射出西班牙17世纪的政治变迁。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是著名的政治家,国王费利佩四世的首相,股肱之臣。他担任首相期间,权倾朝野,力主改革,但同时因财政赤字、连年战争等问题,招致民怨沸腾。最终,他的诸多政策导致国内的叛乱,1643年,奥利瓦雷斯被罢官并被流放至偏远乡村,由此,积郁成疾,精神错乱,于两年后病逝。

17世纪的西班牙,在经历了15、16世纪的鼎盛之后,国力渐衰。其由盛及衰的原因成为学者热烈探讨的话题,对此,本书作者也有独到见解,认为在诸多历史必然之中,西班牙天主教保守势力过于强大,从而各种社会变革难以推行便是其中之一。

本书内容立足翔实严谨的历史研究,叙述张弛有度,文字简练优美,既是一部人物传记,又可视为一部严肃的历史作品。

中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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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弗里德里希·瑙曼 著

朱雅各 译

定价:99元

出版时间:2025年9月

ISBN:9787522759630

内容简介:

弗里德里希·瑙曼的《中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地缘政治思想的标志性文本。面对欧洲传统强权国家(英、法、俄)的围堵,瑙曼提出以德国与奥匈帝国为核心,联合中东欧诸国构建中欧联盟,试图通过经济共生与文化整合重塑欧陆秩序。该构想被部分学者视为欧盟区域一体化的思想雏形,其关税同盟、经济互嵌等理念深刻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欧洲煤钢共同体乃至欧盟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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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曹潜

编辑:曹潜 习茜茜

审核: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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