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4日，大上海改天换地正好满七天。
周恩来专程来到一户人家登门拜访。
屋主人是黄炎培。
这会儿，老爷子的处境挺让人唏嘘：一边是即将出任新中国副总理的荣耀；另一边，刚收到的噩耗像块大石头压在心头——二儿子黄竞武，七天前被国民党特务活埋了。
面对总理的宽慰，黄炎培说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大意是：
竞武不过是个搞技术的，只因为帮着民主做事，就遭了毒手。
我这把老骨头虽然年纪大了，但劲头还在，往后更要跟着大家伙儿好好干。
这番话，乍一听理智得过分，甚至像是在打官腔。
可你要是细看黄家的历史，就会明白，这份“淡定”底下，藏着咱们中国人半个世纪以来，在“活下去”和“豁出去”之间的生死抉择。
在他们家的算盘上，有些账，不算利弊，只算存亡。
把日历翻回1949年那会儿。
当时的上海滩，空气里全是火药味儿。
国民党眼看要完，有点路子的都在忙活两件事：换黄鱼（金条）、抢船票。
去哪儿？
非台即美。
其实，黄竞武手里的牌，那是顶顶好的。
论学历，清华底子，哈佛经济学硕士；论地位，中央银行稽核所一把手。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节骨眼，他只要点个头，拖家带口去美国过舒坦日子，简直是小菜一碟。
连国民党撤退那会儿，都把他划进了“抢救人才”的圈子里。
走，还是留？
照理说，聪明人不立危墙之下。
可黄竞武心里的算盘，打法不一样。
身在央行，他太清楚蒋介石在搞什么鬼——那帮人正拼命把国库里的家底儿往台湾搬。
学经济出身的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是上海被掏空了，共产党接手的就是个烂摊子。
没钱傍身，票子就是废纸，几百万老百姓连口稀饭都喝不上。
那时候，摆在他跟前的路就两条：
路子一：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去美国当寓公。
路子二：利用手头的权，把账本扣下，拦着他们转移资产。
走第二条路，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当时的上海，特务头子毛人凤早就杀红了眼，沾上一点“通共”的边儿就是个死。
黄竞武偏偏选了这条死路。
他借着职务方便，偷偷把央行的账目、档案复印整理，想尽办法把钱扣下来。
他还到处劝身边的生意人：“别跑，留下，新中国有奔头。”
在毛人凤看来，这就是往枪口上撞。
1949年5月12日，人被抓了。
特务把他关在南市车站路那边的保密局。
那几天，老虎凳辣椒水全用上了，目的就一个：交出地下党名单，认个错，或许还能留条命。
黄竞武硬是一声没吭。
听后来的狱友讲，提审的时候，这位哈佛高材生指着特务的鼻子痛骂：“你们这就是法西斯！”
5月17日大半夜，离上海解放就差十天。
特务们等不及了，也可能是吓破了胆。
他们把黄竞武和其他12个志士捆成粽子，推到监狱大院的空地上，挖个坑，直接活埋。
就差十天啊。
后来有人嘀咕，说黄竞武太傻，好好的技术官僚，非要往政治漩涡里跳。
可在黄竞武看来，这不是投机，这是读书人的气节。
在他的公式里，国家的金融命脉，比他这百十斤肉重得多。
二哥倒在天亮前头，老三黄万里，则在天亮后的大中午，选了另一种“硬碰硬”。
如果说二哥是跟国民党的枪杆子对着干，那黄万里这辈子，是在跟“违背常识”对着干。
这人也是个天才。
大哥搞哲学，二哥搞经济，老爹黄炎培看着老三，手一挥：“你去学修桥治水。”
于是，黄万里进了唐山交大，后来留美，拿了康奈尔的硕士、伊利诺伊的博士。
回国后，那是响当当的水利大拿。
可在那个年头，当专家不容易，当个只讲真话的专家更是难上加难。
黄万里这一辈子，算是跟“三峡”这俩字杠上了。
关于修不修大坝，当时是一边倒的叫好。
毕竟，高峡出平湖，发电量大，听着就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只有黄万里站出来唱反调：不行。
