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京城那扇朱红大门，彻底把孙健挡在了外面。
上头的调令冷冰冰地压下来：国务院副总理的帽子，摘了。
没开庭，也没蹲大狱，但这滋味儿，对个曾登顶权力巅峰的主儿来说，跟判了死刑没两样——只不过是精神上的，叫社会性抹杀。
昨儿个还是国家栋梁，管着全国的工业大盘，走到哪儿警卫随行，坐下就是C位；今儿个就被发配回老家，重返天津内燃机厂，变回了那个满身油污的干活人。
那年，孙健才四十二。
不少人搬着板凳等着看戏。
在那风云突变的档口，因路线偏差摔下来的大有人在。
有的神经错乱，有的自我了断，还有的一蹶不振，在本该干事儿的岁数活成了行尸走肉。
大伙都在心里犯嘀咕：孙健会不会也走这条道？
连厂里的老伙计见了面，都不知道这脸该往哪儿搁，喊声“首长”烫嘴，喊名字又不敬。
可孙健心里早就拿定了主意。
就这一个念头，保了他后半辈子二十年的体面。
他重新套上那件沾满油泥的工装，没觉着扎身子。
这事儿乍一听，挺玄乎。
俗话说，这就好比从云端跌进泥潭，心理落差大得没边，他咋填平的？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去查查孙健的老底，你会发现：这天会来，他心里早就演练过八百回了。
对这次“硬着陆”，他看得通透：本来就是赤条条来，怕什么尘土沾身。
把指针拨回1975年。
第四届全国人大会场上，名单一念出来，底下炸了锅。
三十九岁的孙健，一步登天成了副总理。
啥概念？
以前坐这把交椅的，那是打江山的元勋，是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老将。
孙健算哪根葱？
天津内燃机厂的一个翻砂工，基层爬上来的。
那时候局势特殊，讲究“工人阶级当家”，为了彰显政权成色，国家得从工农兵里挑尖子进核心层。
孙健，就是那个被时代浪头拍上岸的“锦鲤”。
跟他一块儿中奖的，还有纺织女工吴桂贤，老农陈永贵。
这种“坐火箭”式的升迁，搁现在看绝对离谱，甚至透着股凶险劲儿。
孙健自个儿心里有数吗？
门儿清。
坐在这个位子上，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
头一条：入戏太深。
真拿自己当盘菜，摆谱儿，享受特权，甚至掺和进那些乱七八糟的争斗里，给自己捞本钱。
第二条：保持清醒。
就把这当个临时差事，别当成铁饭碗。
孙健选了后者。
他任期内管工业。
这活儿烫手得很。
那会儿工业系统乱成一锅粥，生产几乎停摆。
换个油滑的，估计就躲办公室喝茶画圈了。
毕竟，多干多错，不干没错。
可孙健没闲着。
虽说是坐“直升机”上来的，脚底下可没踩棉花。
三年里，他带队跑了一百多家厂子。
不是走马观花剪彩，是扎下去蹲点。
他本就是车间里混出来的，听机器响比听官话顺耳。
他攒了一堆一手材料，琢磨路子，拼命在那个动荡岁月里，给国家工业吊住那口气。
如今回过头看，这其实是种极高明的“生存哲学”。
因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乌纱帽是上面赐的，随时能收回去；但手艺和阅历是长在肉里的，谁也抢不走。
这种通透劲儿，还得从1951年说起。
那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十五岁的半大孩子孙健进了厂。
那会儿的孙健，日子就一个字：苦。
1936年生在河北定兴穷窝窝里，两岁就撞上抗战全面爆发。
童年是在鬼子刺刀下和饥荒里熬过来的，大字不识几个。
对这种苦孩子来说，能进厂捧上铁饭碗，那是祖坟冒青烟。
哪怕分给他的是翻砂活。
干过铸造的都懂，翻砂是车间里最脏累的坑。
高温烤着，粉尘呛着，死命出力气，一天干下来，全身上下就牙齿是白的。
一般学徒，熬个两三年就开始琢磨跳槽，要不就磨洋工混日子。
可孙健硬是在这坑里扎了根，把苦活当成了修炼场。
凭着这就股狠劲儿和好身板，他让大伙儿都服气。
1958年，二十二岁入党，后来一步一个脚印提了干。
这阶段的升迁，跟后来1975年那次“一步登天”完全两码事。
这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1970到1973年，他在天津一机局、生产指挥部、市委都挑过大梁。
这些履历说明了个理儿：撇开时代那阵风不谈，孙健本人确是个有能耐、有闯劲的工业操盘手。
正因为有了这段“地基”，1978年那场“地震”，才没把他震塌了。
视线拉回1978年被免职那会儿。
从副总理跌回翻砂工，不光是待遇归零，更是把脸面撕碎了。
换个角度琢磨，要是那种靠钻营爬上去的主儿，这会儿估计早崩了。
因为他们的斤两全挂在那个职位上，官没了，人也就废了。
可孙健却出奇的淡定。
他对工友说了句话，后来成了他一辈子的写照：
“不管搁哪儿，不管干啥，都得好好干。”
这可不是场面话，是心里的大实话。
他盘算得清楚：
要是因被撸了官就颓废，那就坐实了自己是个“政治暴发户”，证明自己离了那个头衔啥也不是。
可要是能把工人这活儿干漂亮了，那就证明自己还是当年那个硬汉孙健，证明自个儿的价值不靠官位撑着。
于是，天津内燃机厂的车间里，大伙又瞧见那个熟悉的身影。
没怨言，没牢骚，该咋干咋干。
这心态，叫“八风不动”。
世道变了，境遇变了，身份变了，但这颗心稳住了。
这种强悍的心理素质，让他往后的日子里赢回了尊严。
组织上也没把这位老黄牛彻底忘了。
后头十几年，凭着过硬的手艺和作风，孙健又接手了天津机械厂和中国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的担子。
虽说跟“副总理”比起来，这职位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在孙健眼里，没两样。
活儿交到手里，就得干出个样儿来。
哪怕到了生命最后几年，他还是那个乐呵劲儿。
1997年，孙健病逝，享年六十一。
纵观这一辈子，跟坐过山车似的。
起步是穷苦农家，爬坡到翻砂工，猛冲到国家副总理，然后垂直俯冲回原点。
旁人光盯着大起大落看热闹，却忘了那个坐在车上的人。
面对命运这种恶作剧，只有两类人能毫发无损。
一种是傻子，啥也不懂，给啥接啥。
一种是智者，看透了名利那层皮，分得清啥是借来的，啥是自个儿的。
孙健明摆着属于后者。
他的故事，其实给后人留了个极有分量的思考题：
当外界给你的光环突然灭了，你还剩个啥？
要是剥了平台、职位、头衔这层皮，你这个人本身，还站得住脚不？
孙健用后半生交了卷：
能上九天揽月，也能下五洋捉鳖。
只要手里的活儿没丢，心里的气儿没泄，这就不是悲剧，而是换了个活法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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