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策而转危局，一语而退万军，一计而平骚乱，一谋而值千金，数言而定国基”，冬日，雍坐窗下，读着唐朝赵蕤《长短经》前言这几句话，觉得有“汉书下酒”的畅快之意。可惜无酒，就以大块文字为酒，以抒胸臆。
赵蕤的《长短经》我读了许多遍，一直有像围绕一个主题写一写的想法，因其“博学韬钤（qián），长于经世”纵横捭阖肆意汪洋的气度，我一直不知从何著笔，但一直不写吧，一直萦怀于胸，不能释然，还是决定动一动笔，写一个小短文。
提起赵蕤，恐怕知道的人不多，赵蕤的生平事迹，刘煦的《旧唐书》和欧阳修的《新唐书》皆未立传，因而不见于史料。但大诗人李白对他极为推崇，曾经跟随他学习帝王学和纵横术，时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赵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李白师承赵蕤的儒家风范、道家思想和豪侠性格，青胜于蓝，如虎添翼。
赵蕤是唐朝道家末枝纵横家，读百家书，博于韬略，长于经世。他出生在大融合、大统一、大团结的“开元盛世”，但他视功名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采取了“夫妇隐操，不应辟召”的处世态度。唐玄宗多次征召，他都辞而不就，过着隐居的生活。但他著的《长短经》，却对后世君臣德行、识人用人、度情察事、霸略权变影响深远。
赵蕤将纵横捭阖、王霸之术尽收笔底，后世将其与《资治通鉴》并称，视为帝王将相的枕边秘籍。然而，当我循卷而下，至《德表》等篇章，见其大谈德行修养，不免心生疑窦：一部以“术变”为核心的“反经”，何以对看似古板的“德”如此诸多的着墨？
这疑惑，使我反复在读这一章节，想弄明白赵蕤思想深潭的“德行”到底是怎样的。赵蕤他不愧为是大家，以独特的视角在重新阐述“德行”，他并非在重复儒家的道德箴言，而是在进行一场更为冷峻也更为深刻的建构：他将“德”从空中楼阁请下，置于权力与生存的实地，锤炼为一门关于“如何匹配”的动态艺术。
其全部精髓，凝于八字：“德者，得也。得事宜也。”
真正的德，在于“得事宜”，就是与所处时势、所居之位、所负之责，达成那精妙而动态的契合。
不妨，就让我们借赵蕤这面独特的透镜，窥视几幕历史关键时刻。看那看似矛盾的抉择背后，如何闪耀着同一种智慧的光芒。
一、 长安夜宴与睢阳孤城：两种酒，一种“得宜”
公元764年，长安夜宴，灯火通明，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权宦鱼朝恩举杯，以挑衅之态笑问座中那位须发皆白的老将郭子仪：“汾阳郡王当年邺城之败，六十万大军溃散，可还记得？”空气骤然冻结。
郭子仪缓缓起身，脸上无悲无怒，仰头饮尽杯中酒，坦然道：“鱼公提醒的是。败军之将，岂敢言勇。”此言一出，满座皆惊。然而众人见汾阳王如此大度，反而释然，宴会得以继续。这位功高盖世的老将，用一杯忍辱的酒，浇灭了可能燎原的政治火星。
几乎在同一时代轴线的另一端，公元757年的睢阳城头，正上演着另一幕。太守张巡对饿得形销骨立的将士们举起的不是酒杯，而是剑。他指着自己的爱妾，声音嘶哑却如铁石：“诸君终日鏖战，而忠义不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岂惜此妇！”
城陷前，这座孤城上演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幕。三万余将士与百姓，最终仅存四百余人。张巡和他的将士们，用一杯掺着血与铁的“酒”，为大唐王朝的江山命脉，争取了最后的生机。
两杯酒，两种极致的选择。谁更有“德”？若以寻常道德观之，郭子仪近乎“圆滑”，张巡则堪称“至烈”。但在赵蕤的框架里，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那个时代的“得事宜”。
郭子仪之德，在于审时度势并涵容忍受。安史之乱后，帝国最脆弱的是人心，最危险的是功臣与君王的猜忌。他的“柔”与“亏”，是主动消解权力锋芒，以个人声誉的损毁，兑换整个王朝的短暂平衡。
《长短经》在《权变》篇中点破：“处盛满之位，德在能亏。”郭子仪的德行，是在宦海之中的从流飘荡。
