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司令，电报来了，北京让您即刻北上！”副官推门就喊。 海风正从胶州湾吹进来，谭希林压着地图的手不自觉一紧，他还想着怎么把长山列岛的火炮阵地再往前挪两百米，没料到下一个任务竟与海防无关。
火车当晚发车。车厢里，战士们在讨论解放海南的动向，谭希林却盯着窗外漆黑的轨道，心里犯嘀咕：中央到底让自己去哪儿？野战军出身的他，下意识以为是另一场会战。结果到北京一听——外交部报到。消息像一颗“闷雷”，把他炸得一时说不出话。
坦白讲，他对外交二字几乎空白。自1926年进黄埔起，他跟枪炮、堑壕、奇袭混在一起。外交意味着西装革履、词锋过招，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第二天一早，他赶去军区驻京办见许世友，想讨个主意。
许世友正掸着烟灰，听完便咧嘴笑：“老谭，你好歹黄埔出身，见过世面，不是山沟里的土皇帝。中央要的就是能打仗又能谈判的料，你逃得了吗？”一句话，说得谭希林既好笑又犯难，偏偏军人天职就是服从，他只得点头。
1949年12月初，谭希林带着妻子吴文彬和三个孩子坐上进京列车。一路北上，雪沿着车窗划过。进城那天，北京城刚下过一场小雪，长安街两侧的法国梧桐仍挂着残叶。他们被安排在前门外煤市街的新华饭店，欧式楼梯、旋转扶手、黄铜壁灯，一切新奇到让孩子们瞪圆了眼。夜里，第一次躺在弹簧床上，谭希林翻身就晃，忍不住嘀咕：“这玩意儿像趟小船。”
几天后，他走进外交部大门见到周总理。周总理站在窗前，递来一杯热茶：“希林同志，你从前穿军装；现在，外交官是不穿军装的战士。”一句话把武装斗争和外交斗争搭起了桥。谭希林仍担心：“报告，总理，我连咖啡勺该摆哪边都搞不清。”周总理摆摆手，笑得爽朗：“不急，我们有培训，刀叉和谈判一样，都能练出来。”
1950年1月，第一期“将军大使”集中培训班在北京饭店开课。课程密集：上午国际法，下午外语，晚上礼仪。课堂上，翻译老师用俄语读《国际形势简报》，几十位将军一句句跟读，声音像冲锋号。有人开玩笑：“咱打过日军、国军，现在要攻克英语、俄语、捷克语。”笑声里，是不服输的劲头。
礼仪课最“折磨”人。那天中午，长桌铺着雪白台布，一排银质餐具闪亮。服务员端上闷罐牛肉、奶油大虾，刀叉匙依次摆好。谭希林坐在靠窗的位置，盯着那一排明晃晃的刀叉，半天没动。旁边的姬鹏飞小声嘟囔：“别看我，我也懵。”结果，这帮粗线条的将军硬是吃了三个小时。散席时，谭希林揉着肩，对旁人说：“攻碉堡不过半小时，攻西餐真费劲。”
理论课之外，周总理还安排他们听取建国前夕中央关于“另起炉灶”的决策经过。外交要从零起步，对外既要争取承认，又要防范孤立。谭希林明白了：过去在战场上争夺制高点，现在是在谈判桌上争夺发言权。道理通了，抵触心理少了一半。
培训进入第三个月，老师开始模拟谈判。谭希林分到“东道国代表”角色，要用俄语致辞。他临场记不住全部词句，干脆把战场上“冲锋”二字塞进去，全班哄笑。课后外语老师说：“大使，语言得讲分寸，可不能随便上刺刀。”一句提醒，他暗暗发狠，晚上灯下背单词到嗓子沙哑。
吴文彬的挑战也不少。过去她习惯粗布衣，现在要学穿旗袍、别胸针。礼宾司专门为夫人们开了仪态课：走路要微抬下巴，坐下脚踝并拢。她回宿舍试走了几十遍，脚后跟都磨破。谭希林心疼，给她倒热水泡脚。她笑着说：“前线缝衣喂马都能行，这点难不倒我。”
1950年6月，外交部公布任命——谭希林，驻捷克斯洛伐克特命全权大使。那天傍晚，他收到任命书，捏在手心半天没说话。夜风吹动窗帘，灯光映在墙上像旗帜飘扬。他突然想起临来北京时，许世友那句玩笑：“中央自有道理。”现在看来，确实如此。
8月初，赴任前最后一次培训汇报。谭希林用捷克语念完欢迎词，发音生硬却句句完整。周总理在台下轻轻鼓掌，他心里那块石头算落了地。转身下台时，他悄声自问：“山大王能学会敲刀叉，我也能学会谈判桌上的出招。”
9月，北戴河海面刚起晨雾，谭希林和家人乘火车经莫斯科转布拉格。离京前，他在车站遇到许世友，两人默默握手。许世友用劲拍了拍他的肩：“记着，你代表的不只是你自己，还有八路军、华东野战军，别掉链子。”谭希林点头，举手敬礼，列车汽笛声中，只留下一句“放心”。
到布拉格后，他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举行招待会，而是走访当地工人组织，倾听他们对新中国的看法。据随行记录员回忆，这位大使常把地图摊在使馆桌上，研究捷克的工业布局，俨然回到作战指挥状态。几年后，《人民画报》刊出题为《将军大使在布拉格》的照片，镜头里，他身着深色礼服，站姿却依旧像在军营——腰杆笔直，目光锐利。
回首那段从战场到外交场的急转弯，既出于国家需求，也离不开个人坚韧。谭希林后来对友人说：“打仗是硬碰硬，外交是软中带硬。本质都一样——要让祖国少受委屈。”这句朴实的话，被秘书记录在案，如今读来依然有股子火药味，也闻得到墨水味。换了场合，不换初心，或许正是“将军大使”这四个字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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