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端升返国细节|哈佛大学|日记|钱端升

原创：贺卫方，内容来自公众号“慕槐”。

晚年的钱端升在自述中这样写道：

新中国诞生前夕，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一九四八年秋。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当时，虽有美国友人劝我暂时留美教书，但我已经看见新中国的曙光，决心回国。经多方设法，在旧金山觅得船只启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终于回到北平。不久我被推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此时，北平即将解放,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并配合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同学做好了一切护校准备。一九四九年一月，终于迎来了北平的解放。（钱端升：“我的自述”，载《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这篇自述又收入赵宝煦等，《钱端升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页三九〇-三九八）

回头读钱氏日记，我们知道他在哈佛的客座教学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就结束了，之后半年的时间里，他先是投入很大心力将在哈佛的讲稿整理成书，即一九五〇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的政府与政治》，与此同时也与美国学界以及在美从事外交事务的诸多人物交往频繁。这段时间日记都很简短，差不多像是行事历一般只是一两句，很少详细纪事和抒发内心情感。不过，在回程逗留于旧金山时，九月二十日起连续三天的日记却包含着引人生疑的细节（下列引文见《钱端升日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上册，页二三一）：

张紫常在Berkeley International House请客，加大客甚多，政系有Oedgand及Gettlle等，Gettelle问我可留否。云明日将电我也。（二十日）

去Berkeley找Gettelle，多次未值，后通电话，始知伊未知原欲请我之事已由Bisson任而别无他事也。（二十一日）

晨去Stanford，由Wright接去，见Easton Rothwell and Graham Stuart，商工作事，未大定。（二十二日）

几天后，二十九日有到旧金山办理护照加长居留期事项，并决意返回麻省剑桥。但东返并未成行，直到十月九日又接到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即Wilma来信，“颇以我之不能定为怪，决计飞返。”这里的“飞返”已是返回中国，到十月二十一日终于登上美国海军运输船启程回国。

查日记中提到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的两个人，Oedgand应是Odegard之误，Gettelle名字的拼写也多了一个“e”。那个时候Peter Odegard和Raymond Gettell都是加大伯克利政治学系的掌门人物。Easton Rothwell时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教授兼副主任，Graham Stuart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上述日记透露出的信息似乎是，钱氏当时试图在加州伯克利或斯坦福大学寻找一份工作，但是伯克利的职位已经确定由Bisson占据了，斯坦福的也未能确定，犹豫难决之下，他甚至有返回哈佛再谋出路的念头，但费慰梅的怪罪可能令他不快，最终还是选择回国了。日记提到的那位Bisson显然是Thomas Arthur Bisson，中文名毕恩来，经济学家、东亚事务专家。他一九三七年六月曾作为亲共刊物《美亚》（Amerasia）杂志编委与执行主编贾菲（Philip J. Jaffe）夫妇以及编委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一同访问延安，二战期间及战后在日本参与美国政府工作，一九四八年即钱端升在旧金山逗留之时，加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政治学教学。因为其亲共倾向，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时期，毕恩来多次遭到国会传讯，最后失去了伯克利的职位，一九六九年转到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担任中国研究教职，一九七九年逝世。

因为相信了钱氏自述，不少作者都愿意强调他在江山鼎革之际毅然返国并与新政权合作的选择。例如，陈夏红在他的一篇文章一开头就这么写道：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寄居在費正清家裏的錢端升，聞知「國內解放戰爭進展十分迅速，形勢發展令人快慰」，遂不顧友人挽留，義無反顧地放棄了哈佛大學客座教授的職位，多方設法回到即將建立全國政權的人民中國。（陈夏红：“钱端升：我大大地错了”，《二十一世纪》二〇〇六年一月号）

钱端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有了钱氏日记，我们知道，早在九月八日钱端升就踏上了西行的路途，十一月早已不在费宅寄居了。“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哈佛客座教授的职位”云云也不存在，因为他在那里的教学任务已经完成，没有续聘之说。另外，钱氏自述中所说，“虽有美国友人劝我暂时留美教书，但我已经看见新中国的曙光，决心回国”，实际上他是在谋求职位未能如愿后才归国的。自述里那样的说辞可谓某种为显示政治正确而作的事后追溯式预判（retroactive prefiguration）。至少从那段时间的日记观察，其中也没有对“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而感到快慰的任何记录。

此外，钱氏三位公子纪念乃父的文章说：“一九四八年由于中国即将解放，他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待遇优厚的邀请，毅然返回祖国。”（见钱大都、钱仲兴、钱召南：“回忆我们的父亲”，收入赵宝煦等，前揭，页五〇-五五）但是，据《钱端升日记》，哥伦比亚大学拟请任教确有其事，但却是一九四九年钱氏已在北平的事。三月九日日记：“Nat Peffer来电云哥大拟请任教，势须却之。”十五日：“覆N. P.电今日发出，却之。”二月二十八日北大已被解放军军管会接管，故“势须却之”。（见《日记》下册，页二五二。邀请者Nathaniel Peffer，中文名裴斐，曾在华二十五年，国际关系专家，一九三七-五八年任教于哥大公法与政府系）

上述似是而非的说法经本人和他人的不断复述，当事人开始时的掩饰经过压力下的一再重复和强化，逐渐变得真假莫辨，最终习非为是，甚至成为内心确信了。用宋人的诗句，可谓“安得两相忘，容我从此逝”；昨日之我逐渐虚化乃至彻底消逝，一个新我走上了历史舞台。