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面临财政危机、资金或在2026年7月前耗尽的消息，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不断被媒体和国际组织披露，引发全球广泛关注。这一事件并非突发性灾难，而是长期结构性矛盾、政治博弈与制度缺陷交织演化的结果。要全面理解这一现象，必须从联合国的财政机制、成员国义务、历史欠款问题、地缘政治影响、内部管理效率以及国际秩序变迁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剖析。联合国作为二战后最重要的多边主义机构，其财政健康直接关系到全球和平、安全、发展与人权事业的推进能力。一旦其核心运作资金枯竭，不仅维和行动、人道援助、气候变化应对、难民救助等关键项目将陷入停滞，更可能动摇整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根基。因此，这场财政危机远非单纯的“缺钱”问题，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今世界治理体系的深层裂痕。
联合国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两大部分：一是常规预算（Regular Budget），用于维持秘书处日常运转、大会、安理会等主要机构的基本职能；二是维和预算（Peacekeeping Budget），专用于全球各地的维和行动。这两类预算均由会员国根据“支付能力原则”分摊，即经济越发达、国民收入越高的国家承担比例越高。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长期以来是联合国常规预算和维和预算的最大摊款国，常规预算分摊比例约为22%，维和预算约为27%。中国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提升，分摊比例也逐步上升，目前分别约为15%和15%左右。此外，还有大量自愿捐款用于专项基金，如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但这些并不计入法定摊款义务。
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定摊款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联合国缺乏强制执行机制。《联合国宪章》第十九条规定，凡拖欠摊款数额等于或超过其前两年应缴总额的会员国，将丧失在大会的投票权。但这一条款在实践中几乎从未被严格执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起，美国国会就经常以“联合国效率低下”“改革不力”或“政策不符合美国利益”为由，拒绝全额缴纳会费。这种“选择性付款”行为逐渐成为常态。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更趋强硬，多次威胁削减甚至退出多个专门机构（如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并大幅拖延常规预算和维和预算的拨款。尽管拜登政府上台后试图修复多边关系，承诺恢复部分资助，但受制于国内政治极化和国会共和党人的掣肘，实际拨款仍严重滞后。截至2025年底，美国拖欠联合国常规预算的金额已超过10亿美元，维和预算欠款更是高达数十亿美元，成为联合国财政赤字的最大单一来源。
除了美国，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欠款。部分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困难确实无力按时缴纳，但更多时候，欠款是一种政治姿态。例如，俄罗斯近年来因乌克兰战争受到西方制裁，也以“抗议西方主导”为由减少对联合国核心预算的支持；以色列则常因不满联合国某些决议（如涉及巴勒斯坦问题）而延迟付款。更复杂的是，一些国家虽缴纳法定摊款，却通过附加政治条件的方式影响联合国决策，例如要求特定项目不得资助某些国家，或要求人事任命必须符合其地缘利益。这种“附带条件的出资”实际上削弱了联合国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联合国自身在财务管理上也存在长期诟病的问题。尽管历任秘书长都推动过行政改革，试图提高透明度和效率，但官僚体系庞大、程序繁琐、部门重叠等问题依然突出。例如，维和行动的后勤保障成本高昂，部分特派团被指反应迟缓、腐败滋生；秘书处内部存在大量重复岗位，信息技术系统老旧，导致资源浪费。批评者指出，联合国每年花费数亿美元在纽约总部维持一个高度仪式化的外交剧场，却在非洲、中东等真正需要援助的地区捉襟见肘。这种“头重脚轻”的结构加剧了捐助国的不满，也为拖欠会费提供了口实。
此次2026年7月资金耗尽的预警，是由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在2025年10月正式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主要摊款国持续拖欠，常规预算现金流已降至危险水平。若无紧急注资，联合国将在2026年第二季度末无法支付员工工资、租金、安保及基本运营费用。更严峻的是，维和预算同样告急，多个维和特派团（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马里等地）面临断供风险，可能导致当地安全局势急剧恶化，甚至引发新一轮人道灾难。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会员国履行财政义务，强调“联合国不是可选项，而是人类共同安全的基础设施”，但收效甚微。