而张巡之德，在于忠贞不渝与壮烈尽节。在无可转圜的绝境，“势”已完全倾覆，任何机变都已失去土壤。此时，最大的“得事宜”，便是将忠义与勇气燃烧到极致，化身为一道震撼人心的精神闪电，照亮身后广袤的河山。他的选择，同样是“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二、 河北的收纳与洛阳的转身：刘秀的时移德易的典范
让我们将目光再向前推移。更始元年，河北之地群雄割据，年轻的刘秀以破虏将军之名，在此艰难经营。地方豪强送来美女、骏马、珍宝，试图结好。
年轻气盛的部将耿弇劝谏：“当显清正之德，拒之以示天下。”刘秀却微笑着，照单全收。是夜，他召集群雄与部下，指着堆积如山的财物说：“今日诸君所赠，皆乃明日诸位建功立业之资！”他瞬间从一个军事将领，转变为一个慷慨的利益分配者。
几年后，洛阳宫中，已是光武皇帝的刘秀，仿佛换了一个人。他退还四方进献的珍宝，提倡节俭，大力举荐孝廉，言行举止，全然是儒家理想的仁德之君模样。
为何同一个人，前后德行判若两人？赵蕤在《时宜》篇中给出了冷峻的答案：“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在天下分崩、弱肉强食的“有事”之秋，空谈仁德无异自缚手脚。
刘秀在河北展现的“德”，是海纳百川、务实聚力的“德”。他必须先活下来，聚拢人，才能谈未来。而一旦大局初定，进入“治平”之序，他必须迅速切换为“守成之德”，以仁义礼法来安抚人心，构建秩序。他的“变”，非是无信，而是对“时”与“位”变化的敏锐服从。
赵蕤对此有精妙譬喻：“德如兵甲，攻守异器。”
三、 太原城下的一袋种子：小卒小吏的仁慈之德
历史的宏大叙事常聚焦于帝王将相，但赵蕤的智慧同样烛照幽微。安史乱中，太原城一片混乱。仓曹参军杜丰，做了一件同僚无法理解的事：当所有人拼命抢运粮食以饱眼前之饥时，他偷偷藏起了一袋饱满的稻种。有人讥笑：“人都快饿死了，你还想着种地？”杜丰不语。城破前夕，他寻了一处隐秘之地，深埋稻种，并刻石为记。
七年后，战火稍熄，流民渐归。已是满头白发的杜丰，带领乡亲掘开那块土地。一粒粒沉睡的种子重见天日，成为一片荒原复垦的希望之源。
杜丰的“德”是什么？不是力挽狂澜，不是机变谋略。他的位置，只是一个“下位者”；他的时机，是天下鼎沸的“有事”之秋。
在“上位者”郭子仪、刘秀们以宏大智慧维系王朝运作时，杜丰的“得事宜”，是在其“匠”与“农”的本位上，守护住时间那端的生机。
赵蕤言：“匠守其矩，农守其时。各安其位，各尽其诚，是为德基。”这袋种子，守的不是一时的粮，而是文明薪火相传的根脉。正是无数个“杜丰”在其位、尽其诚的“小德”，如涓滴汇流，延续了那些宏大叙事得以演绎的河床。
四：在平凡具体的生活中，修“得宜”之德
读罢《长短经》，再回望这些尘封的故事，我们或许会放下对“完美道德”的刻板想象。赵蕤揭开了“德”的温情面纱，露出了它作为一种普适实践智慧的本来面目。它不提供标准答案，只提供一种思维框架：
在任何情境下，首先问“此时、此地、此位，何为‘得宜’？”
赵蕤看的十分清晰，也给我们修养德行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切不可成为“愚德”。
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而言，赵蕤的启示或许更为亲切：修德，并非背诵经典，而是锻炼一种在具体生活场景中，做出最恰当、最负责任选择的能力。
我们普通人是没有机会站在改变历史的风口浪尖之上的，多是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东家长西家短的琐碎里过活，但我们也可以践行我们自己的德行，“一日一善”是德；忠孝友悌，是德；矜孤恤寡，是德；忍辱涵容，是德；不嗔不怒，是德……这都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只要坚持去做，日日行又何惧千万里……
一本好书，一篇好文，一杯好酒，一碟好菜，如对一位好友，不亦天下快事！！！
我缓缓阖上书本，仔细地品味着古人的智慧，如沐春风如饮醇醪，觉得身心澄净，元气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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