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走的那天，我没哭。

不是不难受，是顾不上。医院走廊的白炽灯晃得人眼睛发疼，我捏着一沓单据，在缴费窗口和主治医生办公室之间来回跑。死亡证明要开，太平间的手续要办，殡仪馆的电话要打。手机一直在响，舅舅的，姨妈的，还有几个我妈老同事的。我一个个接起来，用自己都惊讶的平静语气说：“嗯，早上六点二十走的。挺安详的。后事……我正在办。”

最后一个电话是我爸的发小，李叔打来的。他声音哽咽着说了半天节哀，末了问：“孩子，有什么事需要叔搭把手的，你尽管说。家里……还有谁能帮你顶一顶？”

我捏着手机，站在医院满是消毒水味的楼梯间里，忽然就卡了壳。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像检索一个出了故障的数据库。

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我，张伟，八零年生人，正儿八经的第一批独生子女。今年四十三岁，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企当个小主管。妻子？五年前离了，没孩子。父亲？在我三十岁那年心梗走的。现在，妈也没了。

李叔还在电话那头“喂？喂？”，我喉头滚动了一下，说：“谢谢李叔，暂时……都还行，我能处理。”

挂了电话，那股空，才慢吞吞地、实实在在地，从脚底板漫上来。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这话，我这几年没少在网上看。可直到此刻，那“只剩归途”四个字，才像一把钝了的冰锥子，一点一点，凿进我的骨头缝里。冷，而且疼得绵长。

我的来处呢？那个我曾经称之为“家”的坐标，那个无论我混得好赖、飞得多远，都知道有一盏灯、两张望眼欲穿的脸在等着我的地方，被永久地注销了。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场程序错乱的快进电影。

追悼会来了不少人。我妈单位的老同事，我家以前的邻居，还有几个我多年没联系的远房亲戚。他们握我的手，拍我的肩，说着重复的安慰话。我看着他们悲伤或客套的脸，心里却像个局外人。我知道，过了今天，这些人大部分会重新沉回各自的生活海里，连个涟漪都不会再有。

老房子一下子静得吓人。以前嫌我妈唠叨，电视声开得大，现在，耳朵里只剩下冰箱低沉的嗡鸣，和自己走动时拖鞋摩擦地板的回音。我开始整理遗物，这件事，没人能替我。

翻开衣柜，是我妈那股熟悉的、淡淡的肥皂和晒过太阳的味道。衣服按季节分得清清楚楚，很多都半新不旧，领口袖口磨得发白也舍不得扔。抽屉里，有我从小到大的相册，每一张照片下面都用工整的小楷写着日期和地点。我小学的奖状，用透明薄膜小心压平；我爸的几本旧书，书页泛黄，里面夹着当书签用的糖纸，那糖，我小时候吃过。

还有那个带锁的饼干盒子。打开，里面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是我的乳牙，我掉的第一颗门牙，用一小团棉花包着。几缕我婴儿时的胎发，细软得不可思议。我从小到大每一学期的成绩单，家长会通知，甚至是我初中时写给隔壁班女同学、最终没敢送出去的那封蠢透了的“情书”。

我坐在地板上，对着这一堆零零碎碎，胸口堵得喘不上气。原来我这前半生的根须，全都埋在这些琐碎里，被我妈一丝不苟地收藏着。现在，收藏家不在了，这些根须暴露在空气里，迅速风干、发脆。

遗产手续办得我头皮发麻。跑公证处，跑派出所，跑房管局，跑银行。每个窗口后面的人都面无表情，流程清晰无比，材料要求苛刻。缺一个章，少一个证明，就得全部重来。我一个人，拿着一大堆文件，在各个冰冷的办公楼里穿梭，感觉自己像个笨拙的、推动巨石的无名小卒。

最难受的一次，是在公证处。需要证明“我爸妈只有我一个孩子”。我爸的死亡证明，我的独生子女证，户口本……还不够。工作人员隔着玻璃，头也不抬：“你得去你父母原单位，或者档案存放地，开他们的人事档案证明，里面要有明确的家庭成员关系页。”

我妈的原单位，十年前就改制解体了。我打了一下午电话，辗转找到当年管档案的一位退休大姐。电话里，她想了半天，才依稀记得好像有批旧档案移交到市人才中心了。我又跑到人才中心，排了半天队，对方查了半天电脑，说年代太久远，纸质档案可能在某区的档案局库里，需要调档申请，等十五个工作日。

我站在人才中心门口，看着马路上车水马龙，突然就一步也走不动了。疲惫像潮水一样没过头顶。就在那一瞬间，我特别想打个电话问问我妈：“妈，咱家那个户口本首页，当年是谁去派出所盖的章来着？”