这场危机的深层根源，其实反映了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深刻转型与失衡。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曾一度被视为“新世界秩序”的核心，获得广泛支持。但随着单边主义抬头、大国竞争加剧、民粹主义蔓延，多边主义本身遭到系统性质疑。许多国家开始将国际义务视为负担而非责任，优先考虑国内政治议程而非全球公共利益。联合国作为多边主义的象征，自然首当其冲。此外，全球南方国家对联合国“西方主导”的不满也在累积。他们认为，尽管分摊比例基于经济实力，但决策权仍牢牢掌握在安理会五常手中，尤其是美国通过财政杠杆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这种“出资—控制”的不对称关系，使得部分国家对缴纳会费缺乏内在动力。
从历史角度看，联合国并非首次遭遇财政危机。1960年代刚果危机期间，因苏联和法国反对联合国介入，导致维和经费短缺，时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不得不依赖自愿捐款，最终引发宪政争议。1990年代末，美国欠款也曾导致联合国濒临停摆，后经克林顿政府与国会妥协才得以缓解。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前的危机发生在全球化退潮、信任赤字扩大、全球挑战（如气候危机、大流行病、人工智能治理）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联合国的作用本应更加重要，却反而因财政困境而功能萎缩。这是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悖论：世界越需要联合国，联合国却越没钱做事。
这一事件带来的教训极为深刻。首先，它暴露了国际法在执行层面的软弱性。《联合国宪章》虽具法律效力，但缺乏强制执行力，使得大国可以轻易规避义务而不受实质惩罚。这说明，仅靠道义呼吁无法维系多边体系，必须建立更具约束力的财政履约机制。其次，它揭示了多边主义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张力。在民族主义回潮的时代，各国更倾向于“本国优先”，将国际组织视为工具而非共同体。若不能重建对多边价值的共识，联合国的合法性将持续受损。第三，它凸显了联合国自身改革的紧迫性。若不能显著提升效率、透明度和问责制，即使资金到位，也难以赢得公众和政府的信任。
那么，未来应如何应对？短期来看，联合国必须采取极端节流措施：暂停非核心项目、裁员、缩减会议规模、推迟设备更新等。同时，秘书长应更积极地与主要欠款国（尤其是美国）进行高层外交斡旋，争取政治承诺和分期付款安排。中期而言，可探索财政机制创新。例如，设立“应急流动性基金”，由信誉良好的会员国预先注资，以应对现金流危机；或引入“自动扣款”机制，允许会员国授权联合国直接从其央行账户划转摊款（需修改宪章或通过大会决议）。此外，可考虑适度调整分摊公式，将“政治合作度”“履约记录”等纳入考量，对长期拖欠国提高分摊比例或限制其在某些机构的代表权。
长期解决方案则更为根本。一是推动《联合国宪章》修订，强化财政义务的法律后果，例如明确拖欠超过一定期限即自动暂停投票权，并设立独立仲裁机制处理争议。二是深化结构性改革，将更多资源向实地行动倾斜，减少总部官僚成本；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行政效率；建立绩效评估体系，将资金分配与项目成效挂钩。三是重建多边主义的政治基础。这需要大国展现领导力，尤其是中美两国应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有限合作，避免将多边机构完全工具化。同时，加强与区域组织（如非盟、东盟、欧盟）的伙伴关系，形成多层次全球治理网络，减轻联合国单一机构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必须重新思考“全球公共产品”的融资模式。传统摊款制已显疲态，可探索混合融资机制：例如发行“全球公益债券”，吸引私人资本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项目；对跨国数字服务、航空航运碳排放等征收“全球税”，所得收入定向支持联合国核心职能。这类创新虽面临主权让渡的敏感问题，但在气候危机等生存性挑战面前，或许将成为必要之选。
最后，这场财政危机也给普通公民带来启示。联合国并非遥不可及的外交机构，其运作直接影响全球疫苗分配、难民保护、海洋污染治理、妇女权益推进等切身议题。公众应意识到，支持多边主义不仅是政府责任，也是公民责任。通过舆论监督本国政府履约、支持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事务、传播多边合作的价值，每个人都能为维系这一人类共同制度贡献力量。
综上所述，联合国2026年财政崩溃风险是一场由历史积弊、政治短视、制度缺陷与时代变局共同酿成的复合型危机。它既是对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的严峻考验，也可能是推动深度改革的契机。若各国继续放任自流，联合国或将沦为象征性空壳，全球将陷入“无政府式竞争”的危险境地；若能以此为警钟，推动财政纪律、治理效能与多边共识的重建，则有望锻造一个更坚韧、更公平、更有效的联合国，真正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历史站在十字路口，选择权在每一个成员国手中，也在每一个关心人类未来的个体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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