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央视元旦晚会后台，工作人员正忙得脚不沾地，一个金发碧眼的小伙子突然凑过来，操着一口比北京胡同大爷还地道的京片子问：“劳驾，姜昆老师在哪儿？我找他拜师学相声。”
这话一出口，周围人都愣了——这老外，中文咋这么溜？
这个小伙子叫马克·亨利·罗斯韦尔，后来有了个更接地气的中国名字：大山。谁也没想到，这个说着“玉兰，开门呐”就能让全国观众笑出声的加拿大小伙，会成为第一个在中国相声界站稳脚跟的“洋徒弟”，更没想到几十年后，他会因“把老婆孩子送国外”的举动，被网友追问“是不是嘴上说爱中国，实际捞完就走”。
大山和中国的缘分，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结下了。他爷爷当年在河南商丘当医生，当地百姓都喊他“饶大夫”——其实就是“罗斯韦尔”的中文谐音。小时候，大山总听爷爷讲中国故事：
黄土坡上的风沙、田埂边的手扶拖拉机，还有看完病后笑着道谢的中国老乡。那会儿他还不懂这些故事意味着什么，只觉得“中国”是个特别亲切的词，心里悄悄埋下了一个去中国的梦。
19岁那年，大山报考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第一次听到老师喊他“路世伟”这个中文名字时，他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却偷偷在心里乐：终于离中国更近一步了。
没多久，他干脆把中文从选修课改成主修，还凭着一股钻劲拿到全额奖学金，被派往北京大学深造。
1988年的北京，冬天风比他老家渥太华还“猛”，宿舍楼水压不稳时常断水，可大山每天抱着《现代汉语》啃字根、练声调，连食堂打饭都要跟师傅多聊两句练语感。老师见了都打趣：“你怕不是上辈子就是北京人吧？”
命运的转折点，藏在一场偶然的演出里。那年央视元旦晚会征集外国留学生节目，大山被推荐上台，演了个憨厚的退伍青年“许大山”。一句“我回来睡觉啊”的台词，配上他认真又有点笨拙的表情，逗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
演出结束后，不少人劝他趁热度走影视路线，可大山却在北大听了姜昆、唐杰忠的《特大新闻》后，彻底迷上了相声——在他眼里，这门讲究“说学逗唱”的艺术，比任何表演形式都有意思。
为了拜姜昆为师，大山可没少下功夫。一开始姜昆没答应，毕竟相声圈讲究“根正苗红”，哪能随便收个“洋徒弟”？但大山认准了就不撒手：每天天不亮就练绕口令，嘴皮子磨得起泡；遇到不懂的梗，不管是相声前辈还是胡同里的大爷，他都凑上去请教。
这份执着终于打动了姜昆，拜师仪式没铺张，就在文工团排练厅，几位前辈作见证，简单却郑重。后来大山说：“相声让我更懂中国，也让我更像一个中国人。”这话不是客套，他台上说的段子、用的包袱，都透着对中国文化的真理解。
从1991年第一次上春晚，到2011年最后一次露面，大山四次登上春晚舞台，搭档过马季、赵炎、潘长江，几乎把老一辈喜剧圈的“半壁江山”都合作了个遍。
事业顺风顺水时，他也收获了爱情——在文工团排练时认识了重庆姑娘甘霖，谈了三年恋爱，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像相声里的“正活”，稳稳当当。
可就在大家以为大山会一直“吃相声这碗饭”时，冯巩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你不能总是这个身份，观众喜欢你，但也会腻的。”大山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再怎么努力，在观众眼里始终是“洋相声演员”，困在“外国人说中文”的猎奇标签里。于是他慢慢淡出春晚，减少综艺，最后干脆宣布：不做相声演员了。
消息一出来，外界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吃够了中国的红利就跑”，有人猜他“回加拿大养老了”。
更让人疑惑的是，大家发现大山把妻子和孩子都送到了加拿大，这一下“心口不一”的质疑声更响了，微博评论里满是“不是说爱中国吗？怎么不把家人留在这儿”的追问。
面对质疑，大山没急着辩解，直到后来在一次访谈里才淡淡解释：“我不想让他们被镜头和标签困住。”
原来他是怕家人被聚光灯打扰，虽然孩子在加拿大上法语学校，但住在华人区，从小就跟着大人讲汉语、背古诗，《赤壁赋》能流利地背下来。
为了兼顾家庭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大山一年要在中加两国飞十几次，既要当孩子的爸爸，也要继续做文化的“传声筒”——他在加拿大开了中文俱乐部，教外国人说快板、念古诗，还搞了档《大山侃大山》的节目，把脱口秀和相声揉到一起，照样玩得有滋有味。
如今大山已经60岁了，头发白了些，背也有点驼，但每天还是会钻进家里的工作室录视频：有时候念几句唐诗，有时候讲汉字的词源，有时候聊中文里的趣味梗。
镜头前没有华丽的灯光，也没有热闹的布景，就他一个人慢慢说，不急不躁。他早不是当年穿大褂说相声的“洋笑星”了，可那份对中国文化的认真劲儿，一点没变。
有人拿他和同期的周炜比，周炜当年也是春晚常客，后来因为回怼网友翻了车，风评一落千丈；而大山虽然淡出公众视野，提起他，大家还是会说一句“他是真喜欢中国”。
其实哪有什么“心口不一”，不过是有人选择在聚光灯下热闹，有人选择在角落里坚持——大山选择了后者，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爱着他从小听到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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