电话当然没打出去。我蹲在路边花坛沿上，把脸埋在手里，肩膀抖得厉害，但一滴眼泪也没有。只是觉得，没着没落。

朋友们不是不关心。头几天，微信上问候不断，约我出去吃饭喝酒散心的也有。我去了两次。饭桌上，大家小心翼翼地避开相关话题，聊工作，聊球赛，聊孩子上学。我看着他们热火朝天地讨论学区房、辅导班，突然觉得中间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他们的世界烦扰、热闹、有枝有蔓；我的世界，清静得只剩下回声。

一个哥们儿喝多了，搂着我脖子说：“伟子，以后逢年过节，没地方去就来我家！多双筷子的事！”

我知道他是真心的。可我也知道，大年三十，别人家团圆饭热气腾腾，我作为一个“外人”坐在那里，那种格格不入的滋味，比一个人在家吃泡面，可能更难受。那不是我的家，那是别人家的圆满，映照出的，是我彻底的“剩余”。

病不起，更死不起。这是另一个逐渐清晰的认知。

我妈走后第三个月，我得了重感冒，发烧到三十九度五。家里没退烧药了，强撑着爬起来想去楼下的药店，结果在电梯里一阵天旋地转，差点栽倒。是邻居老太太扶住了我，吓了一跳，赶紧让她儿子开车送我去了医院。

挂号，抽血，等结果，打点滴……我一个人躺在急诊留观室的窄床上，看着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掉，心里慌得不行。不是怕病，是怕万一我晕在家里没人知道，怕万一需要手术没人签字，怕……怕像我爸和我妈一样，走的时候，身边连个至亲的人都没有。

那之后，我默默地去买了好几份保险，意外、重疾、医疗。我把家里备用钥匙，放了一把在信得过的邻居那里。手机紧急联系人，设成了那位热心的邻居和离得最近的一个表弟——虽然平时几乎不联系。

我开始格外注意身体，按时吃饭，强迫自己锻炼。我不敢病，不敢出意外，因为我的身后，真的空无一人了。我的“身后事”，恐怕也得靠这些冷冰冰的合同和并不算亲厚的“联系人”来料理。

时间慢慢往前磨。

老房子我还是没卖，也没租。每周回去打扫一次，开窗通风。有时候，我会在爸妈的卧室里坐一会儿，什么都不干，就坐着。阳光照进来，能看到空气里飞舞的微尘。

悲伤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排山倒海，它变成了一种更恒定的、更隐蔽的东西。像背景噪音，平时不太察觉，但在某些时刻，会突然调高音量。

比如，在超市看到适合老人吃的无糖点心，手伸出去才愣住。

比如，换季整理衣服，再也不用分出“给爸妈带回去”的那一摞。

比如，手机里那个标注为“家”的号码，再也拨不通了。

比如，吃到一道好吃的菜，心里第一时间冒出的念头是“我妈肯定喜欢”，然后这念头像撞上冰冷的墙壁，碎掉。

我成了一个情感上的“孤儿”。法律上我早已成年，可在血缘和情感的谱系上，我被连根拔起，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坐标点。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分担回忆，没有叔伯姨舅可以偶尔走动，延续那一点点熟悉的烟火气。过去的一切，关于这个家族的故事、脾气、习惯甚至恩怨，都随着父母的离去，变成了我脑海里的孤本。无人验证，也无人共鸣。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会翻看那些老照片。看着我爸妈年轻的脸，看着那个被他们搂在中间、笑得没心没肺的小男孩。那时候，世界那么小，小得就是一个家。那时候，觉得“未来”是个闪闪发光的、遥远的词。

现在，未来来了。它的一部分，就是接受这种“举目无亲”。

接受，不是认命，而是明白，从此以后，人生的风雨，真的要靠自己一个人去顶了。父母的离去，像抽走了最后一道缓冲的屏障，让我直接而赤裸地站在了生活的最前线。

我开始试着重新整理生活。养了盆好活的绿萝。偶尔自己做顿饭，虽然很难吃。尝试着和几个同样单身的、处境类似的老同学定期聚聚，不谈深刻，只图有个照应。

前两天，我去陵园看了爸妈。把两束白菊分别放在他们的碑前。照片上，他们都在微笑。我站了很久，没有说很多话。最后，我对着墓碑，也对着空旷的四周，轻声说了一句：

“爸，妈，我好像……得学着一个人，当自己的家了。”

风吹过松柏，沙沙地响，像是回答。

下山的路，很长，我得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背后，是来处，也是归途。前方，是只剩我一个人的，漫漫的未知。

我知道，从今往后，所谓的“团圆”，就是我能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对和承受的，寂静的、后方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