他的理由不是瞎嚷嚷，全是科学推算。
他说长江三峡建坝截断沙流，上游水位肯定抬高，到时候洪水泛滥；虽然能发电，但对地理环境的破坏没法逆转，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他甚至放话：“这高坝要是修了，早晚得被迫炸掉。”
这话一出，四座皆惊。
在那个讲究“思想统一”的时候，这种话简直是找不痛快。
那会儿，黄万里也面临一道选择题：
路子一：随大流，哪怕心里不同意，嘴上别说。
凭他的资历，稳稳当当做个学界泰斗没问题。
路子二：公开反对，哪怕被孤立、被批斗，甚至被打倒。
换做一般人早选第一条了。
毕竟工程是国家的，日子是自己的。
但黄万里选了第二条。
下场可想而知。
作为国内外闻名的水利专家，他的建议不光没被采纳，反而因为这股子“不识时务”的劲头，吃尽了苦头。
他这一生，大半辈子都在郁闷里过活。
直到晚年病重昏迷，守在床边的学生还能听见他念叨：“三峡！
三峡千万不能上！”
你说他图啥？
图名？
那是骂名。
图利？
那是穷得叮当响。
他图的，就是作为科学家的良心。
在他心里，科学规律是铁打的，不能因为政治需要就变弯。
明明看见有隐患却不说，那才是最大的失职。
这股“轴劲儿”，跟当年二哥面对特务严刑拷打时的“硬骨头”，其实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可惜，老天爷对黄家的考验，还没完。
要是说黄竞武是壮烈，黄万里是悲壮，那老五黄必信的遭遇，只能说是惨烈。
黄必信本来在大连工学院教书，讲电工学。
这本该是个最安稳的行当，远离是非圈，教书育人。
可覆巢之下，哪有完卵。
1961年，黄必信被打成“右派”。
到了特殊时期，风暴又来了。
对于像黄家这种把脸面看得比命重、讲究“士可杀不可辱”的读书人家庭，没完没了的羞辱比死还难受。
最后，黄必信选了自杀。
这还没完。
他媳妇余启运，因为受不了逼迫，从楼上一跃而下。
小女儿黄可清，在乱哄哄的世道里不知去向，到现在是死是活都没人知道。
原本好端端的一个书香门第，转眼间家破人亡。
咱们再回过头看看那位当爹的——黄炎培。
新中国成立后，他位高权重。
可另一头，他是个没了大儿子（早死）、二儿子（牺牲）、五儿子（自杀）的老头子。
他还眼睁睁看着三儿子因为讲真话到处碰壁。
这滋味谁受得了？
换作普通人，估计早崩了，或者对这个世道满腹牢骚。
但黄炎培没有。
晚年的黄炎培，忍着丧子之痛，但在公开场合从来没发过一句怨言。
他对国家大事照样上心，对毛主席照样敬重，对党的领导照样深信不疑。
这是为啥？
老糊涂了？
还是为了保全剩下的家里人不得不低头？
都不是。
黄炎培是打晚清、民国、军阀混战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
旧中国的烂摊子他看得太多了。
在他那一代人的天平上，有一块砝码特别重，那块砝码叫“国运”。
他心里清楚，一个新政权要想立住脚，肯定得经历剧痛，付出代价。
而他们这个家，恰恰成了付代价的那拨人。
他对周总理承诺“愿更加努力”，不是客套话。
那是因为他把二儿子的死，看作是给这个国家交的“投名状”。
要是他因为自家的悲痛就否定了整个新中国，那儿子的血就真白流了。
这种清醒，近乎残酷。
黄家这几代人，其实都在做同一道选择题：
当个人命运跟国家洪流撞车的时候，咋办？
黄竞武选了拿命去堵国库的窟窿；
黄万里选了拿前途去护科学的真理；
黄炎培选了拿隐忍去守大局的稳定。
他们没一个选“精致利己”。
13个孩子，除了早夭的，几乎个个成才，却又个个坎坷。
看着像是命运捉弄，其实是家风使然。
黄炎培治家严得很，他教给孩子们的本事，足够让他们在哪个朝代都过上好日子。
但他灌输给娃们的道理，却注定了他们不会走那条舒坦路。
因为在这个家的家风算法里，有些东西，比命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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